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是中国的“三代”——夏、商、周中的第二个朝代，这“三代”标志着中国史前时代的结束和文明时代的开始。但是商朝是谁？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讲，商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商是商族用来称呼他们祖先的都城的地名， 商以后的周人则把住在绕以城墙的都城里行使权力的王朝统治者称为商。

商，在周代文献中首先是取得了王朝地位的王室的名字。这个名词开始是被商王室统治的国家的称号，然后被推而广之用来称呼商国人民和其他与商同时的国家人民所创造的文明。商也用来称呼中国历史上被商王朝统治的那一时代。

以上的许多词汇和概念使用起来是很难界定的，而且目前还很难搞明白。起初，我们只需要说清楚我们所描述的是哪一个民族和它的历史就足够了。本书中我们将研究商这一时代——传统上被定为公元前1766—前1122年（这一年代是有问题的，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的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民。我们将首先关注商王朝统治区内的人民；然而我们也接触商王朝统治区外的某些与商有相似或几乎相同文明的人民。

商是一个有文字的文明，但是随着王朝的灭亡，王室的档案即使有些在王都毁灭时幸存下来，也逐渐散失了。到了差不多600年后孔夫子的时代，据说这位大师感叹道：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

公元前1世纪，当司马迁开始编纂《史记》时，他能够利用的关于商代历史的文献已经很少了；商（或殷）代一章只是一个光秃秃的轮廓，包括王室世系和一些史事。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点贫乏的关于商代的史料是我们争论的全部内容。中国学者在研究这点幸存的史料的过程中，形成了久远而详细的史学理论传统。

在12世纪前后的北宋时代，中国的学者们开始较密切地注意对青铜礼器的研究，这类青铜礼器早在汉代就已经为人所知并被认定是三代之物。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些礼器的铭文上。在上一世纪前后，这些青铜器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日本和西方的博物馆馆藏，成为艺术史学家们许多意义重大的研究的焦点。

到了清代末年，商史的另一个来源——刻有文字的牛肩胛骨和龟甲，它们曾被商代人用作占卜吉凶——无意中流落到古董市场上并最终落入古代史学家们手中。研究这些龟甲和兽骨的学科——甲骨学——成为了解商代社会和宗教的首要手段，而孔夫子和司马迁对这一重要的资料来源毫无所知。

终于，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商代最后一个首都的遗址上开始科学的考古发掘起，现代考古学提供了并正在提供新的不断增多的商代历史的原材料。

因此，商代历史的这些主要资料来源并不是同时为人所知的；它们陆续进入史学研究的领域，每一种都是在前一种出现后很久才被人认识并利用的，在这个长长的间隔中，总会有一种复杂的史学研究传统建立起来，包括它特有的文献积累、研究惯例和卫道者。所以至今商代历史研究者们仍然经常被训练成只在狭小领域内有成就的专家。本书尝试使用所有可以获得的资料来写一部初步的综合商代史。然而，我们仍然有必要对这几种史学研究传统——通往同一商代历史的几条不同路径——作个简要描述，作为本书的引子。 ++5FN3YpYCqmmK0qHbrhR5uDxVjeRxup1s4ridjAjYzrS3U/8Qvfo0sAuTj5mG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