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模式

在商代史学中，有两种成为详细理论的基本倾向占主导地位：史料学和马克思主义。可以这样说，把史料学等同于史学，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1928年在广东成立至今的基本观点。由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发掘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所内产生的还是所外实践但深受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响的商史理论，都在很大程度上注重新史料的取得和对它们的逐一研究。

史料学的一个宣言是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的傅斯年所著的“工作旨趣”，他在1928年该所成立至1950年他去世一直担任所长：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在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当年之有光荣的历史，正因为能开拓的用材料，后来之衰歇，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不过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它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汉路，安阳至易州，安阳殷墟以前盗出之物并非彻底发掘，易州邯郸又是燕赵故都，这一带又是卫邶故域。……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将来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亚细亚各地，……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于是，安阳发掘便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主办下，以获取史料为明确目的开始进行了。每当新的资料取得了，新的问题提出并被解决了，商代的历史就被丰富并且扩展了。参与安阳发掘工作的学者们只是与资料本身打交道：“董（作宾）去研究文字记录，而我（李济）则注意所有其他文物。” 吴定良，一个体质人类学家，就致力于人骨的研究。 计划中的安阳发掘报告的大纲如下：

1．发掘经过

2．建筑遗址

3．骨卜、龟卜与甲骨文字

4．冶铜术与青铜器及他种金属品

5．陶器

6．石器、骨器、蚌器

7．兽骨

8．附近遗址

9．墓葬

10．宗教、艺术及社会组织

从正面讲，我们关于商代历史的认识的确被安阳发掘所得的史料大大丰富和扩展了。问题是，事实真的能自己说话吗？资料的分类代表着对古代文明的分类法。这种方法真的能最好地揭示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一文明的内在秩序吗？换句话说，史料学是一种理论。这是古代史研究的最好理论吗？

不，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是唯一在明确理论指导下研究商史的学者群体。对于郭沫若这个最有影响并且最早倡导用马克思主义诠释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像李济、董作宾这些史料学者们是“捧着金饭碗讨饭” 的乞丐。早在1930年，正当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们开始探寻新史料时，郭沫若就在他的开创性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首次尝试“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 这种历史观的代表作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郭沫若在他的书中，首先简短地表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然后就去分析当时可以获得的史料，包括甲骨文和金文，得出结论说商代代表原始社会的晚期，此时氏族制度仍然存在，但阶级社会已经开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田野发掘所获资料的增多，郭沫若被迫改变他关于商代社会发展阶段的结论。正如他1954年所表白的：

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根据更新的史料，郭沫若改变了他的看法，认为商代社会正处在社会变革的奴隶制时代， 对商代社会的这一定性今天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一致看法。

下文我们将以发展的眼光较多地讨论商代的社会形态。这里我们只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解释的——作为分析商代史料的一种明确的理论模式：文化和社会的因素被安排在每个发展阶段的排序明确的结构里，这些结构本质上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文化和社会的因素也随之重新安排。一旦我们正确依照它的发展阶段确定了一个社会——商代——的性质，我们的任务就是做两件事：把我们的史料编排成在结构上讲得通的顺序——无论是按时代还是按等级——来帮助我们了解它们所构成的系统，并且填补史料中的空白。这种方法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有力工具，也是当代研究其他地区文明起源的考古学者中的新发展派的有力工具。例如埃尔曼·塞维斯的发展阶段说——氏族、部落、酋邦、国家 ——正好为编排我们的史料这一目的服务，并且有了另外的有利条件：把原始社会划分成了三个不同层次，而不是一个。

不论是史料还是概括性的发展理论，对于了解商文明——以及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必要的；我们也需要一个中介理论模式来帮助我们把史料和理论结合在一起。正如上文所述，史料学并不缺乏理论；只是它的理论是无序的、不明确的并且不能检验。另一方面，在我们说我们可以用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解释我们的史料之前，我们最好确认这些迄今建立在世界其他地区材料基础上的理论确实是普遍适用的。为此，我们必须根据其本身的迹象把史料组织在一起，排除理论的干扰。

什么是“本身的迹象”？我这里指的不是史料内在的本质；史料学家已经看到了它们的价值。我指的是凭经验建立起来的史料间的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是任何结构的组成都必然会有的。各种因素相互以各种形式——水平的、倾斜的、成层的或更复杂的形式——结合成为一个结构。它们形成一个复杂、有机的整体。这一文明消逝后，这些因素就分崩离析了，有些消失了。我们的工作就是重新整合它们。为此我们需要好的、可靠的资料，多多益善。我们也需要修正总体的指导理论以及可靠的人类社会根本结构。但是我们也需要具体的、特有的、可靠的方法在特定的层次上重建我们手中这些史料间的复杂关系。有些方法是不言自明的：考古学的年代序列，从空间上排列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文献描述。但其他的就不那么明显：也就是说，那些中介理论模式。

中介理论模式是管理零散的文化因素的规则——这个零散的含义是它可以在历史记载中独立存在。这种模式成为规则是因为文化因素是共同变化的，零散的因素必须按照明确的、具体的规则组织在一起。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利用这些规则来重建过去的社会并恢复它们失去的因素。

到哪儿去寻找这样的规则呢？我相信只有一种方法能够获得有益于从支离破碎的材料中恢复整个社会系统——至少是它的基本结构——的规则，那就是利用理论模式，也就是当代的以及可以获得详细文献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和社会的运作系统和亚系统的蓝图。让我马上澄清一件事情。这不是曲解我们的事实甚至剪裁它们使之适应理论。我们的理论是已知社会系统的蓝图，如果我们的事实不能符合它们，那就意味着要么是这种已知社会系统是全新的，要么是我们的事实还不充分。永远不能“削足适履”。如果我们有一个引擎上的一些零件，我们就要在把它们装配起来之前拥有所有引擎的蓝图，以使这些零件的装配符合其中的一张。有可能这些零件原来所属的那个引擎的蓝图没有了，工作原理也完全不为人所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者可以装配一个新引擎，或者干脆什么都装不成。这个比喻不会十分恰当，因为历史学家必须面对的人类社会并不是引擎；但它们的运作——尽管可能更加复杂——总是基于相对比较简单的原则的。

文化和社会行为的民族学规律可以跨文化地总结出来。“近些年，许多跨文化的研究见诸报道……这些研究通过文化对比寻求人类行为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 参与比较的文化不宜过多，但这种比较的目的是寻找这些差异的并存因素，并给这些并存因素一个满意的解释。 Grphi1WZWunm6+t0ZV5VU74HXkOo5vO4sMmB6WuN4J3JUUJDjx5ATHu0Cr1jTpj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