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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第五齣，南安太守杜宝为使独女杜丽娘“知书知礼”，为她延请了一位老儒陈最良作教书先生，专门教习“六艺之教”中的《诗经》，原因是“《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
“后妃之德”的说法出自《毛诗序》。《毛诗序》开宗明义：“《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言下之意是，《关雎》乃圣王宫中之人所作之诗，它所代表的“风”诗具有以圣王道德教化天下的伦理美育功能。杜宝请陈最良教杜丽娘《诗经》的用意正在于此。
《牡丹亭》第七齣，陈最良号称以《毛诗》和“毛注”教授杜丽娘，可他一开口解说，就偏离了“毛注”的思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者，好也；逑者，求也。……窈窕淑女，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
这就把“君子好逑”解释成了君子追求淑女。然而《毛传》对此的注解是：“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閒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
唐孔颖达进一步疏解道：“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閒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妬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
这里出现了两个女子，主角是以关雎为喻的后妃，她没有嫉妒心，寻思得一淑女以配君子，从而共事一夫，所以这有德之后妃宜为君子之好匹。这一解释与《毛诗序》的提法基本一致，《诗大序》中提到：“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总之，代表着儒家经学正统的“毛注”对“君子好逑”的解释乃是有德之后妃宜为君子之好匹。如果如陈最良般把“逑”释作“求”，把“君子好逑”理解为“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那整首诗就显不出所谓的“后妃之德”了，其“风天下而正夫妇”的伦理美育功能也不免要落空。
果然，陈最良刚说完“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丫环春香就接口问：“为甚好好的求他？”陈最良似是无心地斥一句“多嘴哩”，之后便应杜丽娘之请而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哇，不嫉妬后妃贤达。……有风有化，宜室宜家。……《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没多些，只‘无邪’两字，付与儿家。”
此处陈最良对《诗经》主旨的概括，却不仅符合孔子“思无邪”
的教诲，也与官方经学所认可的“毛注”契合无间，总算回归到诗教传统。然而这样的高台教化已经不能吸引杜丽娘的兴趣，她的心思早就随着春香的那句“为甚好好的求他”而飞到天边云外去了，这才有了《惊梦》一齣中杜丽娘满腔春情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至此，诗教的伦理美育模式遭到否弃，杜丽娘形象所代表的情本美育思潮登上了舞台。
汤显祖安排陈最良曲解《毛诗》、“逗引”丽娘，当然有他的特别用意。在进入对汤显祖及晚明文人的美学、美育思想的辨析之前，我们还是先回到《诗经》，看看在中国文化史和美育史的开端处，曾经发生过什么，才会导致后人产生激烈的“情”“理”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