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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是章学诚在五经中称引较多的一经，《易教》是《文史通义》的开篇。章学诚在著作中喜引《周易》之义。在《原学》中，他以《周易》中“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作为立论依据，概括道、学之间关系；在《书教》中他以《周易》中“圆神、方智”区分史学著述之流变；在《礼教》中，他以《周易》中的“知以藏往，神以知来”概括藏往之学与知来之学，对“无心得而但只比类求备”的考据学进行批评，指出其“可以藏往而不可以知来”
。就政治观而言，《周易》赋予章学诚的思想以变化之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思想体系中的“制度论”趋向。
与此同时，《周易》也是对章学诚阐发“六经皆史”之义最具挑战性的“经”之一，如胡适就认为：“‘六经皆史也’一句孤立的话，很不容易懂得；而《周易》一书更不容易看作‘史’，故先生的《易教》篇很露出勉强拉拢的痕迹。”
章学诚本人对此也有所认识，在《易教》开篇，他提出“六经皆史”这一命题后，自设问答，“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
实际上，作为《文史通义》的首篇，《易教》并非如胡适所说的“勉强拉拢”，而是寄托着深刻的作者之意。
章学诚以《周易》为政典，并非“离事而言理”之空言。所谓“六经皆史”，即六经皆为“未尝离事而言理”
，与史一般同为先王之政典。论证《易》为政典，符合“未尝离事而言理”的定义，是章学诚《易教》之主旨。在一定意义上，论述《诗》《书》《礼》《乐》《春秋》为史相对较为容易，而将被视为“卜筮之书”
、以“道阴阳”为主要内容之《易》视为“史”“政典”则颇费周章，甚至可称之为苦心孤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历来说《易》之书分“两派六宗”
，所谓两派为象数、义理两派，六宗为汉儒之象数，京房、焦延寿之“入于禨祥”，陈抟、邵雍之“务穷造化”，王弼以老、庄说《易》，胡瑗、程子以儒理说《易》，李光、杨万里以史事说《易》。尽管流派众多，却几乎没有专门以政典说《易》之书。前儒论《易》，多从数与理的角度入手。所谓“数者难测，变动不居；理者易明，守之有则”
，故而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周易》视为言道说理之书，注重《周易》的精微之意。《礼记·经解》对于《易》之阐发，指出“洁净精微，易教也”
。庄周认为“《易》以道阴阳”，郭象注之为“《易》明卦兆，通达阴阳”
。程、朱等人说《易》“主乎理”
，以《周易》为阐发本体论之书。近人唐文治在《十三经提纲》中对《易》学大旨进行归纳，认为“《易》者，心学之书也”
。
章学诚对前儒以理、心说《易》的观点提出质疑：
《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传》所谓庖羲、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归藏》本庖羲，《连山》本神农，《周易》本黄帝。）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讬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徵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韩宣子之聘鲁也，观书于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
章学诚首先否认了《易》与“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之关系，他认为：“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讬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这其实针对的京房、焦延寿、陈抟、邵雍等人“入于禨祥”“务穷造化”之象数之学。
其次，他也反对将《易》视为一种哲学（哲理）之书，他指出：“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
《易》并非圣人脱离具体之情况和事变而穷尽心思以求道之书，非“空言立教”，而是“切于民用”之“政教典章”
，这与王弼以老庄说《易》，胡瑗、二程等人以儒理说《易》也划清了界限，章氏之《易》学观非传统之“两派六宗”所可统摄。
章氏这个看法，不仅与前代易学家及刘知几等人不同，即使与同时代主流之看法也有所差异。不过章氏《易》学观与《四库总目提要》在某些方面有一致之处。比如章学诚认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
“《易》以天道而切人事”
。《四库总目提要》认为：“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两者在不离事物、以及《易》借助天道以明人事这点上是一致的，此外两者在对于《左传》中之《易》占也多存肯定态度，在注重源流之方法也有共通之处。
两者之区别在于章氏以《易》为政典，而《四库总目提要》更加强调《易》“切于日用”“以因象立教者为宗”之特点。
通过以上论述，章学诚认为，《周易》非言道之书；《周易》为《周礼》，关于这一点在《礼教》中也提及
。章学诚《春秋》和《周易》在“天道”“人事”合一这个意义上是一以贯之的。具体来说，“《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