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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中记载了魏武帝对“寡闻”的看法：“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所见不博，则所写之文经不起考证，那么就无法创作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由此可见文学创作中“博”之重要。对于“博”的含义，《说文解字》曰：“博，大通也。从十尃。尃，布也。亦声。”
《庄子·逍遥游》曰：“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没有厚积之水，大舟只能独自倾覆沉沦。无独有偶，在进行审美活动时，倘若我们对审美对象没有清晰的认识，就会陷入认知的偏差和错谬。为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刘勰提出了“博观”之法：“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对于审美对象，只有通过不断的观察和学习，阅尽千帆，方可知解其中深意。刘勰在《神思》篇中说：“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
造成文思迟缓或敏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是否“博观”。没有深厚的积累，就无法形成迅捷的文思，也写不出深入人心的作品，因此，刘勰认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
，才能认识事物的本来面貌。博雅之士，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才会“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
。
为了达到客观认知文学文本的目的，刘勰又提出了“六观”的方法：“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
刘勰认为，通过对文体、文辞、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表现手法的运用、事类的运用和音律六个方面的全面考察，读者就能洞悉文章的意义之所在。
刘勰的博雅观不仅仅体现在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中，还体现在其思维方式上。刘勰在进行文学批评时，采用的是“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的思维方式。采用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在于前人的思维方式大多存在“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文心雕龙·序志》）“东向而望，不见西墙”（《文心雕龙·知音》）的弊端，因而无法对文学史进行整体观照。有鉴于此，刘勰认为文学批评应当“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文心雕龙·序志》），在体系和逻辑上要“敷理以举统”，“笼圈条贯”（《文心雕龙·序志》），以“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文心雕龙·知音》）为方法，以“弥纶群言，研精一理”（《文心雕龙·论说》）为目标，对文学文本做细致全面的考察，同时还要“统其关键”，“管其枢机”（《文心雕龙·神思》），做到“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文心雕龙·总术》），从而把捉文学理论的根本规律。
刘勰的“博观”理论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当时与后来的绘画创作。与刘勰同时代的谢赫，在绘画领域中提出了“六法”理论：“虽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置位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可以说，谢赫的“六法”理论，是中国绘画理论上较为全面、详尽的创作准则。李泽厚、刘纲纪先生认为，《文心雕龙》影响了谢赫的“六法”
。“六观”与“六法”均强调博览典籍，充实自我，学以致用，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唐代王维的《山水诀》也受到了刘勰的影响：“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百千里之景。东西南北，宛尔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下。”
要在“咫尺之图”上呈现百千里的景象，唯有“博观”。只有切身体验大自然，才能于方寸间绘大故事。北宋的郭熙则是一位深切贯彻“圆照博观”思想的绘画理论家，他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而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磊磊磕磕，杳杳漠漠，莫非吾画……”
“饱游饫看”即“博观”，只有遍历山川草木，才能成竹于胸，达到“神与物游”的境界，从而真正领悟到绘画的奥义所在。在“博观”的基础之上，才能达到“圆照”的状态，郭熙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缈。”
只有通过对无数山川做细致的观察，才能得出对高远之山、深远之山和平远之山的普遍认识，从而达到一种“圆照之象”，获得“江山之助”，创造出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作品。清代学人廖景文在《罨画楼诗话》中说道：“我辈才识远逊古人，若踞蹐一隅，何处觅佳句来？”
想要获得刘勰所说的“江山之助”，不遍历风景、饱览群书，是无法达到的。
文学创作需要“博见”，成人亦是如此。想要成为“大通之才”，“博观”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孔子可谓是最早实践“圆照博观”思想的教育家，他从不限制学生学习的内容，而任其自由发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与此同时，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之学来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与进步，以礼教化，以乐冶情，以射强身，以御健体，以书明史，以数明智，从而建构起完备的教育体系与内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庄子·天下》篇中，庄子认为“道术”裂变为“方术”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道术”是体察宇宙万物之理的大道，“方术”则“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然而，在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现状下，知识分子成为了《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道术裂变为方术之后的“一曲之士”，学生也受到分科思维的影响。当下，大学教育对于培养通识型人才提出了具体要求，不仅重视智育，同时更加重视美育的功用，一改往昔只注重培养专业型人才的观念。为此，广泛涉猎、进行跨学科研究是培养专业型人才的必由之路，刘勰的“圆照博观”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对通识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