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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哪个时代，心理学在反应哲学体系中的冲突行为时都表现得极为重要。因为我们进行心理研究的缘故，所以自然而然地便对自己的心理生活也产生了影响。人格理论隐含着对人性的哲学假设。
科学家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未知世界的不确定性，追求最大限度的确定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凯利一开始建构其理论时就显得与众不同。他既反对精神分析的本能决定论，也反对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凯利对人性采取了独一无二的假设——人是科学家。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利用已知世界对未知世界进行假设，然后不断检验假设，逐渐达到对未知世界的确定性的把握，从而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以便对未来的事件进行预测。凯利指出，所有的人都像科学家一样，都试图通过减少不确定性来稳定自己的人生，寻求一种安全感。人的一生就是预期和控制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各种事件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周而复始。这一发现使得凯利确信人就是科学家，人如同科学家一样，每个人都有一些关于世界的推测和预期，这些推测和预期指导着个人去与人或事件打交道。如同客观世界中发生的事件一样，个人的推测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些推测同样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
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都倡导决定论的思想，前者倡导本能决定论，后者倡导环境决定论。但凯利坚决反对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的决定论，他认为人的行为既不是由本能的欲望决定的，也不是由环境的强化决定的，人的行为的根本目的是预测。按照行为主义理论，趋乐避苦是人行为的根本动力，当它获得强化时就会使一个人感到满足。但是，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这种行为的动力获得强化反而会使一个人形成某些不良的情绪，比如一个自以为幼稚的人实际上对自己有一个成熟到幼稚的建构，而他是用幼稚的一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预测的，并通过这个建构形成假设并验证假设。有一天，某个长辈说这个人并不幼稚，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还算中规中矩，于是这个人重新开始对自己进行实验，结果发现自己的思想与当下的认识是相符合的。按照行为主义的理论，这就是强化，他应该感到快乐。但实际上，这个人会变得十分焦虑，原因很简单，他的预测失败了。
如果我们按照幼稚的建构进行预测，他的人际交往能力应该很糟糕，但是情况并非这样，因此他感到烦恼、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去做些什么，或者继续检验自己的假设，或者改变自己的假设建构，然后重新进行预测。
关于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时间，曾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自从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就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时代。但更多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早期。进一步的，人们对后现代主义是否代表着与现代主义的彻底决裂，或者后现代主义是否是现代主义逻辑的继续还有不同意见。
尽管现代主义也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复杂体系，但现代主义者的阐述，在它最基础的观念里，涉及人性的解放，这一点可以通过消除非理性与愚昧达到。在现代状态下，至高无上、理性、意识、逻辑和协调都被集中起来，作为人类活动的规则。
后现代主义自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传统。它其实代表着艺术家、知识分子、音乐家、建筑师等人工作的集合。后现代状态是指一个时间段，此时人们开始怀疑现代主义者是否在通过道德的要求和传统的习俗努力解放着人类。例如，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德声称，现代主义的解放计划，通过政治的、社会的、唯灵主义的根本的和元叙述的世界观继续前进着。他经常引用的后现代主义的定义是：不相信元叙述。
某种程度上，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系统阐述一个计划，它可能会招来现代主义思想的批评。德里达曾因阐述突破刻板的二分法的解构计划而受到赞赏。例如男人与女人，通过一种双重的颠倒二分法的过程（使女人比男人受到优待，而不是男人比女人受到优待），然后再将女人登记为阐述一种关键反应的术语。而不是去寻求一种统一性和封闭性，这是现代主义者的目标。
解构的目标是开拓所有可能的选择和临时的意义。因此，批评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目标是：并非要为这些伟大的元叙述主义阐述一个一劳永逸的选择。相反，举例说明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叙事主义更能建立起任何坚固的立场就是为了解构它们。后现代主义也想要恢复被现代性的元叙述主义排除出去的东西，如非理性、直觉、情绪、传统、个人经验等。这就是为什么后现代说它们被边缘化、被忽略、被剥夺权力，脱离了轨道的原因。
后现代性自身并不是单一的或者一元的，甚至存在着许多分歧和矛盾的观点。罗森认为，后现代主义有两大形式：一种是温和的、确定的和乐观的；另一种是极端的、怀疑的和悲观的。这两种形式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有所重叠的和相互渗透的。但他认为，这两种形式在批评现代性方面是一致的。对于表示怀疑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未来的前景是黯淡的、消极的、片段性的、解体的、无意义的和混乱的。总之，都是后现代主义黑暗的一面。相反，赞成者以朝向过程、朝向局部的、围绕一定问题的积极的政治目标为目的，该过程反对强加的意义。正如摩拜将后现代主义阐述为一种易受责难的、趋向于非教条的、不确定的叙述一样。他声称：一定的惯常的选择优先于其他选择。当然，怀疑论者不赞成，因为他们想要解构基础，惯常的选择被视为优先于这一基础。进一步的，许多怀疑阵营的成员认为，人们应该学会在一种连贯的变迁和相对主义外部环境中感受舒适，而不是去建构一种不确定的立场以阐述一种临时的确定性。在受到的诸多批评中，后现代主义学者们批评了现代主义的主观特征。
心理学中的“主观性”通常是指个体和个体的自我意识。正如上文提及一个现代主义者对主体的看法是权力、理性、意义、逻辑、一致、拥有核心自我、行为的源泉、沟通的实践等。然而，保罗写道：“人类的行为是由大量的社会结构组成的，这些结构不是任何人的计划或意图的产物。”要注意到，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人会根据意图行动。然而，如果沟通行为仅仅由个体的意图来决定，那社会外部环境就被忽略了，而个体的行为是受外部环境牵绊的。
因为后现代思想不是一元的，所以对于主体有不同的反应。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延续了弗洛伊德与尼采的传统，倾向于反主体。他们认为那种个体的观念至多是怀旧的。往坏了想，它是一种思想的虚构，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建构，在语言中占据了一定位置。根据罗森的看法，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厌恶主体的存在，主要是因为首先主体是现代性的残留物；其次主体是人道主义的，它是另一种以逻辑为中心的元叙述，该叙述将主体作为世界的中心；最后主体意味着一种目标，后现代主义者将这一目标视为是从现代主义继承来的二元的分裂。后现代主义者的计划是解构主体，导致解构主体中心地位的运动。解构主体中心地位意味着不将主体作为互动的源泉，而是理解成语言就是组成和解释主体的。一些后现代理论试着彻底地废除主体，或者重新将主体的理论建设为多重的、矛盾的和非理性的。
虽然后现代主义关于主体的理论并不是铁板一块，但是都保持这样一种共识：主体不完全是和谐一致的或者统一的，且不总是按照逻辑、理性的方式来运作。伴随着积极的批评，现代的主体死亡了，一个新的后现代的主体取而代之。它以去中心化、独立性为特征。积极的后现代主体寻求一种生命的流动性，而不是将能量都投入到群体和信念系统之中。通过他的习性的观念，对后现代的主体做出了一个观念上的陈述。习性可以被界定为文化与个人经验日积月累后形成的持久的特性。个人经验作为生活经验的结果，每个人是随身携带的（如说话、习性、着装风格、餐桌礼仪、姿态、神态语言等）。习性是特别主观的东西，每一个人的习性都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