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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区在唐代虽然还没有形成城市，但是由于当时地处边塞，在军事、贸易、交通运输等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今天津蓟州区的西北亭与幽州毗邻，不仅是唐军抵御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势力袭扰的军事要地，而且也是唐与靺鞨、渤海等政权交流往来的前沿要冲。正因为如此，这一带就成了当时烽火连年的战争频仍之地，也成了众多诗人活动的重要平台。
唐天宝年间杜甫分别写了《前出塞》九首和《后出塞》五首，通过被征役夫的口吻，描述了渔阳一带的山川风貌和风土人情，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反映了战争背景下的征戍活动。例如《后出塞》之四中写道：“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天津蓟州一带当时的自然景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的运行情况。
当时的渔阳郡，是安禄山准备起兵反叛的策源地。杜甫诗中反映的情况表明此地的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在正式反叛之前，安禄山因手握重兵，已表现得非常嚣张、骄横，在他控制区域内竟没有敢言其反者。
在杜甫的另一首边塞诗《昔游》中，作者写道：“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这首诗作成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当时正经历社会的动乱衰败，其特殊的心境难以言状。再次来到此地，杜甫回忆起开元盛世“幽燕盛用武”的景象以及与挚友李白、高适相聚的情景，内心必定是感慨万千的。从诗中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战况激烈，而唐军士气很高涨。“粟”“帛”等军需物资由海陆从南方运至天津，再经漕运供给至作战前线。
对于当时渔阳一带的战争形势，唐代另两位诗人高适、白居易，也分别在《燕歌行》和《长恨歌》中有所描述。从流传至今诸多边塞诗中体现出来的丰富内涵，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代天津军事地位的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