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

青铜礼容器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常见的商代器物。《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丁时在一次祭祀成汤的仪式举行时，有一只雉飞落在鼎耳上。《国语·晋语》甚至记载了一段可能是商代衰落时代的铜器铭文。至少在两汉时期，古代青铜器就成为皇室和私人收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最早的青铜器目录是1092年成书的《考古图》（吕大临著）。

吕大临的《考古图》开创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这一重要领域。他从皇室和37家私人收藏的青铜器中，选择了148件商周器物、63件秦汉器物，另外还有13件玉器，描绘了它们的图形并详细记录了每一件器物的尺寸、容积、重量、出处等。他还给每一件器物按照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礼器名称取了名字。商器物与周器物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铭文的不同——因为商王的名字多带“天干”名称，因此那些带“天干”名称（父甲、母乙、祖丙、兄丁之类）的铭文的器物通常被认为属于商朝。这种做法以后还在其他同类器物目录中被多次重复：著名的有：《博古图》（1123年修订）、《西清古鉴》（1755）、《宁寿鉴古》（1755—1795）、《西清续鉴》（1793）、《陶斋吉金录》（1908）和其他许多著作。收入目录的器物并没有都流传下来（宋代著录的600余件器物现存仅仅两件）。 在现代考古学带来古代遗迹和更多的有真实出处的古代青铜器的新发现之前，这些著录构成了商周文化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在最近的一部商周铜器铭文目录中， 著录了4835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它们来自用中文、日文和西文发表的192部目录。无论是有没有铭文的，这些目录著录的青铜器多数都不知出处。其中最早的目录是上文提到的《考古图》，最晚的则是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这些目录是当代各种利用青铜器研究商周文明的学科的基本资料来源。

怎样研究青铜器才能阐明商代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呢？科学发掘出来的那些可以作为全部考古学成果的一部分，可以和其他考古发掘品同样研究。下文我们将应用科学的考古方法和成果。这里我们只注意青铜器本身，即那些属于艺术收藏品的、没有确切出土地点的青铜器。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家们重点研究四个方面：铭文、类型划分、装饰艺术、制作技术。我们将简要介绍各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

开始介绍之前，一个名词必须提起，因为它关系到区分商周青铜器的课题。传统上，青铜器被目为“三代”之物，但是具体属于哪一代却并不总是能够确认。“三代”可以有两个含义：它意味着三个相继的年代学阶段，同时它也代表三个相互交叠的政治实体。有些明显属于商代的青铜器是在周的领地上发现的。按照传统，它们将被认定为商代器物，因为强调的是三代相继。然而，商周的政治嬗变在艺术上是不能清楚地表现的，早周器物和晚商器物并不总是能够区别开来。下面，我们介绍适用于整个“三代”的青铜器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只在必要时详细叙述与商有关的部分。

铭文

只在现存的商周青铜器中的极少数上才有的铭文，通常是以阴文形式在铸造器物时一并铸出的。最短的只有一个字；最长的是西周重器“毛公鼎”的铭文，达到497字。 所有铭文可以被归类为两种：徽记和记事文字。

一个徽记包括以下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成分：（A）作为族徽或家徽的一个字（通常为图形文字）；（B）一个亲属称谓，例如祖、妣、父、母、兄、妇、子；（C）十个“天干”之一。对徽记的解释通常是：它们指明了该器物所供奉的祖先或该器物的使用者。例如，一个由“族徽-父-甲”组成的徽记可以解释如下：由这个族徽所代表的氏族的父甲（某一祖先）。我曾经假设过一个有所改进的说法：不是指某一个个人，“父甲”指“父”这一代的“甲”这个家族单位，这件礼器就是为这个家族单位制作的。 但是无论如何，徽记不包括任何记事文字，仅仅用来标志器物的社会用途。

学者们以各种不同目的研究过这些徽记。族徽和其他记号曾经被作为使用者的社会学信息研究过。 它们曾被用作年代学研究，多数族徽被认作商代的而不是周代的， 祖先徽记的使用被认为是晚商的习俗。 由于这些族徽多是图形文字，它们有时被认为是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的代表，并被用于中国文字史的研究。

记事铭文也常常带有徽记，但是它们多数是记载铸造器物的原因等情况。多数记事说明器物铸造是由于王室的赏赐，而且常常提到赏赐的数量（贝的朋数），也有关于其他事件如军事征伐或王室出巡。这些记事并不出于历史目的，但是却时常传递一些重要信息，我们关于西周历史的许多认识来自这些铭文。被认为属于商代的一些青铜器上也有记事铭文，相对较短，最多不过50个字。 然而，由于它们是当时的记录，这些铭文就成了中国历史一个阶段的极其珍贵的“文献”，并且同一时代几乎没有可靠的其他种类文献。赤冢忠在一部关于商代青铜器的著作中， 收集了60篇记事铭文，分为以下类别：纪年、征伐、赏赐、祭社、祭祖、节日、妇女以及其他。但周法高等编辑了一部更加全面的索引，在那里我们可以查到与每个人名、词汇、词组等等有关的记事的详细条目。

类型划分

商周青铜器可以按照当时的或者考古学的分类法来分类。器物的类型名称在文献中常常出现，有些青铜器带有自铭；实际上，在宋代的目录里，著录的器物已经被加上了文献上的各类名称。这一实践如果成功的话，将对重现商周文化贡献极大，但它不能够被完全接受。铜器的自铭也不包括所有的器类，它们只是不同程度的泛指名称。文献中的器名不能够总是可信地与实际器物对应。因此在实践中，所有研究青铜器的学者都采用这种或那种考古学分类法，可能时用文献上的名称，当文献中无名称或名称不可靠时，新造一些名称。

最广泛采用的商周青铜器分类法是基于器物的已知或假想的用途的。下面这个陈梦家采用的分类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食器

A．炊器

（1）鼎、鬲、甗

（2） 、

（3）炉、鬲、灶

B．盛食器

簋、盨、簠、豆

C．进食器

匕

2．饮酒器

A．温酒器

斝、盉、爵、角、鐎尊

B．盛酒器

（1）尊类：尊、觚、觥

（2）瓶类：罍、 、 、盆

（3）壶类：盂、壶

C．挹取器

勺

3．器座

4．水器

5．乐器

6．兵器

7．车马器

8．度量衡器

9．农具和手工工具

10．服饰和装饰用具

11．其他

第一级分类（1—11）和第二级分类是基于它们假定的用途的，每一种具体器形则按照传统命名法命名。这些原则当今被广泛用来给博物馆馆藏中的和新发掘出土的青铜器进行分类，但确切的分类法和命名法却大相径庭， 主要是因为基本基于猜测的用途所建立的分类标准不能够精确（图2）。

部分鉴于上述分类标准的不确定性，李济先生利用从安阳殷墟中发掘出来的礼器设想了一个新的分类法，第一级分类完全根据器物的形制。

1．圜底目

2．平底目

3．圈足目

4．三足目

5．四足目

6．兽形目

7．盖形目

每一类里面的具体器形依照传统命名法命名，但后面加上了“-形器”二字。例如，在“4．三足目”里的“鼎形器”。李济的意思是说，无论这件器物是否叫做“鼎”，它肯定是某种形状像人们通常认为是“鼎”的东西。这种命名法也许与直接把它叫做“鼎”的方法区别很小，但它表现了一定程度的谨慎。许多当代中国的考古学家采用了这种“-形器”的命名法，尽管李济的按照底和足形式进行第一级分类的方法并不总是按照他所设想的形式来使用。

商代青铜器的分类法理论上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实际上，在中国考古学整个领域内，器物分类法都是如此。正如J．O．伯鲁三十多年前所说的：

一组被研究的器物必须按照学生想要获得的信息，以多种不同方式分类，而且这些类别不能交叉。

按照我们想要获得的信息，我们的青铜器也可以以不同方式来分类。它们可以被分成型和式， 显示它们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以便追踪不同型器物的历史，这在同一文化传统中和不同文化传统之间都适用。实例就是李济对于各型青铜容器和兵器的研究。 以这种形式研究出来的各种青铜器物的历史，可以用来推断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各种器物类型学上的变化导致了各该种器物每一期的关键特点的出现，而那些与众不同的器物可能用来判断它们所在的整个器物群的年代。 一个器物群中的铜器可以简单地以描述为目的进行分类。为此任何效率高的和节约的分类法都可以应用，但是为了促进比较研究，考古学家们坚持不懈地开发广泛适用的分类系统。 青铜和其他质地的器物可以分成能够表现文化组织的型式，实例就是对于商周饮食器的分类。 最终，青铜器可以（很可能是按照等级）以其本身的命名法来分组。这种分组法将或多或少地与商人自己的分类法相符合。上述商代青铜器的分类法至今甚至没有被尝试过。

装饰艺术

商代青铜器的装饰艺术是以动物题材为特征的， 尤其是神话化的动物主题。传统的中国古物收藏不重视装饰艺术的研究，每当提到它时，总被认为是具有说教意义的象征物。 这种看法延续到了现代的研究者中：商周铜器艺术的动物主题被与古典文献中的神话和传说联系起来，它们在礼仪中的重要性也被确定了。

青铜器的装饰花纹当然可以与青铜器形制一样有类型学的意义。研究商代的学者们，主要是艺术史学家已经进行过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最有影响的是高本汉和罗越的研究。

在3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 高本汉把商周青铜容器划分成三期：古典式（殷和公元前950年前的西周时期）；中周式（大约公元前950—前650年）和淮式（公元前650—前200年）。他把古典式青铜器的纹饰分成A、B、C三类：

A类：饕餮面纹，有身饕餮纹，牛形饕餮纹，蝉纹，直立夔纹，单独纹饰。

B类：分体饕餮纹，三重动物纹带，无尾鸟纹，目云纹，斜角目雷纹，云纹，四叶纹，复合菱形纹，穗状纹，T形勾连纹，垂直扉棱。

C类：变形饕餮纹，龙形饕餮纹，有牙夔纹，有喙夔纹，有颚夔纹，回首夔纹，有羽夔纹，有翼夔纹，S形夔纹，变形夔纹，鸟纹，蛇纹，涡纹，蕉叶纹，有眼蕉叶纹，螺旋纹带。

高本汉经过对500余件标本的纹饰分析之后确认，这些类型的纹饰在商和早周的器物上的组合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一般来讲，A类和B类纹饰不会在同一件或同一类器物上出现，尽管它们都有可能分别与C类纹饰组合。对于这种情况，高本汉解释道，商代青铜艺术有两种相互竞争的风格，甲型和乙型（图3）。他认为甲型是主要的风格，乙型是由甲型演化而来，可能“新出现的铸造者的竞争对手的成绩是创造了乙型风格，它是在甲型的基础上创造的，但是却强烈地背离了甲型风格”。

高本汉的研究是对商代青铜艺术的第一次系统分析，它在原来被认为可能属于不同年代的青铜器内部建立了一条界线。根据他的方法进行的较晚近的研究曾经试图表明不仅是单个的青铜器，而且全体遗存都有他所提到的甲型、乙型的明显区别，这种情况与其说具有年代学意义，不如说具有社会学意义。 一个新的利用数字代码来代表4000余件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 的各种特征（包括高本汉所说的A、B、C类纹饰）所进行的统计学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些数据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高本汉的假说是错误的”，虽然“它们也同样不能排除其他包括不同主题纹饰但又与高本汉的A、B、C类纹饰有同样形式组合的可能性”。

罗越的青铜器分组方法在高本汉的古典式当中是完全适用的；它实际上是基于被确认为属于商代的和从安阳殷墟发掘出来的青铜容器而建立的。但是他的分析并不囿于孤立的纹饰类型和主题，而是对于“器物的整体……器物的形制；装饰（包括主题、主题的形式和主题的布置）和技术上的特征”。 罗越给他的五式分类法列出以下一个摘要：

Ⅰ式：细浮雕线条；简单形式；轻、薄效果。

Ⅱ式：浮雕形条带；粗重形式；雕刻效果。

Ⅲ式：紧密、流畅、由Ⅱ式发展来的更加圆滑的图案。

Ⅳ式：主题纹饰第一次从云纹中分化出来，云纹变成了地纹，主题和地纹平齐。

V式：主题纹饰第一次呈浮雕状凸起；主题纹饰高出地纹，地纹可以完全忽略。

罗越从他的五式分类法得出两个结论（图4）。第一，这些纹饰型式形成了一个发展演变的序列。第二，这些纹饰仅仅是单纯的图案，没有任何确定的——宗教、宇宙观、神话的——意义。无论如何，第一个结论来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如下面将要详细叙述的那样。

制作技术

制作技术在传统学术界不是一个十分引起兴趣的题目。一些早期的著作中认为古代铜器是用失蜡技术铸造的， 而这种技术现在已知是很晚才介绍到中国的。在这个领域的真正严肃的研究还有待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这种研究注重三个探索领域：物理和化学的分析以及商代技术的重建； 金属的来源以及它反映的商代经济； 制作技术和装饰艺术的相互关系。 尽管对一些馆藏青铜器进行过这类探索，但是全部进行这些探索必须依靠考古发掘品。关于这些题目的重要课题下文将要继续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