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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阐发变化、改制之义，近似于公羊学中《春秋》之地位。《周易》何以称“易”？历来有“三易”之说法，《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其中三者针对的分别是易之德、气、位
。东汉郑玄据此进一步阐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唐代孔颖达认为：“《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孔颖达着重从“变化运行”之角度发挥《周易》“顺时变易，出入移动”的“变化之义”，以在历史变化之中多体现之“度时制宜”为“作《易》垂教之本意”。
因而与通常以“易简”之义借助《易经》以阐发简易为政的看法有所不同。
对于孔颖达的观点，章学诚深以为然：“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
他还进一步阐发到：“《易》为王者改制之巨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
这实际上，《周易》为王者改制之典，与“治历明时”之义相通。所谓“治历明时”在下文中，章学诚进一步明确，即汉代所谓改正朔等之义，在这一论述中，章学诚《周易》改制与西汉儒者对《春秋》改制有相通之处。在这个基础上，他对后代学者“拟《易》”之作提出批评：
后儒拟《易》，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谓理与数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无以出之，而惟变其象数法式，以示与古不相袭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汉制所谓色黄数五，事与改正朔而易服色者为一例也。
在章学诚看来，《易》作为“王者改制之巨典”
，由于时代的更替，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制度，“三王不相袭”“五帝不相沿”
，“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
。董仲舒有“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
之论，这进一步显示，《易》“作新视听”的作用与汉儒基于《公羊学》而主张的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等举措有着相似之处。
在《易教》之中，章学诚主要发挥“三易”之“变易”之义。在他看来，《易》不仅是政典，而是一个讲变化之道的政典，其地位类似于《春秋》在汉代发挥之作用，是为朝廷改制服务的。在排斥《公羊》学的前提下，他其实是以《周易》“变化之义”济《周礼》之周密静态之典章制度。在这个意义上，章学诚所理解之《周礼》已经带有很强变化和行动论特点，已经容纳了时势之变迁，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王莽、王安石较为僵化和静态之《周礼》观，而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西汉之《春秋》学。
他更加重视的是《易经》对于变化之道的阐发以及作为王者改制之典的作用，如他称赞孔颖达以“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释“易”，为超出前代儒者见识的“明通”之解，而对许慎、郑玄、朱熹等从“道问学”或文字训诂的角度对《周易》所作之阐发不满，将之视为“因文生解”的“一端之言”
，未得古人之大体。
改制与变化并不可简单等同。孔颖达变化、改换的《易》学观与章学诚的见解只有一步之遥，却仍未臻于“昭然若揭”
之境地。在孔颖达的基础上，章学诚又有所推进，赋予《周易》以改制之义，所谓“《易》为王者改制之巨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
，“知上古圣人，开天创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
。
其实，以《易》讲述变化之道在明代阳明及其阳明后学身上也有所体现。王守仁因事被系诏狱时即在狱中研习《周易》。被贬贵州龙场驿后在玩易窝中以《易》“洗心”。流风之下，阳明后学多注重“易”理，以至于《清史稿·儒林传》称之“明人以心学窜入《易》”
。王守仁时常以《易》之变动不居注解良知之生生不息、心性之活泼泼，他提出：“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良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
换言之，阳明注重阐发《周易》中之易简、变化之义，同时以之注解良知之难以捉摸。
泰州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罗汝芳以《易》理阐发变化之道：
问：“孔子，圣之时，似多得之学《易》而然？”
罗子曰：“《易》象之赞，必曰：‘时义大矣哉！’又曰：‘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所以‘君子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而‘随时变化以从道’也。吾夫子平生得力全在于此，惟孟氏独能知之，乃特称之曰：‘孔子圣之时也。’是以其立教乎人也，则曰‘当其可之谓时’；其悦乎心也，则曰‘学而时习之’。惟其教之当可也，故自不觉其倦；惟其习之以时也，故自不觉其厌。《论语》开卷，便将一生精神全付打出，可见浑然一团体仁，顷刻便充塞天地，而贯彻古今，是何等家风，何滋味也。吾人可漫漫轻看出也哉？”
问：“孔子之‘时’与颜子之‘复’，同异何如？”
罗子曰：“颜子之‘一日复礼’，是复自一日始也，自一日而二日三日，以至十百千日，浑然太和元气之流行，而融液周遍焉，即时而圣矣。故复而引之纯也，则为时；时而动之天矣，则为复。时其复之所由成，而复，其时之所自来也欤！”
问：“颜子复礼之‘复’，固《易经》复卦之‘复’矣。但本文复不徒复，而必曰复礼，不徒曰复礼，而必曰克己者，何也？”
罗子曰：“复本诸《易》，则训释亦必取诸《易》也。《易》曰‘中行独复’，又曰‘复以自知’。……今细玩《易》谓‘中行独复’，‘复以自知’，浑然是己能与胜处，难说《论语》所言，不与《易经》相通也。”
罗汝芳以《周易》阐述变化之道理，用之于修身。罗汝芳反复陈说、阐发“生生之谓易”
，将易与知行关系进行阐述，分析“知行属人”与“知行属天”
。不过罗汝芳在对《周易》变化之义的挖掘推崇和挖掘背后，有着与章学诚有所区别的《易》学观和政治观。章学诚主张“六艺失官守而后有师教”
，他注重经、传之区分，在章学诚看来，经为先王之政教典章而非空言著述，只有《诗》《书》《礼》《易》《乐》《春秋》为六经，后世九经、十经、十三经、十四经的说法，则属后儒“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
。关于经之定义和范围，章学诚认为：“然则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他认为经为周公之旧典，传为孔子及其后学之传述，所谓“周公集治统之大成”“圣如孔子而不必为经”。
就《周易》来说，章学诚推尊《周易》的卦辞、爻辞等所谓经，而将通常认为是孔子所作《彖辞》《象辞》《文言》《说卦》等所谓“十翼”视为传。如上引文所显示，罗汝芳未如章学诚般推尊周公，以之为“集千古之大成”，反而时有以孔子为“集大成者”的趋向，他注重引申、发挥《象辞》、《系辞》等所谓“十翼”中的义理。对于孔子历史地位，罗汝芳认为：“宇宙乾坤，聚精会神，才生得一个孔子”
。罗汝芳对孔子的推崇与王阳明弟子、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的看法是一以贯之的，王艮屡屡推崇孔子：“仁且智，所以为孔子”
，在提到学圣人之志时，王艮仅提到“尧舜、文王、孔子”
。王艮主张“《六经》正好印证吾心，孔子之时中，全在韦编三绝”，他在教授弟子之时，常让弟子反复体会陈献章“若能握其要，何必窥陈编”之意。明儒注重《易传》、推重孔子，章学诚则坚持“《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
，以《易经》为主，区分周公之《易》与孔子之《易》。
因而尽管章学诚与阳明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章学诚思想本身的《周官》主义倾向使得他与阳明后学尤其是王艮一派已经有所差异，前者仍秉承孟子所持孔子为集大成的说法，章学诚则基于六艺为王者之政典的看法认为周公为集大成者。近代学者在点评章学诚《原道》篇时指出：“孔子言孟子集大成，是言气质天德。此言周公集大成者，是言制作王道。分别自无疑，惜先生言之未明。”
此言可谓卓伦。在一定意义上，章学诚的经学观则建立在明末清初浙东学术的史学转向和乾隆时期礼学的复兴基础上，更加注重史学并推重《周官》。
如上所述，在《周易》变化之义上，章学诚与孔颖达、王艮、罗汝芳等人相同，在改制之义则对他们观点有着进一步的发展和突破。在章学诚那里，《周易》不仅具有变化之义，且具有与《春秋》在汉代发挥的作用类似的改制之义。章学诚论述中多有对《周易》与《春秋》相通论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