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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料的缺乏，自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运动以来，关于老子和庄子谁先谁后的问题说话不一，以胡适先生、陈鼓应先生为代表的“老先于孔”说，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老后于孔先于庄周”说，以日本学者帆足万里、钱穆先生以及葛瑞汉（A.C.Graham）为代表的“老后于庄”说。
关于《庄子》内、外、杂篇的先后也是众说纷纭，刘笑敢先生总结了四种不同的观点：一，内篇早于外杂篇，且内篇为庄子所作。二，内篇晚于外杂篇，外杂篇为庄子所作。三，内篇与外杂篇已被晋人郭象搞乱，研究庄子思想应以《逍遥游》《齐物论》二篇为依据，打破内外杂篇的界限来选择有关资料。四，内、外、杂篇基本上都是庄周的著作。面对纷纭的说法，刘先生依据“内篇虽然用了道、德、命、精、神等词，但没有使用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由词根和词根合成的词），而在外杂篇中，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都反复出现了”这一事实，并结合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认为《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这一观点获得了国内学术界主流的认可与好评
，再次确立了第一种观点的主流地位。在史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研究者们诉之于社会背景分析、文本诠释定文本先后等方法以求能梳理出思想史发展的内在脉络，以此确定早期文本的写作年代以及流传演变情况。池田知久教授的《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出的。
根据其对道家思想的诠释，池田教授认为“全部《庄子》中最早部分就是开始以思索‘道’这一终极性、根源性实在为中心的《齐物论》中的‘南郭子綦、颜成子游问答’”，
并以此作为道家思想的起点。道“就是世界真实的面貌自身，又是使世界真实的面貌成为可能的终极的根源，思想家们称其为‘一’‘无’，依靠人类之知绝对无法把握”。
作者根据其他文献材料，将这一开端的时间定为以公元前300年为中心的战国中期。之后的所有道家思想都是在这一时间段之后发展起来的。依于这一展开，池田教授划分了三个时期，即初期道家（战国中期到末期）、中期道家（战国末期到西汉初期）、后期道家（西汉初期到武帝期）；并描绘了这个展开的具体表现，比如，他认为初期的道家主要关注怎样才能把握“道”这样的问题，与之不同，在中期和后期，他们的主要关心转移到如何能将所把握的“道”应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去
。
关于《老子》成书年代，池田教授就是主要依据其对道家思想的再诠释来确定的。在第二章第四节“战国末期时期编纂的《老子》”
中，他认为《老子》的编纂在战国末期至西汉时期，是在《庄子》某部分写出来之后，但未全部编纂之前成书的，而且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除《庄子》外，最早言及老子及其思想的是《荀子》和《吕氏春秋》，但没有引用《老子》的具体句子，所以《老子》还没有出现。从《荀子·天论》中所受老子影响可以看出道家形而上学由“一之无”（战国中期）发展到“二世界论”（战国末期）的痕迹。在《韩非子》中出自韩非之手的篇章中完全没有老子的思想，所以《老子》的编纂应该是在韩非卒后至西汉初期进行的。在《庄子·养生主》中的“秦失、弟子问答”中，将老聃当作尚未通达死生之理的未成熟者来批判，说明《老子》成书晚于《庄子·养生主》。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池田教授由文本诠释勾勒的“老后于庄”说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自成其理”的，采用此种进路阅读文献也能使我们更加容易地理解从先秦到汉初道家哲学的发展史，对于文本的解读也更加合理，但是这个“老后于庄”说还需要克服几个挑战才能真正地合乎事实，而不仅仅合乎所谓的理性推理，如果不能克服遇到的问题，那么池田教授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就大大降低了。
以陈鼓应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主张“老先于孔”，他反对池田教授等人对司马迁的怀疑，认为司马迁写史的原则是有闻必录“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因此《老庄申韩列传》中关于老子的记述是可信的，孔子问礼于老子也是真实的。他提出成书于战国中期的《论语》《墨子》中皆有引自《老子》的思想痕迹，反对老子晚出。这与池田教授引用《荀子》《吕氏春秋》中反映的老子思想证明老子晚出所用方法是一样的，但结论迥异。这一切都与其假设前提有关，陈鼓应先生认为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是百家之祖，当然在其他文献中寻找支持其结论的证据，而在池田教授这里，则忽略《论语》《墨子》中的道家思想成分。陈鼓应先生特别批判部分学者老子晚出说背后所依据的黑格尔的所谓文本诠释定文本历史。他认为黑格尔“先拟定一套‘正—反—合’的框架，让思想史按照它所构造的模式来展开”，这种方法有偶合历史的地方，但严谨的历史学家是不会如此的。此外，思想的发展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会有曲折、有倒退，运用先验模式是很难得到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的
。
上述陈鼓应先生的挑战是来自理论方面的，因为没有坚实的实物证据支持，很容易遭受反驳。而新出土的郭店简本《老子》使得池田教授关于“老后于庄”说的某些细节内容出现了修正的必要性。关于郭店简本《老子》大部分学者同意把其定位为战国中期（公元前300年前）甚至更早的文本
，也即是很可能早于或与思想家庄子所处的时代相同，这样就和池田教授的道家的学说起始于庄子发现“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老后于庄”说相矛盾。郭店简本《老子》在实物证据上向池田教授的观点及其方法提出了挑战。
面对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及其带来的挑战，池田教授在研究郭店楚简中发现了支持其学说的证据，首先对墓的下葬时间提出质疑，而其主要依据是经过文献比照、分析在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中发现了他认为是来自荀子《天论》“天人之分”思想
的文章，认为前者大体沿袭了后者的思想，略有修正，更接近之后的《吕氏春秋·慎人》以及《荀子· 在宥》，因此下葬年代定为公元前265—前255年稍后，并且荀子学派受到庄子学派天人理论的影响。并认为以《老子》思想中有荀子思想的地方为出发点，对解释郭店简本《老子》能作更合理的说明和分析。这样池田教授“成功地”将郭店竹简《老子》放入其文本诠释定历史先后的模式中，成为受庄学影响而写成的《老子》。
然而池田教授的应对遇到了问题，首先其结论与他在本书其他地方认为《老子》的编纂在韩非卒后至西汉初期进行相矛盾，因为前者的时间为公元前265—前255年，而韩非卒于公元前233年。这里池田教授有明显的牵强之处，即运用“编纂”这一词汇来模糊表达《老子》的形成，说郭店简本不是节抄本而是正在形成中的，但是郭店简本《老子》有通行本约五分之二的数量，池田教授认为《老子》编纂是在很长时间内完成的，即可认为是不断叠加以接近通行本的数量，那么这个编纂时间从郭店简本开始应该是更合理的。在其对郭店楚墓下葬年代的质疑中，明显可以发现其往后推定的偏见
。其次，运用《穷达以时》与《荀子》中的相似之处来推定郭店楚墓的下葬时间显然不能提出坚实的证据，因为《穷达以时》中的“天人之分”与《荀子》中所说的“天人之分”的含义是不同的
，池田教授分析中的关键部分中关于《穷达以时》与《吕氏春秋·慎人》思想是共通的且同为荀子学派所作的观点也受到了国内学者如王中江先生的反驳
，由此池田教授对郭店楚墓下葬年代的质疑被许多学者否定
，在更为具体细致的分析方面，李锐教授很深入地对池田教授的“荀子学派受到庄子学派天人理论的影响”观点进行了反驳，并认为其陷入了其“单线的思想链条”的偏见之中
。
我们审视一下池田教授的“偏见”，他提到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是严谨的实证主义，但是其诠释却依据于其假定的开端，这个开端往往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学术背景、知识结构、学术地位及学者所持立场，这是很难避免的“偏见”。但是一味地寻找有利于己方的证据忽视不利于己方的坚实证据，未免成了误见。池田教授在《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的“致中国读者”中说要“将新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有效结合起来”并将此作为自己严格遵守的研究原则
。他认为如果对新出土资料采取无视或轻视的态度，已不可能取得学术上的进展，同理，我们也应该承认轻视或忽视传世文献中不利于己的文献也不可能取得学术上的进展。通过我们上述的分析，显然池田教授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做到严格遵守其所言的“原则”，没有做到不断地修正其“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