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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7月2日，在爱达荷州的新居里，他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套房子周围风光宜人，上可观群峰幽谷，下可览潺潺河溪，山涧对面更是他诸多亡友的安息之所。然而我料想，即便他还活着，这些也已毫无意义了。
我是在古巴收到噩耗的。这颇有些讽刺意味——自从与海明威共度过一段时光之后，我已有十九年未曾回古巴。更讽刺的是，1961年7月2日是我四十九岁生日。那一天，我与一个油头粉面的小个子男人混在一起，穿梭于油腻肮脏的小酒馆之间，之后依然跟随那个男人，彻夜驱车奔波。他把车子开到了三百五十公里外的荒郊野外，就连从圣克拉拉驶向雷梅迪奥斯的装甲列车都被我们远远抛到了身后。接下来的一天一夜，直到与那个小个子谈完生意，我一直都待在甘蔗园和棕榈林间。在去往圣克拉拉的佩拉酒店小酌一杯的路上，我始终都没听广播。那家店里的收音机播放着悲戚的、近乎哀乐的旋律，可我却并不以为然，也没跟任何人交谈。直到当天傍晚我返回哈瓦那，从那家邻近原美国使馆（就在几个月前，也就是1961年1月，卡斯特罗驱逐了美国外交官）的酒店退房时，才终于得知了海明威的死讯。
“先生，您听说了吗？”七十岁高龄的酒店侍者一面准备帮我把行李搬到路边，一边问道。
“听说什么？”我有些疑惑。在老头儿眼里，我只是一个来自哥伦比亚的生意人。如果他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那一定是糟糕透顶的消息。
“那位作家死了。”老头儿长满青灰色胡茬的瘦削面颊颤抖着。
“哪位作家？”我看了看手表。晚上八点我还要赶飞机。
“老爹。”老侍者答道。
还未及放下戴着手表的胳膊，我便被这噩耗惊呆了。在那一瞬间，我发觉自己已经很难继续注视手表指针。“你是说海明威吗？”我问道。
“对。”说完这个字，他不住地点着头。
“他是怎么死的？”
“中枪而死。”老侍者说道，“他头部中枪，是他自己扣动的扳机。”
是啊，我心想，他当然要自我了断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两天之前。”说完，老头儿深深地叹了口气，一股朗姆酒的味道扑面而来。“在美国。”他补充道，仿佛这足以解释一切。
“Sic transit hijo de puta.”我用西班牙语默默说道。若是翻译得文雅一点，这句话大概可以被理解为“这个狗娘养的”。
老侍者点头的动作突然停止，瘦骨嶙峋的脖子支棱着脑袋，仿佛被人抽了一巴掌。他那双温顺谦恭、时常显得不太机灵的眼睛猛然间闪出近乎愤恨的怒火。他把我的行李丢在大厅地板上，腾出双手，似乎要跟我打一架。这时我才意识到，他或许也是海明威的旧相识。
我伸出右手，掌心向外：“别误会，那句话是海明威自己说的，是他在大革命期间巴蒂斯塔
被推翻时所说的。”
老侍者点点头，但他的眼神里依然透着愤怒。我掏出两比索递给他，然后把所有行李都丢在门口，径直走出了酒店大门。
我的第一反应是找到那辆我一直使用的汽车——它被我丢在哈瓦那老城外的一条街道旁——驾驶它赶去仅十二英里
外的瞭望山庄
。但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我必须尽快赶到机场，离开这个国家，而不是像个游客一样到处闲逛。更何况，山庄已被革命军政府没收充公，现在正有士兵把守。
我感到疑惑。那里有什么可把守的？他那数千册无法带出古巴的书？他那几十只猫？他的步枪、霰弹枪和狩猎纪念品？还是他的小船？我很想知道“比拉”号到哪里去了。它是依然在柯西玛静静停泊，还是已经被政府强征了？
总之我知道，从今年开始，由孤儿和乞丐们组成的军队一直在瞭望山庄进行封闭训练。从哈瓦那方面传来的命令是，这些由穷人组成的民兵部队不被允许进入山庄建筑内部。所以，士兵们只能在网球场旁边安营扎寨。然而他们的长官却睡在客房之中——他睡的十有八九就是我们在那座房子外面经营“骗子工厂”时，我所睡过的床铺吧。在我手提箱的装饰衬层里藏着一张胶片，上面清晰地显示着，在海明威庄园旁边山巅的斯坦哈茨公馆露台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布置了一处防空阵地。阵地里有十六门苏制一百毫米口径高射炮，用以应付针对哈瓦那的空中袭击。阵地上驻扎着八十七名古巴炮手和六名苏联顾问。
不，我不能去瞭望山庄，至少不能在这个炎热的夏夜去。
我沿着主教大街走过十一个街区，来到小佛罗里达酒吧。革命爆发仅仅一年半，大街小巷似乎变得空旷了不少，与我记忆中20世纪40年代初街头的车水马龙大相径庭。从街对面一家酒馆里走出四名苏联军官。他们大声唱着歌，显然已经醉了。主教大街上的古巴人——无论身穿白衬衫的小伙子，还是套着短裙的漂亮姑娘——都把脸扭到一边，仿佛苏联人在当街小便。就连街边的妓女都对他们敬而远之。
小佛罗里达酒吧也被收归国有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不过，在这个星期二的傍晚，它却开门营业了。我听说，该店自50年代起便配备了空调设施。不过，不知是我的消息来源有误，还是在革命之后用空调降温的成本太高，今晚所有百叶窗都打开了。酒吧面朝街道，大敞着门，一如当年海明威和我在此推杯换盏时的样子。
当然，我并没有进店。我压低帽檐装作望向别处，只有在确认自己的脸被阴影遮蔽时才往店里瞟了一眼。
海明威最爱坐的高脚凳位于左边尽头处，靠墙立着，并没有人坐。这并不令人惊讶。酒吧现在的所有者——古巴政府——已经发布命令，禁止任何人坐到那里。他们把它塑成了一处圣坛。高脚凳上方的墙上，有一尊作家半身像，看上去忧郁、荒谬、不可名状。我听说，那是海明威凭借那则愚蠢的垂钓故事
夺得诺贝尔奖之后，他的朋友们为了讨好他而赠送的礼品。酒吧里的酒保——不是我熟识的康斯坦特·里瓦拉瓜，而是一位年纪稍轻、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人——正擦拭着海明威座前的吧台，仿佛在等待着作家随时从“对岸”回来。
我转回头，准备回到位于狭窄的欧莱丽大街上的酒店。“天哪！”我一面擦去帽带下的汗水，一面低语道。我曾经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天主教国家见识过这种手段。虽然虔诚的基督徒都被逐出教堂，但人们还是需要膜拜对象的。海明威成了哈瓦那城的守护者。我不禁一笑，快步穿过街道，以免被一队由苏联司机驾驶的军用卡车撞倒。
“La tenía cogida la baja...”我嘟囔着。那句哈瓦那市井俚语怎么说的来着？你要了解这座城市的“弱点”——透过现象看本质。
当晚，我便乘飞机离开了哈瓦那。与海明威辞世的细节相比，我更关注自己对雷梅迪奥斯以南伪装营区的探访有何意义。但是，在接下来的数周、数月乃至数年里，有关这位隐士之死的细节，却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梦魇。
最初来自美联社的报道称，海明威是在擦枪时走了火而意外身亡的。我一眼就看出这都是胡扯。海明威自从儿时起便自己擦拭步枪和霰弹枪了，从来都没犯过这样的错。但正如不久后新闻报道中所确认的，他把自己的脑袋崩了个稀巴烂。他到底是怎么做的？现场情况如何？我还记得我和海明威在瞭望山庄唯一的一次互殴，或许那就是他自杀时的样子吧——当时，海明威把他那支点二五六口径曼利夏尔步枪的枪托抵在客厅粗糙的地毯上，用枪口对准嘴巴，冲我喊道：“乔，瞄准嘴里，上颌是头骨最脆弱的部分。”说完，他就用大脚趾扣动了扳机。撞针发出一声脆响。他仰起脑袋，微笑着，仿佛在等着我认可他的结论。
“这真是太他妈的愚蠢了。”我当时说道。
海明威把他的曼利夏尔步枪撑在那把丑陋的雕花椅子旁边，赤着脚踮起脚尖，掰着手指说：“乔，你说什么？”
“这真是太他妈的愚蠢了！”我重复了一遍，“就算你觉得这不蠢，把‘枪管’塞进嘴里这种事儿也只有变态才会去干。”
是的，我用了“变态”这个词，“男妓”或者“男同性恋”都太“温柔”了。于是，我俩来到屋外的游泳池边，大打出手。文明拳击的规则已被抛到脑后，拳头和牙齿都成了我们的武器。
其实，1961年7月的那一天，海明威原本不必在爱达荷州的家中吞枪的。几天之后，他最后一任妻子关于他意外身亡的报告出炉，事情变得明晰起来。他是用一支霰弹枪自杀的。那是一支双管12号霰弹枪，不过后期一些报告对此存在异议。海明威的弟弟莱彻斯特后来曾写道，他的兄长自尽时用的是一支装着银色枪管的理查森牌12号霰弹枪。而第一位给海明威写传的作者则声称那是一支博斯牌双管12号霰弹枪，是海明威最爱的猎鸽利器。那支枪管银光灿灿的理查森牌霰弹枪很是漂亮，适合拿出来炫耀，但用来爆头实在是太过艳俗。我记得有一次在“比拉”号上，海明威读着一份两个星期前的《纽约时报》，上面提到巴顿将军佩带着一对握把上镶嵌着珍珠的枪。当时海明威笑道：“巴顿要被激怒了，他总是在纠正这些愚蠢透顶的记者。那两支枪的握把是用象牙制成的。他说过，只有皮条客和老鸨子才会佩带握把上嵌着珍珠的左轮手枪——我赞同这一点。”所以我想，海明威是不会选择那支银色枪管的理查森牌霰弹枪来做自杀这么严肃的事的。
然而，随着日月更替、时光流转，我终于意识到，无论海明威那天早晨是不是用了那支枪，以及其他一些细节，都已经不重要了。
在死前的数月间，海明威渐渐开始认为联邦调查局在监听他的电话通信，对他采取跟踪行动，甚至与美国国税局沆瀣一气，企图捏造一场税务官司以让他倾家荡产。虽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正是海明威这种“被联邦调查局迫害”的幻觉，最终促使他的第四任妻子断定，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偏执狂和妄想症患者。也正是从那时起，海明威的妻子和朋友们开始把他带去梅约诊所，接受一系列电击治疗。
如此治疗摧毁了他的记忆力、性欲和写作能力，却未能治愈他的偏执症状。在海明威自杀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妻子和朋友们曾带他去凯彻姆的克里斯蒂亚娜餐馆用晚餐。海明威坚持要一个靠墙的座位，并对邻桌的两名男子起了疑。他的妻子和朋友乔治·布朗唤来那位名叫苏西的女招待，拜托她确定那两个陌生人的身份。苏西说：“他们或许是从特温福尔斯来的商人吧。”
“不，”海明威说道，“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人。”
与海明威有过一段交情的艾伦·爱德华·霍齐纳，曾经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一起发生在同一家餐厅的类似事件。不过时间却是八个月前，即1960年11月。海明威曾经对霍齐纳提起，他被联邦调查局的人跟踪，电话也被监听，就连房子和汽车都被安装了窃听器。那一次，霍齐纳和海明威的妻子玛丽一起，也是带他去这家克里斯蒂亚娜餐馆用晚餐。海明威原本在为大家讲述淘金时代凯彻姆镇的趣事，讲到一半时却突然停住，转而说大家都必须离开。他们连饭都没吃完。妻子问他出了什么事，海明威答道：“吧台那边有两个联邦调查局特工。”
当时，霍齐纳来到邻桌，向正在用餐的熟人查克·阿特金森夫妇询问，是否认识吧台旁边的两个人。“当然，”土生土长的凯彻姆人阿特金森答道，“他们都是商人。最近五年间每个月都要来一次。可别告诉我欧内斯特对他俩不放心。”
我现在知道了，在那之前的五年间，这两名男子时常会到凯彻姆来，挨家挨户推销百科全书。他们的确是联邦调查局特工，隶属比林斯办事处。1961年7月1日星期六晚上出现在克里斯蒂亚娜餐厅的另外两个人也一样。他们的确在跟踪海明威，他们的确在监听他的电话。海明威的房子里被安装了窃听器，但汽车里没有。1960年初冬以及1961年春天，其他联邦调查局特工也曾跟踪过海明威。当时的海明威正乘坐私人飞机，前往明尼苏达州的罗切斯特市接受电击治疗。1960年11月，在“餐厅妄想事件”发生两个星期之后，海明威首次飞赴罗切斯特。就在那架载着海明威和他主治医生的“派珀·科曼奇”飞机着陆后几分钟，联邦调查局特工们乘坐的私人飞机也落了地。不过，四名隶属罗切斯特办事处的特工，这时候已经跟上了海明威一行人。他们开着两辆没有联邦调查局标记的雪佛兰轿车，一前一后、不远不近地“护送”着海明威和萨维尔斯医生乘坐的车子进了城。
根据一份联邦调查局“未入档”报告（埃德加·胡佛辞世当月“遗失”的数千份机密人士档案之一）的记述，负责调查海明威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曾跟踪他进入圣玛丽医院。但当海明威被转至梅约诊所之后，他们却并未入内。这些特工在梅约诊所门口也没待多久。后来档案中记载，联邦调查局特工问询了医院精神病科高级顾问，同时也负责为海明威治疗“精神病”的霍华德·罗姆医生。这些档案还显示，罗姆医生和联邦调查局探员曾经讨论过对海明威进行电击治疗的可行性。然而，当时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他的妻子，都尚未提出这一要求。
联邦调查局头目埃德加·胡佛，于1972年5月2日去世，享年七十七岁。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足以装满二十三只文件柜的档案，在胡佛死后的一段时间里被“遗失”了。胡佛去世当天，在与尼克松总统协商之后，美利坚合众国司法部长理查德·克林迪恩斯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见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摩尔，要求其封闭胡佛的办公室，不允许任何人接触那里的文件。当天刚过午后，摩尔给司法部长大人发来了如下备忘：
遵照您的指示，胡佛先生的私人办公室已于今日上午11时40分封闭。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不得不更换其中一扇门的门锁。
据我所知，办公室内的物品保持着今早胡佛先生来上班时的原样。开启该办公室的唯一钥匙掌握在我手中。
收到备忘后不到一小时，克林迪恩斯特便上报尼克松总统“一切文件保存妥当”——其言下之意就是，任何华盛顿官方人士所谓的“秘密文件”都必须封存在胡佛的办公室里。
然而，约翰·摩尔隐瞒克林迪恩斯特的是，胡佛并未将任何文件存放在办公室里。联邦调查局所有秘密档案，都存放在为胡佛当了五十四年秘书的海伦·甘迪的办公室里。而在那天上午胡佛办公室被封闭之时，甘迪女士已经开始查看这位局长大人的个人档案，对它们进行分拆、挑选，把其中许多资料撕碎销毁，并将剩下的装进纸板箱，藏到了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13号胡佛宅邸的地下室中。
其后六个星期之内，这些秘密档案被再次转移。从此之后，无论是联邦调查局还是华盛顿官方，再没有任何人知道它们的下落。
我或许介绍得太多了。对于此时此刻而言，真正重要的是1961年7月2日早晨发生的事。那是我的四十九岁生日，也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在这人世间的最后一刻。这一切加起来，让我发下誓愿，此生要完成两件事。其一，我要找出并解密联邦调查局有关海明威及其在古巴的反间谍网络的秘密档案——为此我将要花费超过十年时光，并以生命和自由为赌注。
但另外一件事想要做到却是难上加难，我在发誓之初便已深知这一点——我要把这段故事以小说的形式书写下来。尽管过去几十年间我所撰写的案例报告已有几千份，但那都无法与以这种方式讲述故事相提并论。作为一位作家，海明威对我帮助不浅——事实上，假如他知道我最终要被迫使用小说家的伎俩来讲个故事的话，肯定会摆出一副调侃挖苦的表情。有一次，我俩一起在海边等待德国U型潜艇出现，他对我说：“所谓小说，就是尝试用一种比真实更真实的方式来讲述。”而我当时回应道：“不，事实就是事实，小说只是一堆冒充真实的谎言。”
走着瞧吧。
1961年7月2日早晨发生在爱达荷州凯彻姆的事件……只有欧内斯特·海明威知道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结果似乎已经足够明显了。
按照他第四任妻子和诸多友人的证词，在五六月接受第二轮电击治疗之前的几个月间，海明威便已经数次尝试自杀了。有一次，就在要返回梅约诊所的时候，他看到停机坪有一架小型飞机正在预热引擎，便径直朝旋转着的螺旋桨走了过去。还有一次，在他的家中，一位友人从他手里夺下了一支子弹上了膛的霰弹枪。
尽管如此，将丈夫的所有枪支都锁到地下储藏室里的玛丽·海明威，却把钥匙放到了那间透过厨房窗台一览无余的房间里，其理由竟然是“任何人都无权禁止一个人取得他自己的财物”。这一点让我困惑了数年之久。那些家伙——玛丽女士和海明威的友人——觉得他们有权让海明威接受那一系列摧毁他心智和人格的电击治疗。既然如此，那么在丈夫郁郁寡欢决定自杀之时，玛丽为何又认为自己无权阻止他取得枪支呢？
1961年7月2日，那个星期天的早晨，海明威一如往常地早早起床。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天光明媚，万里无云。除了他，玛丽女士是凯彻姆海明威公馆唯一的居住者，而她正睡在一间独立的卧室里。当海明威蹑手蹑脚地走下铺着地毯的楼梯，从窗台边拿到钥匙，来到地下储藏室，找出那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博斯牌12号霰弹枪（我相信他选的是这一支）时，玛丽并未醒来。接着，海明威从地下储藏室爬出来，经过客厅，朝着楼梯前面铺着瓷砖的门廊走去，给两支枪管都装上子弹，把枪托抵在地板瓷砖上，将两个枪口顶住前额——我想他并没有把枪管塞进嘴里——扣动了两只扳机。
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些细节，是因为我觉得说清这一点很重要——尽管在地下储藏室里开枪，声音有可能被房门、铺着地毯的地板和煤渣砖砌成的墙壁隔绝，但海明威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在那儿举枪自杀的。他带着枪来到门廊，来到楼梯跟前，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如果玛丽女士想要打电话或是走出公馆大门，都必须先迈过他的尸身和血泊，迈过四散碎裂的头骨和横飞乱溅的脑浆——那些白花花的东西，曾经是海明威全部小说的来源，他曾经试着说服我，那些“谎言”比真实更真实。
几个月前，曾经有人请海明威为一本庆祝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的书写上一两句话。徒劳无功地思索了数小时之后，他的精神崩溃了，在主治医生面前抽泣起来：一位伟大的作家竟然写不出一个简单的句子。
但他依然可以与人交流。我想，他选择的自杀地点和方式，是他所留下的最后一条信息。当然，这信息首先是留给玛丽女士的，但“收件方”还有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战略情报局（也就是现在的中央情报局）……以及曾于1942年4月底至9月中旬亲历过那些往事的人——海明威在那段时间做过间谍，并与纳粹特工、联邦调查局探员、英国特务、古巴政客和警察斗智斗勇。还有那西班牙神父、十岁大的特工、德国的U型潜艇……我并不是要吹嘘海明威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早晨想到了我，但若是他留下的信息如我所想——至少，是在以一种暴力的方式宣示，他要终结一场长达几十年的“游戏”，而不愿继续在耐心而冷酷的敌人手中受困——那么或许我已经触摸到了他在那个早晨的想法，抓住了他繁复思绪中的一丝线索。
我希望，在我四十九岁生日那天早晨，假如无比悲伤抑郁的海明威在生命最后一刻还能正常思考的话，他不仅能想到以扣动霰弹枪扳机的坚决行动来进行一番终极“挑衅”，还能想到他在与看不见的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
我想知道，当时他是否想到了“骗子工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