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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关于商代的唯一重要历史文献是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殷本纪》。司马迁是西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代的官方历史档案管理者；他的《史记》——中国的第一部官修史书——开始写于公元前104年，他当时42岁。作为宫廷档案保管员，司马迁可以接触宫廷中保存的历史记录，但是即使当时他能够接触到的商代史料也已经十分有限。我们知道他写《史记·殷本纪》的主要材料是《书经》（包括《书序》）、《诗经》、《国语》、《左传》、《世本》、《大戴礼》（《帝系》篇），以及其他一些书籍。
有些书籍至今仍然存在，但也经常是断简残编，另外一些则早已失传了。
我们将在下面几页里列举并详述《史记·殷本纪》中主要的历史事件和资料种类，辅以其他一些文献。
商王室来自子姓氏族，其神话中的始祖是契。《史记·殷本纪》是以记述契的诞生开始的：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封于商，赐姓子氏。
这一关于子姓氏族祖先的神话，也见于《诗经》。
吞鸟卵降生的神话主题，在早期历史时代广泛存在于中国东部的海滨地区。
商王室的世系在司马迁的著作中被分为两部分：自契至王朝建立者成汤的先公时代和自成汤至纣的王朝时代。普遍认为商朝建立以前共有14位先公，他们属于连续的14代。
这些先公的名字，根据《史记·殷本纪》和其他资料，有如下不同说法：
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史记索隐》引《世本》作粮圉，《汉书·古今人表》作根圉，《礼记祭法正义》引《世本》作根国）——冥（据王国维所说，即《楚辞·天问》之季）——振（据王国维所说即王亥）——微（《国语·鲁语》作上甲）——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天乙（即成汤）
有些名字见于甲骨文（下文将详述），但甲骨文中还有其他可能是商先公的名字。司马迁列举的14位先公名字的出处现已不可考。然而文献和甲骨文有一共同点是清楚的：自微（上甲）起，所有王名都有“天干”当中的一个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商代的历法用“天干”来记录周而复始的“旬”的日期：每旬十天，由“甲”开始。传统的解释是，商代人们给新生婴儿以他降生日期的“天干”名来命名。
也有其他不同的解释，包括作者的看法。
我们将在合适的地方回到这个话题。
传说商先公曾多次迁都。商王国的确切状况和商先公时期的国家形式是本书下文将详细讨论的话题，但是现在可以认定商先公可能是一个相当宏大的政治实体的最高统治者，这些都城则是这一政治实体的核心部分。
如上所述，商王朝的始祖契传说居于商。郑玄（公元127—200年）和皇甫谧（公元3世纪末）都认为商在今天陕西中部偏东的商县（据《史记集解》）。
王国维则令人信服地宣称，商在河南东部，今商丘市附近。
这一观点已被现代的历史学家广泛接受。
据《书序》，自契至汤，商的政治中心迁移过八次。王国维曾经尝试根据散见于各种文献的五花八门的线索列出这八个都城的名字。似乎它们都集中于河南东部、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
但王国维也承认他的结论是很不可靠的。
自成汤至纣的确切王数也未有一致说法，而且他们的世代关系也不清楚。下面是《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王世系：
1．成汤
（太丁：成汤之太子，未及继位而死）
2．外丙，太丁之弟
3．仲壬，外丙之弟
4．太甲，太丁之子
5．沃丁，太甲之子
6．太庚，沃丁之弟
7．小甲，太庚之子
8．雍己，小甲之弟
9．太戊，雍己之弟
10．仲丁，太戊之子
11．外壬，仲丁之弟
12．河亶甲，外壬之弟
13．祖乙，河亶甲之子
14．祖辛，祖乙之子
15．沃甲，祖辛之弟
16．祖丁，祖辛之子
17．南庚，沃甲之子
18．阳甲，祖丁之子
19．盘庚，阳甲之弟
20．小辛，盘庚之弟
21．小乙，小辛之弟
22．武丁，小乙之子
23．祖庚，武丁之子
24．祖甲，祖庚之弟
25．廪辛，祖甲之子
26．庚丁（康丁），廪辛之弟
27．武乙，庚丁之子
28．太丁，武乙之子
29．帝乙，太丁之子
30．帝辛，帝乙之子
这里记载的大多数王名都在甲骨文中被辨认出来，然而仍然有一些差异，需要做出更正，我们将在第三章中详细探讨。
这30位商王一共使用过七个国都。长久以来，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成汤的国都亳在今天安徽省的亳县附近。
著名的迁都是第十九代商王盘庚把国都迁移到殷。在此之前，据《书经·盘庚》所载商朝已经“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杨树达假定五邦自迁离第一个国都算起，他列出其顺序如下：
亳，成汤（第一位商王）旧都；
图1 商代历次建都的可能地点
嚣（或敖），仲丁（第十位商王）所迁；
相，河亶甲（第十二位商王）所迁；
耿或邢，祖乙（第十三位商王）所迁；
庇，耿为洪水毁坏后祖乙所迁；
奄，南庚（第十七位商王）所迁；
殷，盘庚（第十九位商王）所迁。
据信，这七座国都均位于今河南东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和安徽北部一带。
也就是说与推测的商先公们的都城分布于同一地区（图1）。在今天安阳附近的殷成为国都后直至商朝灭亡，再未迁都。《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
更不徙都。”
关于这44位商先公和商王的文献记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细节上都有很大差别。许多只有名字，其他的也仅仅是人物和他们所做的事件的介绍。这里我将根据《史记·殷本纪》和其他资料，简要列举一下对他们的主要评价。
商先公
除了契以外，其他商先公都不为人所详知。在一些记载中（例如各书所引《世本》），相土被认为是马的最早使用者，并且是一个显赫的统治者，他的统治范围达到了海边（《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另一个先公振（王国维认为即甲骨文中的王亥
）被认为是第一个使用牛的人，在他的统治期间，商与另一个居于今河北易水流域的部落有易氏发生了强烈的敌意。
振淫于有易氏，为其君绵臣所杀。四年后，振之子微为其父复仇，袭杀了绵臣。
汤 （成汤或天乙） 《孟子·梁惠王下》记载孟子曾经说过汤最初的领地只有70里，从征服相邻的葛伯起，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除了葛之外，他还成功地征服了韦、顾和昆吾。《史记·殷本纪》和《孟子》都把他的成功归因于他比他的敌人更有仁德。例如，他征服葛伯就是因为葛伯拒绝祭祀祖先，甚至成汤送给他的牛羊等祭品他也自己吃掉，而且杀死了给为葛伯耕田的商人送饭的童子（详见第四章）。灭了有戎氏之后，他攻灭了夏桀，因为夏桀是一个人人痛恨的暴君。他征伐的国家的人民都急切地盼望他的征服：“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他甚至对鸟兽也十分仁慈：他曾经把野地里张开的捕猎网去掉了三面，以便只有“不用命者”被抓住！当这个故事广泛传开后，有三十六国自愿臣服于成汤！另一个关于成汤仁德的故事是在桑林中为解除长期旱灾举行的祈雨仪式上，他把自己作为祭品供奉于祈雨的火堆上（此时天降大雨浇灭了火堆）。这些故事无疑反映了东周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仁政”的原则，而且在较早的时代，这一原则也构成了维持或改变社会秩序的因素之一。我们将在下文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在成汤统治期间，他由他最重要的大臣伊尹辅佐。《史记·殷本纪》记载了成汤任用伊尹的两种说法：一种是，伊尹是有莘氏的媵臣，以高超的烹饪技艺得到了成汤的赏识。另一种是，伊尹是一个以智慧闻名的处士，经过成汤多次邀请才同意到宫廷任职。有些文献说伊尹曾一度离开成汤而为夏臣，但因不满其所见所闻而回到成汤身边。许多根据东周人的记述编撰的史料是相互矛盾和不可靠的，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是，伊尹和成汤的关系是时离时合的。成汤死后，这种情况明朗化了。太子太丁未及继位而死，因此成汤的王位由太丁之弟外丙和仲壬相继继承。他们分别只在位三年和四年。仲壬死后，伊尹奉太甲（太丁之子，成汤之孙）继位。但是据说在头三年中，太甲“暴虐，不遵汤法”，伊尹把他流放到桐宫，自己摄政当国。《史记·殷本纪》说，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迎之复位。但《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则不同：太甲逃出桐宫，杀死伊尹，令其二子伊陟、伊奋承其官职，分领其地。下文我们将用新的解释来使这两种说法相互吻合。
太甲至阳甲 太甲（第四位商王）至阳甲（第十八位商王）这段时期历史上没有什么重要的史事记载。《史记·殷本纪》只记载了商朝的兴衰。商朝“衰”时，“诸侯莫朝”；商朝“复兴”时，“诸侯归之”。据《史记·殷本纪》，一个突出的衰落时代是自仲丁（第十位商王）至阳甲。然而，关于这一阶段不同史料有重大差异。据《书经·无逸》，中宗是一个贤明的君主，享国七十五年。《史记·殷本纪》认为中宗是太戊（仲丁之父），但王国维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位贤明的君主实际上是祖乙。
盘庚和武丁的改革 在史书中，盘庚和武丁是成汤之后最著名的商王。使盘庚留名竹帛的是他把王都从黄河以南的奄迁到了黄河以北的殷。《书经》中的《盘庚》三篇使这一事件永垂青史。在这三篇诰命中，盘庚告诫他的臣民，他的决定是迫不得已的：
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
他的劝诫显然成功了，迁都终于完成，而且殷作为商的首都直至王朝的终结。《盘庚》三篇被认为是关于商代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因为据信它包含了许多真正的商代成分，以及半是请求半是威胁的措辞反映了商代统治方式的某些精髓。
盘庚死后，王位先后由他的两个弟弟继承，然后是他的一个侄儿——武丁。《书经·无逸》是这样记载的：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
根据《史记·殷本纪》和其他一些东周文献，武丁在位时，傅说有效地辅佐了他。一次在梦中，武丁遇到了一个名字叫“说”的圣人。经过一番寻找，武丁在傅险发现了一个做版筑苦役的人与梦中所见的一样。武丁与他谈话，发现他果然是圣人，便给他取名傅说，任之为宰相。他举贤任能的智慧和能力极其有力地辅佐了武丁。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征伐；根据《易经》，一次重要的征伐活动是征讨西北的鬼方，“三年克之”。在《诗经·商颂·玄鸟》中，武丁被描绘成统治广阔国土的君主：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孟子·公孙丑上》也说：“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
商朝的终结 文献中没有多少武丁之后各王的记载，直至纣王的出现。然而有些记载还是值得注意的。据《史记·殷本纪》，祖甲（第二十四位商王）“淫乱，殷复衰”。《国语·周语》也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但是《书经·无逸》却把他描写成另一位出色的商王：
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
文献中的这个矛盾是重要的，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显示祖甲实际上是一位重要的改革者。我们将在第三章中讨论这一点。
祖甲之后，史书记载王朝进入了持续衰落的时代，并在周的征伐时达到极限。《书经·无逸》是这样描写的：
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最无道的商王当然是纣。《史记·殷本纪》中关于纣的一段值得全文引述于下：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最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
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悬之大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盘庚之政。殷民大说。于是周武王为天子。……
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
在传统文献中，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史记》由此开始按年代排列历史事件，但在此之前，司马迁只能按即位的相对顺序来排列各朝代的各个王，无法给出每一个王在位的确切年数。为了祭祀祖先的需要，商朝和周朝的许多诸侯国宫廷里保存着详细的世系记录。然而到了司马迁的时代，这些世系记录无疑大多散佚了。而且那些他可以得到的材料也可能是不精确和不互相吻合的。
将来可能有机会利用各种非文献的方法和资料来讨论某些更重要的关于商朝的年代学问题，但是这里我们将完全在文献范围内谈论一些年代学课题。它们包括：（A）武王征商的年代；（B）商代的总积年，与武王征商的年代相加，还可以得出商朝建立的年代；（C）商朝三十位王在位的具体年数。
传统文献中基本上有四条直接记载了武王征商的具体年代：
1．《国语·周语》：“昔武王伐殷，岁（木星）在鹑火（巨蟹宫—狮子宫一带）。”
2．《书经·武成》（据《汉书·律历志》引《世经》）：“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望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3．《古本竹书纪年》（据《新唐书·历志》）：“（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4．《古本竹书纪年》（据《史记·殷本纪》集解）：“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基于以上记载，辅以其他更加间接的论据，关于武王征商的年代出现了许多假说。最有影响的是刘歆根据以上1、2两条做出的计算。第一条提到了岁星（木星）的位置，它每十二年在众星中移动一周天。第二条提到了这一年的第一、三、四个朔望月中某些日期的干支名。按照刘歆的计算，唯一符合这两条的只有太极上元后142 109年。我们知道根据刘歆的上元积年法，汉元年（公元前206年）为太极上元后143 025年。因此，太极上元元年应为公元前143 231年。从这两个数字我们得出武王征商的年代为公元前1122年。这个年代就是所谓的正统年代。
然而，刘歆用来重建商周之际历法以配合《书经·武成》中月相和干支日期所用的历日制度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公元721年，一行和尚利用改进了的历日制度重新计算了《书经·武成》中的数据，得出武王征商的年代为公元前1111年。见于《唐书·历志》的这个新的年代同样符合岁星的位置，刚好是一个周期。它也符合第三条文献。也就是说公元前1111年刚好是庚寅年。然而，干支纪年直至东汉才被应用，因此这条文献肯定远远晚于《竹书纪年》原本成书的年代。这样，这个公元前1111年的年代推断并不意味着比公元前1122年的原记录有了很大进步。但是，董作宾的赞赏给了它较大的权威性。
最后一条文献记载是孤立的，既不证实前两条文献，前两条文献也不证实它。由于我们知道幽王末年是公元前771年，只需要加上257年便可得出公元前1027年的结论（公元前771年也包括在内）。雷海宗、
陈梦家、
高本汉
和其他一些当代学者
都采用了这一说法。
这三个说法——公元前1122、1111、1027年是最有影响的，但没有一个能够单独凭借文献证据自圆其说。还有其他一些多少有疑问的假说。
我们将在下文参考新的依据来讨论这一课题。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文献只代表东周时代人的看法，而那已经是在武王伐纣之后几百年了。看来，早在东周时期，不同说法就已经出现；某些代表流传下来的较准确的文献，其余的则依据的是残缺不全的和错误的记载。在我们能够确认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代前，我们需要当时的记录。
第二个年代学课题是关于商代享年的问题。周代文献提到这一问题的有三处：
1．《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
2．《孟子·尽心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3．《古本竹书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前两个只是大约数字，然而非常吻合。孟子只把商朝计算到文王，而文王据说享国很久（据《书经·无逸》为五十年）。把它加进孟子说的“五百有余岁”，就与《左传》的“载祀六百”十分接近。若以公元前1122年作为商亡之年，我们可以计算出商朝建国可能在公元前18世纪，但确切年代不详。
《古本竹书纪年》的496年的记载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太短了。
因为商朝建国的年代不能确定，各代商王的享国年数没有全部记载，在许多研究中的数字
只不过是个分配游戏。周代文献中只有以下一些具体享国年数：
1．成汤 ？
2．外丙2年（《孟子》）
3．仲壬4年（《孟子》）
4．太甲12年（《史记·鲁世家》索隐引《竹书》）
5．沃丁
6．太庚25年（《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史记》）
7．小甲17年（《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史记》）
8．雍己
9．太戊
10．仲丁
11．外壬
12．河亶甲
13．祖乙 75年（《书经·无逸》）
14．祖辛
15．沃甲
16．祖丁
17．南庚
18．阳甲
19．盘庚（自盘庚至纣亡，不同文献引《竹书》作773、275或273年）
20．小辛
21．小乙
22．武丁59年（《书经·无逸》）
23．祖庚
24．祖甲33年（《书经·无逸》）
25．廪辛（《书经·无逸》10年，7、8年，4、3年。然而《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提到武乙在位之第35年以及太丁在位之第11年）
26．庚丁（康丁）
27．武乙
28．太丁
29．帝乙
30．帝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