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上古的民间仪式活动开始，到周朝作为庙堂仪式的礼乐活动，再到始于先秦、兴盛于汉唐两宋的以象征主义解释为核心的《诗》教，又至始发于魏晋、全盛于晚明、流播于清代的情教，古代中国的美育发展历程几乎可以看作是生命之教与德教前后转化、交相更替、互为对峙的二元历史。《牡丹亭·惊梦》中“花神”的仪式表演可以视作汤显祖对《关雎》所代表的上古仪式生命之教的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和舞台延续。纵观中国美育史，尽管民间仪式的生命之教与庙堂仪式的德教长期处在相互纠缠、彼此对抗的状态当中，但《牡丹亭》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位文人自觉地从民间仪式中汲取力量，大胆讽刺《诗经》德教的虚伪本质，高调宣扬情爱作为生命本源的正面价值，由此发挥出以民间仪式表演为原型的戏剧所具有的天然的生命之教的美育功能。

【关键词】 美育 仪式 原型 戏剧 《牡丹亭》 《关雎》

时至今日，学界在这一点上大概已经形成共识：戏曲《牡丹亭》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古代诗教的某种内部矛盾——剧中私塾先生陈最良奉杜宝命为杜丽娘讲授《诗经》，本意是为了阐扬妇德，却不料因此而引发后者春情萌动，乃有游园惊梦之举。已故学者徐朔方认为：“她（杜丽娘）的人生第一课就是《诗经》首篇《关雎》。在她的父亲和陈最良看来，《关雎》说的是‘后妃之德’，是最适当的教本；但在不按照封建道德标准而思想的杜丽娘，却直觉地认出了这是一首热烈的恋歌。这次启蒙教育对她有很大的影响，其结果就是《惊梦》。” 然而最近，青年学者李思涯敏锐地指出，陈最良为杜丽娘说《关雎》并未全然依照代表着诗教正统的《毛诗》注解，而是“采用了解诗传统中少数人的释义方法”，这才激发了杜丽娘的男女情思。 李思涯对徐朔方所下的杜丽娘乃是完全“直觉地认出了”《关雎》本质的判断给予更正，补充了陈最良曲解《毛诗》这个外部机缘，但对于《关雎》的本来面目，李思涯仍基本沿袭徐朔方的“一首热烈的恋歌”的看法，并给予颇具浪漫主义风格的申说。

在笔者看来，《牡丹亭》中的《关雎》公案其实包含着更为宏富的文化史意涵。《关雎》所代表的“风”诗就如同一个内蕴丰赡的历史标本，透过它不仅可以一览诗教的内容、礼教的形态，还可以窥见上古诗乐舞仪式的演出场景。如果我们从仪式——原型批评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关雎》等“风”诗在历史上曲折的生存轨迹，同时把视野扩展至《牡丹亭》本身所具有的仪式意义，追究它与“风”诗的仪式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继而考量这几种仪式原型对受众所产生的不同的感化作用，那么，我们或许可以为中国美育史勾勒出一条别开生面且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线索。 LNPd4GKhq5ywoSSS5kVyFwju1+BqCxaSf6b58pj2OgXTH7TIE+aymT311aFsqe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