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甲和卜骨

很久以来，我们就知道周人利用龟甲占卜。《诗经·大雅·绵》描述了周族的祖先如何借助龟甲决定在陕西岐山附近建设他们的首都：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1977年底，这种用于占问的龟甲残片在岐山附近的周代遗址中被发现。 然而在那之前，学者们竟然不知道周代有刻字甲骨！他们也不知道占卜实际上也是商人的风俗，但是他们早在1977年之前——凭借他们关于甲骨文的知识——就知道占卜这一事实。早在19世纪末，商人的刻字卜骨就已经为人所知，而且它们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商代历史的了解。

商代卜骨的发现离现代考古学的产生不很久远；不像青铜器的研究占去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一大部分，它的发现离科学的发掘不到30年。但是这里把卜骨作为商代考古学的一个独立部分叙述，因为它的文字的研究需要更多的文献知识而不是考古学知识。

让我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刻字甲骨的基本特征。 安阳的商代人继承了灼烧骨片并按照裂纹预测吉凶的做法，而且把它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为了这一工作，他们首先选择骨料，打磨光滑，然后在每一片上钻出洞，凿出槽。使用的骨料有两种。第一种是家牛、水牛或少数其他动物的骨骼， 主要是肩胛骨。第二种是龟的腹甲和（少数）背甲。这些龟属于以下种类：中华胶龟（ Ocadia sinensis ）、乌龟（ Chinemys reevesi ）、黄纹龟（ Mauremys mutica ）、闭壳龟属（ Cuora sp． ）和陆龟属池龟（ Testudo emys ）。 除了乌龟以外，所有其他的种类都不产于华北，在商代，它们的甲壳可能是从外地运入的。

在准备阶段，这些肩胛骨要被攻治，去掉残存的肉渣。龟甲要沿甲桥锯开（甲桥保留在腹甲上，经常雕刻有此甲的来源和序数），然后打磨光滑。作为准备工作的一部分，甲和骨都有可能浸泡在某种液体中使它们软化，以便钻凿、烤出裂纹和镌刻文字，但是具体细节还不清楚。

在甲和骨的一面做出成排的钻和凿是为了使这一部分甲骨变薄，易于在加热的情况下产生裂纹而且使裂纹在另一面出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卜骨上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坑洞，但是只有商代人才使它们规则地排列并精细地加工出来。钻为圆形，平底或圜底；凿为枣核形，V字形底。二者相互交叠。加热时，就会有两条裂纹在另一面出现，一条垂直，沿着枣核形的中轴，另一条横向，垂直交于中轴并通过钻的圆心。通常钻比凿靠近甲的中脊，以便横向裂纹可以指向中脊。在肩胛骨上也是如此，这样所有的横向裂纹都可以指向同一方向。

占卜时，在钻和凿的底部加热，另一面出现裂纹，解释裂纹的形状作为向祖先提出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在本书中，我们要等到一个恰当的时机来讨论商代占卜的整个过程，但是要把卜骨文字作为一种资料，一些相关要点必须在这里提出。

占卜吉凶在商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可能是很普遍的；但因为实际上所有刻字卜骨都是商王的问卜，我们就把我们的描述限制在商王宫廷里。显然，很多人介入了占卜的过程和结果：商王本人，有时他亲自问卜，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占卜都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贞人，作为商王的代言人问卜；卜人，执行占卜过程；占人，专掌解释裂纹的含义；史，专掌记录整个占卜过程并将其刻在甲和骨上。 当然，这只是基本角色，有的角色可能不止一人，有的可能兼管几个角色。在宫廷中，占卜是一项重要活动，无疑在王室成员和整个王国的决策中起重要作用。甲骨文记录包括以下内容：祭祀、征伐、田游、往来行止、旬、夕—日、天象、年岁、疾病、生死、生育、梦、营建和其他。 有些占问是常规进行的（例如关于一些礼仪、旬、夕、日的吉凶等）；有的则是根据需要临时问卜。无论哪种问卜，贞人都要要求卜人进行占卜，卜人要执行占卜过程，占人则接收卜人所求示的祖先发来的回答。然后史就当场记录下来这些疑问、预兆的内容，少数还记载是否应验。从这些记录中，我们了解了占卜的过程。

每一次占问的过程可能包括在甲骨的不同部位多次进行灼烧和察看裂纹的过程。张秉权发现， 只要是用腹甲占卜，这个灼烧和察看的过程就依照以下五种顺序之一种：由上端到下端；由中脊到外侧并由上端到下端；由外侧到中脊并由上端到下端；由下端到上端；以及不规则移动。这些重复问卜既有正面问卜，也有反面问卜：是否将要这样或应当这样？是否不会这样或不要这样？当超过一行钻和凿被灼烧时，正面问卜和反面问卜分别刻在中脊的两侧。裂纹出现后，卜人有时会把裂纹刻深，以便能够清楚和永久保存，在裂纹旁边刻上数字指示正确的顺序，并且挨着裂纹刻下一个兆符。占人解释裂纹的确切方法已经不得而知。张秉权 认为，纵横裂纹相交的较大角度（与上端夹角大于70度）比较多地被认为是吉兆，但是其他因素也需要考虑，因为同样角度的裂纹旁边刻有不同的兆符。因此他猜测在某些情况下，卜人在裂纹形式所表现的吉凶上有可能与祖先神祇达成某种口头约定。

占卜结束后，档案记录者——史有时会继续进行在用于占卜的甲骨上做记录的工作。记录多数是用刀刻出的； 有时是先写后刻或先刻后用红、黑、褐色颜料填入。每个典型的记录由以下部分构成：

1．叙辞：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举行占卜的干支日期（□□卜）和贞人之名（□贞）；

2．命辞：向祖先提出的问题；

3．占辞：这一部分通常包括在背面的符号，但有时（商王亲自作占人时）它是刻在正面紧接命辞；

4．验辞：在事后记载卜兆的灵验程度的刻辞。

这四部分并不总在每一个记录中全部出现；3、4两条常常省略。如果占问重复进行，刻辞将在同一片甲骨上重复，但第二次及以后各次的刻辞将以简化形式出现。此外，问卜经常以正面和反面的形式进行，刻辞也就分别位于卜甲的两侧。 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卜辞。 因为刻字甲骨发现时常常是破碎的，完整的成套卜辞就不是常规而是例外了。所以缀合这些碎片的各种努力已经做出并在进一步深入， 包括利用计算机技术。

这些记录，无论是残片还是原有的和恢复的完整成套卜辞，提供了19世纪末以前从未获得过的源源不断的重要商代史料。很明显，商代宫廷有一个档案库，收藏这些刻字甲（图5）和骨（图6）。商亡后，这些档案成为殷墟的一部分湮没地下，从人们记忆中消失。1978年以后在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在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时代，人们在挖掘墓穴时就已经扰动过这些甲骨碎片并重新埋没了它们。这些人们不会过多注意它们，更不会广泛宣扬。但是后来，它们被当作中药成分之一的“龙骨”（古代动物的骨骼，通常是化石）收集并用于医疗。有些龙骨引起了西方古生物学家的注意，追踪它们来源的结果是“北京人”的发现，这一传说已经广为流传。

“龙骨”也导致了甲骨卜辞的发现。一个普遍流传的故事是，在1899年，北京的一个有点名气的学者王懿荣，患了疟疾，治疗此病的药方中有一味龙骨。一位房客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也是搞学问的，碰巧看到了其中有些残片上有文字。刘鹗把此事告诉他的房东，两人都很惊讶于这些从未为人所知的古代文字并开始追寻其来历。 经过可观的周折，他们和其他人的努力成功了，而且导致了安阳殷墟的发现，那里出土了大量的刻字龙骨。学者和文物贩子都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收集活动，给遗址带来了进一步的破坏。终于，1928年，科学的考古发掘开始了，第一次发现了呈原始埋藏状态的甲骨。李济在他的《安阳》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搜集甲骨活动的过程，以及以搜集甲骨为中心的考古发掘的经过。

据董作宾统计， 共有约10万片甲骨出土，据信全部来自安阳。它们尺寸有大有小，大到完整甲骨，小到指甲大小的甲骨碎片。这10万片甲骨中，只有两批来自科学发掘：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24918片；

1929—1930年，河南省博物馆发掘3656片。

董作宾统计之后，在安阳又有大批甲骨出土。最重要的一批是1973年出土的5000片。 这样，自1928年以来，已有33500片甲骨经科学发掘出土。另有10万片左右非科学发掘出土的甲骨，大部分出土于1928年以前。它们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公私机构中。根据陈梦家1956年的统计， 它们的收藏情况如下：

大陆公共收藏：约51000片；

大陆私人收藏：约4000片；

台湾省收藏：约26000片；

欧美收藏：约7000片；

日本收藏：约10000片。

商史学者并不总是必须使用原始的甲骨来研究；实际上，多数研究课题可以利用甲骨文的拓片、照片和摹本著录满意地进行。最重要的著录见下表（仅限于收录500片以上者，第三部因为著录若干完整甲骨，故特别收入）：

胡厚宣主持的一项宏伟工程正在北京进行，它要把发表过的和未发表过的全部甲骨收集起来，使人们揭开封面（以《甲骨文合集》为名）便可得到任何一片。这一领域研究的最好帮助是李孝定对甲骨文单字的研究 和岛邦男对甲骨文单字、普通姓名和术语所作的索引。

因为卜骨是用于宗教活动的，它们传递的主要是商代宗教的情况，然而商史学者们巧妙地利用它们去探索商代文化和社会的几乎一切领域。罗振玉进行的关于甲骨文的最早研究之一 讨论了以下几个课题：都城、王名和人名、地名、字体、占卜、文字和礼仪、占卜方法。郭沫若的视野更加广泛和深入，他首次使用甲骨文研究商代社会和文化的以下方面：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略游、杂纂。 自从这些开创性著作发表后，涉及商文明各个侧面的大量研究不断出现，它们的成果对本书和商史的各种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 GTMOTXbvkouklzSk+N8Wl62QjXPrKWTMp1Ilv0xQNQub5YiCiSz79JXIbXcugL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