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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表演艺术大师周信芳所创立的麒派（因周信芳艺名麒麟童）艺术，在京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之所以在群众中有极其广泛的影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麒派演出剧目中不少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反映了一定时代的人民群众的愿望，但是另一方面，在表演艺术上，麒派也是群众最喜爱的流派之一，因此，从美学角度来探讨麒派艺术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也是一件饶有兴味和极有意义的工作。
周信芳七岁就以“七龄童”艺名登台，十二岁改为“麒麟童”，十三岁就成为剧团的主要演员，可以说，他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家中早熟的一位天才。周信芳虽然成名很早，但他始终是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他总是一边演出，一边向前辈表演艺术家学习。麒派在艺术上曾经受到王洪寿（三麻子）、潘月樵（小连生）、汪笑侬、谭鑫培和孙菊仙等先辈艺术家的影响，在风格的慷慨激昂，做工的边式稳重上，都有这些前辈艺术家的气质；同时，周信芳是最善于把各家之长，化到自己的表演体系中来的，他不但吸取在老生表演上有成就的各派的优点，甚至隔行的如花脸刘永春、花旦冯子和等的表演艺术，他都加以研究和学习。这就是麒派艺术既有独创的艺术风格，又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缘故。
麒派表演在美学上来说，是属于豪放的风格的，它属于壮美的范畴，而不像余（叔岩）、言（菊朋）派是属于优美的范畴，这从麒派的保留剧目来看，是最明显不过的。如《四进士》、《打渔杀家》、《追韩信》、《徐策跑城》、《文天祥》以及红生戏等，都是风格豪放的、激动人心的好戏。有的戏虽然谈不上慷慨激昂，如《清风亭》，但周信芳演来酣畅淋漓，仍接近于豪放的风格，这是因为，决定演员艺术风格的，不仅在他演出的剧目（当然，剧目对演员风格有很大关系），而且在于演员表演艺术本身的特点。自然的花鸟，大都只能给人以柔美的情感，但风格豪放的画家，能以刚劲有力的线条和笔法，给人以豪放之感，故艺术家的风格的形成，不完全在他所表现的对象，而主要在于他的表现方式。周信芳的豪壮风格，不仅是由于他演出的剧目的内容的缘故，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表演艺术的风格。麒派艺术由朴实的唱腔、沉着的咬字、稳健的动作这三个特点，组成了一种独特的豪放的美的表演风格。
周信芳早年嗓子很好，总要唱到正宫调，但后来嗓音变了，沙哑不亮，一度几乎失音，这对一个京剧演员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然而毅力和苦功终于使他克服了这个严重的困难，周信芳锻炼出了一条沉着有力的嗓音，虽然沙哑，但富有刚劲的韵味。麒派道白之铿锵有力，与周信芳这条训练有素的哑嗓子，不无关系。当然，过去有一些学麒派的，故意把自己很好的嗓子逼哑了，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因为周信芳的嗓子和他的粗犷豪迈的表演风格固然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他是把不利条件变成有利条件，后学者又何必要绕弯子走路呢？
麒派表演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真实性，这是近年来研究麒派艺术的文章常常谈到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艺术都离不开真实性，艺术是生活的真实而又能动的反映。从表演艺术来说，这就是演员必须真实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体现人物性格，这是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麒派艺术，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证实了这条规律的重要性。
麒派表演，首先是忠实于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变化，首先是要恰如其分地表达剧情。周信芳在《十年来的舞台生活》里说过：“从我早年起，在表演上我总是力求真实，无论唱、做、念、打，我总力求情绪饱满，力求体现脚色的性格和当时当地的思想感情。”
周信芳的表演艺术，正是遵循着这样一条现实主义的路线发展的。熟悉麒派艺术的观众，都感到，周信芳只要一上台，马上就进入角色，哪怕是一动不动地一个亮相，从眼神、姿势中就有这个人物的特殊的性格。动中有性格，静中也有性格。
周信芳的表演艺术继承了中国传统舞台艺术的优良传统，在舞台上的每个动作，甚至有时是一个很小的动作，都是为了一定的人物性格和当时的思想感情服务。周信芳是艺术地运用京剧表演程式的典范，同样的程式，由于不同的人物性格和不同的环境，运用的特点就不一样，同样是舞台上的“跑步”，《徐策跑城》和《追韩信》就不同，看来是“刻板”的程式，到了周信芳手里，就赋予了活生生的意义，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力量。
由于特别重视服从人物性格和思想感情变化的需要，在表演手法上，麒派艺术也就比较倾向于写实的性质，所以人们才说，周信芳的唱十分接近语言。的确，麒派唱腔朴直而真实，字字入耳，丝丝入扣，是从戏曲音乐上把日常语言典型化和精炼的结晶。麒派唱腔的装饰音较少，不像马（连良）派那样华丽、花巧，而是于朴实、真实中见功夫，《四进士》里公堂一段〔西皮散板〕“好似鳖鱼把钩吞”，真是又辛酸、又委曲，字字打动听众的心弦。
大家都知道，麟派的做工和道白，最脍炙人口，最能吸引观众，这也是和表演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精神分不开的。一九三〇年的时候，周信芳在《黎园公报》上曾有一篇谈戏曲的唱、做、念三者关系的文章（原题“答黄汉声君”，收在《周信芳戏剧散论》中改题为“唱腔在戏曲中的地位”），其主要精神，就是强调念白和做工的重要，而认为唱腔是戏曲的“附属品”。周信芳这种见解，当然并不很全面，但这是和他在戏剧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立场有内在联系的，他并不是完全否认唱腔在戏曲艺术中的作用，他反对的是不讲剧情，孤立地追求唱腔的花巧的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方法，他说：“‘唱’不是不要，如悲时用二黄，喜时用西皮，腔也是要和剧情吻合才对呢。”
他的主要立论根据是“别只顾耍腔，却忘了戏”。
这种见解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传统舞台艺术现实主义精神的。戏曲界常说，“技不离戏，戏不离技”，也就是既反对戏离开了技的自然主义倾向，也反对技离开戏的形式主义倾向。由于从现实主义精神出发，同时也是从统一的戏剧舞台艺术的要求出发，周信芳特别强调念白和做工的重要，应该说，周信芳这个见解，特别是他根据这个见解所进行的舞台艺术创造，对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戏剧，最初是偏重于唱（曲）的，从诗、词、曲这条发展线索来说，中国戏剧受说唱艺术很大的影响，都重在唱曲，而许多有知识的“文人”，对于演唱的方面，倒是作了一些研究，有过一些总结经验的著作（如明沈宠绥的《度曲须知》等），但对念白和做工就很少有人研究，或者认为这是伶工讲究的东西，不屑研究的。可是戏剧艺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唱、念、做等各个方面统一的，因此有见地的艺术家从来都重视念和做，京剧界有“千斤话白四两唱”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周信芳用自己的艺术实践，把京剧的道白和做工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真实性固然是麒派艺术的主要特点，但是不能认为麒派艺术就是一味的真实，而没有任何美的创造了。我们知道，任何艺术，都是在真实的基础上，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形象的。因为很显然，艺术之美固然是来自生活真实，但不能认为，一切生活真实都是美的；任何艺术品都应该是真实和美的结合，即既不离开生活的真实，又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美化。就艺术创作来说，光顾真实而不顾美的条件，则会陷于自然主义，而光注意美，忽视真实性，当然会陷于形式主义。高明的艺术家总是善于把真实和美巧妙地结合起来。
就中国戏曲舞台艺术来说，真实和美的结合有它的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戏曲舞台艺术之美和话剧舞台艺术之美其要求是不同的。戏曲是歌唱和舞蹈的结合，歌唱和舞蹈固然是人类感情强烈的表现，但终究不是日常生活本身的形式，特别是戏曲舞台上的复杂的歌舞，是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是劳动人民艺术天才的结晶，如果刻板地要求生活的真实，那末这些歌舞恐怕都会被认为“不合情理”的。人在最悲伤的时候，却可以用大量的时间去唱反二黄，这在话剧舞台上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我们看到，戏曲舞台上要求音乐和舞蹈之美。周信芳的道白铿锵有力，给人以真实感，但这种真实感是和美感密切相连的。《四进士》的定场诗，抑扬顿挫，节奏鲜明，很有音乐性，对顾读说的那段大篇道白，愈念愈快，快而分明，快而有节奏，最后“难道说叫她住在庵观寺院”，突然放慢加强，真是疾若急雨，放如长江洪水，气势磅礴，每到这里都博得满堂采声，绝不是偶然的。
中国戏曲舞台上的道白，虽然本身不完全是歌唱，但也有强烈的音乐性——主要在于它的抑扬顿挫具有强烈的节奏感，这无论京白和韵白都是如此——因为中国戏曲的念白，往往要直接过渡到歌唱上去。如《追韩信》的“三生有幸”就是直接从“念我萧何一见如故”的念白来的，关键要在“见”字上延长，利用去声字由低到高，才能带出下面的唱；如果二者悬殊太大，那末美的风格就会不统一。京剧里常用的〔叫板〕，也具有这种性质。这都决定了戏曲的道白，也必须具备音乐之美。
因此，戏曲表演对艺术形式的美有特殊的要求，周信芳正是用自己的朴实的唱腔、沉着的咬字、稳健的动作、充足的中气，在艺术形式上也形成了一种豪壮之美。
任何艺术创作都要真实与美相结合，但在这两者之中可以有所偏重。在京剧表演艺术史上，有偏重于美的形式的，有偏重于真实的；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麒派艺术是偏重于真实性的。周信芳的表演真实性特强，在艺术形式方面，则以朴实见长，虽然也照顾到美的条件，也是一种美的表演风格，但并不着意在形式美上精雕细琢，而是以动作表情的真实感人为艺术上的特点；麒派艺术是在真实之中见到豪放的美的表演风格。
这种表演风格在舞台效果上即在欣赏效果上也有它自己的特点。我们知道，一般说，舞台艺术有两个不可分割的作用，即悦人耳目和动人心弦。悦人耳目即戏剧的娱乐作用，动人心弦即在感情上教育群众；艺术的教育，不是直接的、理论性的教育，而是通过娱乐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达到教育目的，它是通过悦人耳目达到动人心弦的。要悦人耳目，必须有美的艺术形式，要有听觉和视觉的美感；要动人心弦，必须有深刻的内容，有与优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先进的社会思想内容。由形式到内容，这是戏剧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但是悦人耳目和动人心弦这两种因素在具体的艺术品中可以有所偏重。有些如工艺美术品，主要是悦人耳目，有一小部剧目如《十八扯》等，给人一种无害的美感享受，虽说不上有什么教育作用，但悦人耳目，仍然满足人们的美感需要。如果说，有些表演流派（如言派）侧重于悦人耳目，比较重视艺术形式的美的话（这里只是指有些剧目内容比较简单，偏重于表演的抒情性），那末麒派艺术显然和它们相反，是重在动人心弦，重在表达人物的真实感情，通过朴实的表演来打动人的内心，使欣赏者产生一种激动的心情。如宋士杰在公堂上对顾读说出“受贿不多”“三百两”时，不要说顾读听了吃惊，观众也为之一震。周信芳善于把情绪集中在某一个动作、某一句腔、某一句念白上，这样的表演，自然就能直接打动人的内心感情。
从麒派表演艺术中我们不但看到真实与豪放美的高度统一，而且看到麒派艺术是把美融化于真实之中，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深刻地打动人的内在感情。麒派表演给观众留下经久难忘的深刻印象，其原因也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