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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伶”在《红楼梦》中不仅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与“十二钗”辉映成趣、相互为济，构成一个有机、完整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意象体系，从而使小说的“大旨谈情”超越了一般的儿女之情，具有借“闺阁昭传”寄托家国兴亡之感的思想高度。“十二伶”的深层隐喻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十二伶”的演出有“泰极生否”的文化隐喻意义。在“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中，元妃点了四出戏，此处脂评为第一出《豪宴》“伏贾家之败”；第二出《乞巧》“伏元妃之死”；第三出《仙缘》“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第四出《离魂》“伏代（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是“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
脂砚斋认为元妃点的四出戏皆是小说的“伏笔”，暗示了贾府由盛而衰的发展趋势及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这四出戏来源于中国的古典传奇：《豪宴》取自明末戏剧家李玉的传奇《一捧雪》，该剧围绕争夺“一捧雪”玉杯，写家破人亡的故事；《乞巧》即清代戏剧家洪昇的《长生殿》传奇中第22出《密誓》，写七夕之际杨玉环和李隆基在长生殿盟誓，愿“生生世世，共为夫妇，永不分离”，此后不久，杨玉环被逼自缢于马嵬坡；《仙缘》出自明代汤显祖的传奇《邯郸记》，是一出黄粱一梦的悲剧；《离魂》即汤显祖《牡丹亭》第二十出《闹殇》，写的是杜丽娘后园寻梦，归来相思成疾，在抑郁中离开人世。这四出戏皆为悲剧，由“十二伶”在贾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时刻演出，不仅与小说正文融为一体，使小说情节更为丰富，而且有“泰极生否”的文化隐喻意义：在《周易》中，泰卦的极点就是泰极而否的时刻，启示人们盛极而衰、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小说中为迎接元妃省亲而建造大观园，包括蓄养家乐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为后来贾府获罪被抄埋下了祸根，应验了秦可卿托梦王熙凤时的预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乐极生悲”，“登高必跌重”（第13回）。
其二，“十二伶”的小荣枯隐喻了贾府兴衰。从元春才选凤藻宫，贾蔷由姑苏采买回十二个女孩子到“十二伶”粉墨登场，为元春省亲以及各种节日庆典演出，是贾府的兴盛期；从“宫中一位老太妃欠安”，到老太妃薨，“十二伶”组成的家班遭遇解散，是贾府的衰败期；从绣春囊事件引发贾府内抄，到芳官、蕊官、藕官等被驱逐出贾府，是贾府的崩溃期。“十二伶”和贾府主子们一样也经历了悲欢离合、世事变迁，正如甄士隐在《好了歌》中所唱：“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根据前80回的暗示及脂评，贾府后来被锦衣军查抄了，在“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处脂批曰“宁、荣既败之后”；在“蛛丝儿结满雕梁”处脂评为“潇湘馆、紫芸轩等处”；在“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处脂批为“宝钗、湘云一干人”
……在后40回佚稿中，贾府彻底败落，“十二钗”中的迎春嫁给了骄奢淫逸的孙绍祖，不久被虐待致死；探春远嫁海外；惜春出家；湘云、妙玉、巧姐或沦落烟花巷，或被官卖，充当达官贵人娱乐的工具……可以认为，“十二钗”的悲惨命运是贾府崩溃的集中体现，并与“十二伶”的命运有着奇妙关联，“十二伶”的小荣枯相当于绘画中的“间色”，补充并映衬了“十二钗”的悲剧，成为封建贵族生活崩溃的象征性缩影。
其三，“十二伶”的命运折射了康熙-雍正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清朝文网森严，出于避祸心理和审美需要，曹雪芹将涉及官场政治的内容写得云龙雾雨，但还是留下了不着痕迹的笔墨：明代以降，随着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流社会豢养家乐戏班蔚然成风，其中，尤以吴中地区（姑苏一带）的家乐戏班最为鼎盛，家乐主人往往从吴中地区购买歌儿舞女，或邀请吴中曲师充当家乐教习，所以《红楼梦》点明“十二伶”是从姑苏地区采买而来；清灭明后的顺治年间，频繁的征伐使满清贵族没有多少闲暇养优蓄乐，直到政局相对稳定的康熙时期，满族贵族及八旗将帅的蓄乐现象才日渐普遍。康熙皇帝本人就是戏迷，康熙年间颁敕的允许外官携带大量奴仆的政策，促使在职官吏养优蓄乐之风盛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组建家庭戏班，“据尤侗《西堂余集·自撰年谱》记载，康熙三十一年秋，曹寅家班曾在苏州拙政园演出尤侗的《李白登科记》（即《清平调》）。”
曹寅还亲自创作《北红拂记》杂剧，由家班演出，名噪一时。曹雪芹的舅祖李煦也是昆曲迷，不仅自己蓄养家乐，而且在苏州选拔“内廷供奉”的昆伶，以备康熙南巡时积极安排接驾演出。康熙六次南巡，四次都由曹寅安排接驾，落下巨大亏空，康熙对此也很清楚，他曾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
在《红楼梦》中，元妃省亲，贾府安排“十二伶”演出，得到元妃赞许，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射了康熙南巡的历史事件；家乐戏班在康熙晚期越演越烈，成为官场腐败、贪污受贿、官纪弛懈的一大痼疾。雍正即位后，鉴于养优蓄乐之风日炽，为整饬吏治，颁布了“禁外官蓄养优伶”的法令：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奉上谕，外官畜养优伶，殊非好事，朕深知其弊，非倚仗势力，尤害平民，则送与属员乡绅，多方讨赏，甚至借此交往，夤缘生事。二三十人，一年所费，不止数千金。如按察使白洵终日以笙歌为事，诸务俱已废弛。原任总兵阎光炜将伊家中优伶，尽入伍食粮，遂致张桂生等有人命之事。夫府道以上官员，事务繁多，日日皆当办理，何暇及此。家有优伶，即非好官，着督抚不时访查。至督抚提镇，若家有优伶者，亦得互相访查，指明密摺奏闻。虽养一二人，亦断不可徇隐，亦必即行奏闻。其有先曾畜养，闻此谕旨，不敢存留，即行驱逐者，免其具奏。既奉旨之后，督抚不细心访察，所属府道以上官员，以及提镇家中尚有私自畜养者，或因事发觉，或被揭参，定将本省督抚照徇隐不报之例从重议处。
上述法令颁布后，在职官宦的家乐活动受到遏制或转入隐蔽状态。这一政治事件在《红楼梦》中留下了隐约的“雪泥鸿爪”：宫里的一位老太妃薨，皇上敕逾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嫁。”“又见各官宦家，凡养优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发”（第58回），王夫人、尤氏等便议定蠲免遣发梨香院的女伶，女伶却有多半放弃了获得自由身的机会宁愿留在贾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贫富悬殊，在富人家做奴隶生活水平远高于平民。诚如刘梦溪所言：“如果没有康熙和雍正政权交替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和由此引起的曹雪芹家族的巨大变化，《红楼梦》这部作品是不可能产生的。”
可以认为，“十二伶”从组建、兴盛到解散，不仅表现了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优伶俯仰随人的命运，而且含蓄地影射了康熙-雍正年间的政治斗争，社会历史文化状况，因此“十二伶”的命运是曹雪芹在历史、现实基础上的想象创造。
综上所述，对“间色法”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不仅有助于了解《红楼梦》笔法的曲折和叙事结构之精微，而且有助于把握小说的整体艺术构思，进而为寻绎后40回佚稿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命运奠定基础。在《红楼梦》中，“十二钗”与“十二伶”以一主一宾、一正一闺的方式出现，彼此相生而相映，浓淡相间而相成，如同画家胸有成竹，落笔之前整幅画的构图和来龙去脉已经成型，曹雪芹也是意在笔先，胸中罗列万物而能涉笔成趣，使其笔下的“十二伶”与“十二钗”得趣合天且随自然而出，组合成有机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意象体系。如果说“十二钗”的命运相当于绘画中的“正色”，“十二伶”的小荣枯则相当于绘画中的“间色”，补充并映衬了“十二钗”的悲剧，不仅隐喻了贾府兴衰，而且折射了康熙-雍正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成为封建贵族生活崩溃的象征性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