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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言及的由文本诠释考察文本年代并非仅仅客观意义上的文本解读来梳理文本历史，而是基于带有各种预设与立场的文本解释先验地确定文本年代，将对文本内容的再诠释作为历史真实发生的事实，混淆文本诠释的逻辑维度和历史维度。由诠释定考据的方法其实就是黑格尔著名的“历史的与逻辑的之统一”的变形，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第五章
详细论述了“历史的与逻辑的之统一”这一研究方法。张先生指出正是黑格尔提出“历史的与逻辑的之统一”的，他进一步解释说“黑格尔认为历史上出现的哲学概念、范畴的先后次序，就是绝对理念中诸概念的逻辑次序，这就是历史的与逻辑的之统一”
。张先生认为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有积极因素即认为哲学史有个发展过程，每个哲学家都有中心观念。与此同时张先生也指出了黑格尔这一观点的不足即关于概念的逻辑次序的安排有很多牵强之处。
显然借助于这一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清哲学发展的总体方向，在相关事实的支撑下可以帮助我们勾勒出某个哲学流派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帮助我们成体系地重塑思想史、文化史方面有莫大助益。在中国哲学界，道家哲学研究中运用这一方法最经典的例子是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
，他主要从魏晋思想中的内在理路分析其发展演变。后来的关于魏晋玄学的许多著作如余敦康先生的《魏晋玄学史》
等也沿袭采用了这一思路。不可否认，这一方法有助于我们把握魏晋玄学，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方面的杰出成果奠定了魏晋玄学研究的方向，成为研究魏晋玄学的必读之作
。但是这一方法在分析哲学演变时有许多不足。首先，思想发展的方式有很多种，其展开的进路是遵循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到宇宙生成论、政治思想、社会思想的变迁还是恰恰相反从社会思想、政治思想等开始进而反思出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这两种情况在逻辑上都有可能。其次，这一方法具体运用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则会出现“现实与可能”的矛盾，一定时空内的历史事实只有一种“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但是这个真实在可能世界中却有多种“可能”，甚至在逻辑上互相对立的“可能”都是存在的，而按照概念或思想发展的次序出现的可能是所有可能中最理想
的一种，那么这种方法得出的推理性结论很有可能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而且由于关注的史料不同，会导致很多众说纷纭的结论。再次，必须肯定思想的发展史在较长时期内与基于文本诠释的逻辑展开是一致的，比如从宗教到哲学、从宇宙论到本体论等，但短期内的波折很难断定。仅仅通过文本诠释很难判定波折发生在什么时间，当史料自身无法标明其确切时代时，那么很可能把史料时代的前后次序颠倒而造成严重的误解。因此，以此来描述思想史或文化史的进程很难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同，也很难得到其他哲学史学者的认同，因为他们在文本诠释上也具有不同的立场与诠释，没有客观的标准，最后只能自说自话，错把诠释当历史，从而削弱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