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易》是章学诚文史校雠之学的重要来源，也是其“六经皆史”“改制”等历史观的经学来源。本文试图对章学诚经世思想背后的《周易》观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索，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探析章学诚变易观背后舍《春秋》而用《周易》的趋向，认为章学诚思想既有严谨、制度论的一面，又有变化乃至改制的一面，细究章氏思想，其变化之义与《周易》有着莫大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思想体系中的“制度论”趋向。

【关键词】 《周易》 章学诚 经世 经史 变化改制

章学诚的经学观与政治观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实际上，章学诚推重《周官》，主张“制度兼盖万有” ，其礼学观带有很强的“以官代礼”倾向。与此同时，章学诚并非一个简单的“权威论”和“制度论”者。正如他在《礼教》篇中所指出的，其经学观本身就容纳了变化之义：

或曰：周公作官礼乎？答曰：周公何能作也，鉴于夏、殷而折衷于时之所宜，盖有不得不然者也。夏、殷之鉴于唐、虞，唐、虞之鉴于羲、农、黄帝，亦若是也，亦各有其不得不然者也，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也。”孔子曰：“吾学《周礼》。”学于天也，非仅尊周制而私周公也。

周公制作《周官》并非凭空而作，周公制作同样须“鉴于夏、殷而折衷于时之所宜” ，这是“时会使然” ，周公制作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既然是历史则必然容纳变化，有其不得不然之势，这正是章学诚《原道》篇的宗旨：“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著述以究大道也。” “书有体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苟徇俗而无伤于理，不害于事，虽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随时变通之义，今亦不可尽执矣。”

章学诚的政治和历史观既有尊重时制的一面，又有改易变化的一面。实际上，与乾隆时期对于政治的谨慎态度不同，在嘉庆亲政初期，章学诚却出人意料地迸发出了一种强烈的经世冲动。这从其致王杰信中对财政亏空问题讨论、致尹壮图信中对畅通言路之讨论、致曹锡龄信中对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改革问题的讨论以及其《大学衍义书后》一文中海运与漕运孰优孰劣问题的关注中可以窥见。《章氏遗书》中所收录的《上梁相公书》《上朱石君书》《上执政论时务书》《上韩城相公书》《再上韩城相公书》《三上韩城相公书》《上尹楚珍阁学书》《与曾定轩侍御论贡举书》均为讨论时政之作。在这些文本中，章学诚对乾隆晚年弊政的揭露和批评不可谓不犀利，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提出要“回到雍正”问题 ，相较于嘉庆帝亲政后王念孙所上《陈剿贼六事》一折中援引经义对乾隆弊政的委婉批评，章学诚这一表述有些出人意表。章学诚论述中同样存在着对于现实的批判性。在这个意义上，章学诚又并非一个简单的“权威主义者”。

尽管章学诚在晚年迸发出对于政治讨论的热情和改变的思想，但是章学诚的变化改制之义并非如西汉儒者与晚清今文学家般源自于《春秋》，而是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易》“变易”思想影响下的政治观与龚、魏等人基于《公羊》学的政治观区别开来，前者可以称之为《周易》变化之义，后者可以称之为《春秋》改制之义，两者在经世意蕴上虽有相似之处，却在改革诉求的程度及士人在政治中地位问题上有着一定的区别。

本文试图对章学诚经世思想背后的经学观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索，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探析章学诚变易观背后舍《春秋》而用《周易》的趋向，进而界定其与后世道咸经世学派之界限。 Yr7Pag0XMEOjYznofN265yXCB/ERSiTXQaOH/2+s8mTGJdQ/tk11nJ131MO47l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