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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教授的“偏见”遭到了多数学者的挑战，与此相应的结果是其研究成果的准确性也随之遭到质疑。然而，不得不指出，池田教授运用文本诠释考证文献年代并不是个例，在当前道家哲学研究中还是广泛存在的，只是呈现得更加隐蔽，比如前文提到的刘笑敢先生的经典著作《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对内、外、杂篇年代先后的判别背后也某种程度上暗含了文本诠释考察文本演变的因素，只是他以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为判断标准。单词到复合词可以说是一个汉语发展长期的变化过程，运用此方法应该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距离，如果恰好处在单词复合词并用的时间段，那么就很难用这个方法验证文献的成书先后，李锐根据新出土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出现的“性命”
这一语汇以及相关传世文献中出现的“道德”这一语汇（李锐认为皆在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并且指出“道德”这一语汇在外杂篇中的意义并不是今日所言的道德
，读作“道、德”更为合适，同样“性命”读作“性、命”更为合适，“精神”读作“精、神”更为恰当。这几个“词汇”可能只是词组，而不是新的词汇
。因此认为刘笑敢先生的汉语词汇发展法论证并不足以证明《庄子》内篇比外杂篇早出。
面对李锐等学者的质疑，刘笑敢先生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增订版引论中作出了回应：“我的考证是以当时学术界的共识为背景和出发点的。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就是《庄子》书中有庄子的作品和后学的作品……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发现内篇只有‘道’‘德’‘命’‘精’‘神’，没有‘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大家就都认为内篇早于外杂篇已得到有力的证明。”
并声明其从来没有单纯地将复合词的使用当作可以用于考证的普遍方法，因此他的结论也不会因为简帛文献的出土而受影响，并且有的简帛文献实际上却是支持了他的发现
。刘笑敢先生认为如果他考证的前提不变，那么这一方法就是合适的，与此相关的结论就不变，而近几十年这些前提都没有得到有效的驳斥，因此他的观点不需要作根本性修改。至于“性命”在郭简中的出现，他认为这个不是其论证的必要条件，即使有也不能推翻其结论。然而，学界很多学者大都因其词汇考证法而信服其结论
。显然这个误解本身也暗示了刘笑敢先生所谓的共识其实也是假设性的，反倒因为其考证方法而增强了可信度，这就陷入了循环论证。因为传世文献较少，可能只是当时文献的一小部分，“性命”一词在庄子生活的年代大为流行也是有可能的，比如，有些词汇的古义在今日依然会使用，如“汤”在“赴汤蹈火”中依然保留其“热水”意义，因此，理论上刘笑敢的先生的结论是存在质疑空间的。但其站在了有利于其自身观点的立场上，这样刘笑敢先生也陷入了其“偏见”之中，执己见以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