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

商代史学理论在甲骨卜辞发现后有了两个方面的剧烈变化：首先，这些卜辞以其文字首次提供了直接接触商代历史的一条途径。其次，它最终导致了安阳殷墟的发现和科学发掘。当有字卜骨出现在市场上时，商人们说它们来自河南的汤阴和安阳。1910年，罗振玉在安阳西北小屯村发现了甲骨文的来源，并否定了汤阴来源说。甲骨研究者们便自己来到小屯寻找遗址：1914年明义士、1915年罗振玉、1918年林泰辅。然而这些学者仅仅注重甲骨文字；此外，他们缺乏现代考古学的训练，而这对于下一个必然的步骤——发掘安阳的殷代文化遗址是必需的。

正在这时，现代考古学传入了中国。对于西方汉学家来说，考古工作至迟开始于斯文赫定、勒科克和斯坦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和甘肃的考察，其重要成果是敦煌烽燧遗址的发现以及其他一些成果。日本学者19世纪末在中国东北进行过早期的考古调查。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原，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这些产生了三皇五帝传说和“三代”的地区。到地下去寻找古人遗迹的想法直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周口店北京人和仰韶遗址——第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才产生。20世纪20年代也产生了疑古派，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产生怀疑。以年轻学者顾颉刚为首的这一学派不仅怀疑三皇五帝的存在，而且怀疑“三代”的前两代的存在。

20世纪20年代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关键年代。以前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正统来源的历史文献现在被提出了疑问，但新发现的甲骨文给了它强有力的帮助。新的科学领域——考古学成了一举解决这些问题的万应灵丹。因此，1928年，当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中央研究院和它下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东成立，顾颉刚在五四运动中的战友傅斯年派董作宾去安阳调查是否有和甲骨卜辞一样值得发掘的遗物。

当时33岁的语言学家、河南人董作宾——安阳也在河南，这是他被派去的原因之一——于8月12日至14日去安阳做了调查。这是他的调查报告：

抵安阳之日，为八月十二。下车，即往访河南省立十一中学校长张天骥君。谈及余此次来彰之任务，张君为言其在民国十四年前往调查之情形。谓甲骨出土地，在城西北五里之小屯村。村北里许，即洹水流经处，滨洹农田，皆出甲骨。彼曾偕学生旅行其处，见无字之骨片，田中多有。以木枝向地下掘之，深尺余，即得有字者。又谓在村中购求甚易，若云买字骨，则妇孺咸集，曾以洋一元，买得小片盈掬。惜其物经会匪之乱而丧失，余不得一见耳。张君并言近年出土者仍陆续有之，某君尚获有一完全之龟甲云。

十三日雨，不能赴小屯，乃向城内古董肆访求甲骨。……西门内张姓古董铺，有残甲骨大如指甲者数粒，问以出土地及最近出土之情形，多称不知。他古董商人亦然。盖以余为他乡人而不肯实言也。至钟楼巷遵古斋，肆主王姓，尚诚实，为余言民国初年出土者甚多，最近如九年，十四年，及本年皆有大宗出土。其物有尚未售出者，并允代为搜求。出其所藏数十片，亦甚小，大者长寸许而已。……

次日天色少霁，余乃至十一中学，倩友人徐昭洁君为导，向小屯行。……至小屯购得甲骨数宗，共百余片，价三元。皆为妇孺携来者，如张君所说。间有长二三寸之骨条，索价甚昂，每条约四五元，则一概未买。然由此可证甲骨之出土者多，村人几于家家有之。村人且言，日常有古董客来，收买甲骨，能出重价。惟不要小块者，故挖掘时遇小块则弃而不顾，妇孺辈从旁捡拾，储以待售，余所购皆若辈之物也。其小者仅有一画半文，然余购之意，固不在多获佳品，而在知其出土之情形，并以为此行之纪念而已。

雇一幼童，导吾等至村北，求甲骨之出土地。童指示一沙丘，谓甲骨出于其下。余甚异之，盖罗雪堂于民国四年曾亲履其地，谓“出甲骨之地约四十余亩，又甲骨之无字者田中累累皆是，其地种麦及棉，乡人每以刈棉后即事发掘，其穴深者二丈许。掘后即填之，复种植焉”。又张尚德（天骥）君亦云其地为农田，岂彼等所至非此地耶？抑其附近之地耶？余细审此沙丘之西面，近于棉田之处，有新掘而复填之坑十，于一坑之旁检得无字之骨版一块，确为卜用之骨版，则此童之言似亦非妄。沙丘高出农田数尺，其东为斜下之坡，直达洹河之滨。丘上不能种植，惟有黄沙白草而已。

…………

调查之经过如此。则吾人可由此次调查而知者，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殷墟甲骨，在清光绪二十五年出世，至宣统二年罗雪堂派人大举搜求之后，数年之间，出土者数万。自罗氏观之，盖已“宝藏一空”矣。然民国以来，如肆估所说，则挖掘而大获者已不止一次。张君十四年调查，亦云农田之内，到处多有。而吾人于村中亲见之品，又皆新近出土者。凡此，皆可为殷墟甲骨挖掘未尽之证。至于甲骨之出土地，亦有可言者，则今之沙丘与滨洹之农田也。……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董作宾的建议很快被采纳了，同年10月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由考古学者在安阳正式进行的15次发掘从此开始［第二次起，发掘由李济主持（图7）］。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发掘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不久便匆匆中止（图8）。1928—1937年的发掘成果20—30年代在北京、30年代末—40年代在西南、40年代末在南京、50年代至今在台湾发表于“中央研究院”的出版物上：发表地点随着国民党政府的迁移而变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安阳殷墟继续成为考古发掘的重点。以下是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编制的殷墟考古工作年表：

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首次发掘于10月13—30日进行。发掘重点在小屯、小屯北地、小屯东北地。

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二次发掘于3月7日—5月10日在小屯、小屯北地、小屯南地进行。 第三次发掘于10月7日—21日、11月15日—12月12日在小屯北地、坝台至小屯西北地进行。

193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四次发掘于3月21日—5月11日在小屯北地、 4月16—30日在四盘磨、 4月16日—5月12日在后冈进行。 第五次发掘于11月7日—12月19日在小屯北地、11月10日—12月4日在后冈进行。

1932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六次发掘于4月1日—5月31日在小屯北地、4月8日—16日在高井台子、4月15日在四面碑、4月14日—5月10日在王裕口和霍家小庄进行。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七次发掘在小屯北地进行。

193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八次发掘于10月20日—12月25日在小屯北地、 11月15日—12月21日在四盘磨、11月15日—1934年1月3日、1月15—24日在后冈进行。

1934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九次发掘于3月9日—4月1日在小屯北地，3月15日—4月1日、4月10日—20日在后冈，4月30日—5月22日在南坝台，4月2日—5月31日在侯家庄南地进行。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十次发掘于10月3日—12月30日在侯家庄西北冈、10月29日—12月5日在同乐寨进行。

1935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十一次发掘于3月10日—6月15日在西北冈进行。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十二次发掘于9月5日—12月16日在大司空村南地、10月20日—11月7日在范家庄北地进行。

1936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十三次发掘于3月18日—6月24日在小屯北地进行。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十四次发掘于9月20日—12月31日在小屯北地、10月24日—12月10日在大司空村南地进行。

193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十五次发掘于3月16日—6月19日在小屯北地进行。

1937—1945年：日本侵华期间，庆应义塾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日本“学者”于1938年、1940—1941年在安阳发掘。 1939年，韩斯福（S．H．Hansford）有过简短参观，并报告了当时当地的情况。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次发掘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4月12日—6月10日在西北冈（改名为武官村北地）以及小屯以西洹河南岸的几个地点进行。

1953—1954年：考古研究所于3—4月、6—7月、1955年1月在大司空村东南地进行发掘。

1955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于8月18日—10月23日在小屯南地进行发掘。

1957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于8—9月在薛家庄南地发掘。 11月上旬该队在薛家庄北地发掘。

1958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于2—3月在大司空村南地发掘。 本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连续进行发掘工作。1958—1959年发掘的地点包括：小屯西地、苗圃北地、张家坟、白家坟、梅园庄、孝民屯、北辛庄、范家庄、后冈、大司空村和武官村北地。

1959年：考古研究所的工作继续进行。在小屯村西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和陈列馆。

1962年：考古研究所秋季在大司空村东南地发掘。 考古研究所在殷墟范围以外洹河流域调查古代遗址。

1963年：洹河流域的调查继续进行。

1969年：春季，考古研究所在武官村北地发掘。

1971年：考古研究所与安阳市文教局在后冈发掘。 12月8日，考古研究所在小屯西地发掘一个卜骨坑。这一工作断续进行到1973年5月结束。

1972年：考古研究所于1月28日—3月30日在后冈发掘。 3—4月在孝民屯南地发掘。

1973年：考古研究所于3月—8月10日、10月4日—12月4日在小屯南地发掘。

1975年：冬季，考古研究所在小屯北地发掘。

1976年：考古研究所于4月16日—6月30日在武官村北地发掘。 7月在小屯北地发掘。

从董作宾在安阳试掘到现在已经50年，安阳的工作仍然在进行。这个遗址的考古资料，和甲骨卜辞提供的文献记录一样，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它们继续充实着我们研究商文明的基本资料，也是本书的基本素材。

在安阳以外，也发现了大量的考古遗址，文化面貌与安阳殷墟的相似或有联系。但只有郑州有广泛开展并有详细地层学资料的考古工作。为了简要叙述已经做过的工作，下面我列出一个郑州等地考古工作的清单。

郑州的商代考古

郑州地区的第一处商代遗存1950年由一名教师发现于城市东南的二里冈。 1951年起，由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展开调查。1952、1953年，北京大学和考古研究所合办的短期考古培训班在这里发掘。 这些调查和试掘显示，二里冈和郑州地区的其他一些地点是十分重要的商代遗址，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文化面貌早于安阳殷墟。 于是，从1953年起，由郑州市文物工作队（后来是郑州市文化局、市博物馆和河南省博物馆）对这里开展了深入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其中已知的发掘工作和已发表的成果如下：

1953年：配合郑州市的基本建设，连续的调查和发掘开始。起初的重点是1952年发掘过的二里冈遗址。

1954年：主要发掘以下四处遗址：人民公园、 白家庄、 紫荆山北 和南关外。

1955年：上一年白家庄的工作继续进行。另外在铭功路西侧、 二里冈、 南关外 也进行了发掘。

1956年：发掘工作在更多地点进行：铭功路西侧、 紫荆山北、 洛达庙、 南关外、 王。 [1] 探寻商代城墙的工作也开始实施，至1973年完成。

1957年：1956年后，由于已经发表的资料得到重视，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工作仍然进行，但未进一步深入。仅有1957—1959年在上街， 1965年在铭功路西侧， 1973、1974年发掘宫殿台基， 1974年在张寨南街 的工作见诸报道。

和在安阳一样，郑州的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但工作已远不如以前广泛，部分原因是商城的中心为今天的城市所占压。从已知的考古资料看， 这里的商代考古是极其重要的，它提供了完全早于殷墟的商代聚落的情况资料，它也是后世都城的祖型。

其他地区的商代考古

近三十年来，与安阳和/或郑州的商代遗存面貌相似的考古遗址在中国各地被陆续发现，北至辽宁，南到江南。这些遗址还没有哪一个像安阳和郑州的那样得到全面的发掘，但是将来的考古工作可能证明有些会和安阳、郑州的一样重要，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更加重要。下面是各主要遗址分布区的已知资料的简介：

河南西北部和山西南部 这里是二里头类型文化的分布区，该类型在考古学文献中被认为属于早商。 根据最近的关于二里头类型文化和商文明起源的研究（下文将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将把这一文化类型从商代的领域中划分出去。去掉了二里头类型文化的遗址之后，这一地区就几乎只有东部边缘有类似郑州和安阳那种类型的商文化遗址了。这些遗址包括陕县七里铺、 渑池鹿寺、 孟县涧溪、 温县小南张、 洛阳附近的一系列遗址、 巩县稍柴、 临汝煤山。

山西中部和陕西 据说商式青铜器曾于1949年以前在山西省中西部黄河河谷的石楼出土过。这些铜器群多数属于偶然发现，它们沿黄河河谷分布，北至保德。在石楼的一些地点（二郎坡、 桃花庄、 后兰家沟、 义牒 及其他 ）、保德 以及与保德隔河相望的陕西绥德 都有发现。类似商代面貌的零星遗存在山西中部如太原和忻县， 以及陕西中部的岐山 也有发现。

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 这是黄河下游以安阳为中心的平原地带，向北伸展到太行山东麓。已知的遗址有新乡潞王坟、 辉县的一些遗址， 汤阴朝歌、 磁县界段营、 邯郸涧沟、 邢台的一些遗址， 藁城台西、 灵寿北宅村、 曲阳冯家岸 以及北京刘家河。 更北的辽宁发现的一个铜器群也被认为属于商器。

山东 根据1972年以前的调查资料，除最北部的德州地区外，全省都有商代遗存发现。 其中最著名的是许多年前就已发现、新的工作又披露了重要资料的两处遗址：济南东部的大辛庄 和益都东北的苏埠屯。

河南、江苏北部和安徽的淮河平原 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和安徽是商代考古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地区，因为大部分历史学家（如前所述）把成汤的国都“亳”设想在商丘境内。但是尽管淮河平原是商代考古学者们较早注意的一个目标， 商代遗址仍未发现很多。已见诸报道的商代遗址有河南中部的鄢陵和扶沟、 江苏北部的几个遗址（尤其是高皇庙 和丘湾 ），安徽北部的阜南、 寿县、 嘉山 甚至安徽中部长江流域的肥西。

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 这一地区代表着商文明的南渐，它最近才在考古学上明朗起来。开始，河南西南部汉水上游的南阳十里庙 和淅川下王岗 发现。沿汉水向下，一系列重要遗址在黄陂 发现。长江以南，商代遗存在湖北崇阳、 湖南石门、 醴陵、 宁乡和常宁 以及江西的清江、 都昌 都有发现。

以上列举的商代遗存都是最近发现的，资料尚显贫乏。但一个文明在地理上扩展得如此类遗存所反映之辽阔，已经给商史研究者一些巨大的暗示，这些暗示的一部分将在本书下文探讨。

[1] 《郑州 王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DRGio9bIv1OpzeppKPO1uzjHTiOgtjfcrIVscSDYN+InWOvaunP6UePp18dXW1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