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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个关键词，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据统计，《全唐诗》收录的诗作计48900余首，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是“人”，共出现了39195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充分肯定人之为人的重要地位：“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
如果我们观照整部《文心雕龙》，会发现其对于文学理论的阐发，很多都是借助文学创作者来实现的，其核心关键词也是“人”。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在感叹“知音其难”时，列举了“知音者”常犯的三种错误：文人相轻，贵远（古）贱近（今），信伪迷真。这些都不是刘勰所推崇的“人”，他所推崇的“人”是“君子”。而中华美育的目标，就在于培养具有君子人格的人。
如果我们阅读先秦以来的典籍，会发现君子的人格内涵，主要体现在“博”和“雅”两个方面。中国古代对于“君子”的首要标准，就是博学。《礼记·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论语·雍也》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礼记·儒行》云：“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礼记·曲礼上》记载：“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
拥有广博的学识，对事物都有所认知和了解，是君子必备的能力。同时，君子也应当具备“雅”的特质。在这里，“雅”具有两层内涵。一是君子应当表现出仪表端庄、行事严正的威仪。《论语·学而》曰：“君子不重，则不威。”
《史记·孔子世家》云：“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
二是君子应当具有“文雅”的特质，《诗经·小戎》中说：“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论语·里仁》云：“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重德重仁，端庄威严。君子的形象在儒家典籍中十分具体，对当下审美教育培养具有君子人格的人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认为博雅之士才能创作出富有新意的文学作品：“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
具有“博雅”特质的君子，是刘勰所推崇的。与此同时，他在《程器》篇中提出了对君子的具体要求：“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
他认为，君子应该内修道德，外修文采，穷时以文立志，达时驰骋疆场。君子不仅应当注重自身的品德修为，同时也需要通晓军政大事，成为文武兼备的大通之才。刘勰反对文人的“务华弃实”，他在《程器》篇中列举十六位文人的事迹，指出这些文人只注重文采的锤炼而不注重道德的修养，其文与其人毫不相符，即元好问所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刘勰也反对当时重武轻文的思想，倡导文武双修：“文武之术，左右惟宜，却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
刘勰的这些思想，与西方的“博雅”思想不谋而合，对当下重智育而轻美育、强调专业教育而忽视通识教育的现状，无疑具有强烈的启发意义。
在十七八世纪的英国，liberal education，指的是绅士教育（gentleman’s education，gentlemanly education），liberal一词是对绅士品格的描述，将liberal一词和知识、教育联系在一起时，liberal最基本的含义是“适合于绅士的”（becoming a gentleman）。
如果说十七八世纪英国的博雅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绅士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推行博雅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君子人格的人。二十世纪以来，对于liberal education的理解，更多偏向“自由主义中的教育”（哈佛红皮书，1945）。自由，也是我们目前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率先开展了自由教育的实验。孔子认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即君子不应当成为具有某种特定功用的器物，不应当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具有某一特定专业知识的专才，不能被束缚于一个具体的专业和具体的领域，而应该博采众长，具有“雅”的特质，全面且自由地发展，成为明大道的通达之才。《论语·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以上四点是孔子认为的君子所应达到的行为准则，其中的“游于艺”，不仅是游于六艺之学，掌握丰富全面的知识，同时也是游于经典当中，理解其中的思想文化精髓，收获“雅正”的气质。如果把游于六艺视为“博”，那么游于经典可以视为“雅”，若君子既“游于博”又“游于雅”，就能达到真正自由的状态。
与此同时，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提倡课堂上的自由讨论，使得中国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些都为今天博雅教育的实践提供了方法和路径，也为培养具有自由精神的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论语·先进》篇中记载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位弟子畅谈人生志向之事，曾皙如此作答：“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为何只有曾皙的答案让孔子发出“吾与点也”的赞叹，就在于他的沂雩之乐，不仅游于天地之间，同时也游于礼乐之间，获得了身与心的双重自由。刘勰也十分强调文学创作中应具有自由的状态：“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只有达到“神与物游”的状态，摆脱形体对于文思的限制，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不仅儒家强调培养自由的人格，道家也崇尚主体的精神的自由，强调“法天贵真”。例如，《庄子·逍遥游》中就体现了自由的思想，这也是庄子的核心思想之一。庄子在探讨生命如何获得绝对自由时，认为人只要做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
，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状态，便可游于无穷，使灵魂达到绝对的无待的自由。其实，儒家提倡的“游于艺”和道家强调的“逍遥游”，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其目的都在于使人获得主体的精神的自由，从而在面对纷扰的“人间世”时，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
我们在中华美育中强调“博”与“雅”，就在于二者能够使我们摆脱外在的束缚，让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将刘勰所处的时代与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相比较，竟是非常相似。刘勰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儒释道三种思想相互碰撞交融的时代。面对佛教的盛行以及玄学的兴起，刘勰在《文心雕龙》这部著作中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并多次强调了“博雅”的重要性。反观今日，我们也处于一个外来文化强势来袭的时代，如何博取各种思想、各种文化的精髓，为我所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博雅教育是全面、客观认识事物及培养君子人格的必由之径。通过阅读经典，使受教者具有渊博的学识、卓越的见识，并逐渐形成“雅正”的气质。通过“博观”，使受教者达到“圆照”的境界。今天，我们需要培养一批通天地、通古今、通文理、通知行的大通之才，从而打破学科间的界限和壁垒，给学生以自由，给老师以自由，给知识以自由，给人性以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