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将人定义为符号动物，我们获得了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但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发展这个定义，以便使其更精准，就成了我们的要务。毋庸置疑，符号思维和符号行为是人类生活所特有的最鲜明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整个进步都建立在这些条件之上。但我们是否有资格认为，它们是人独有的天赋，是其他一切有机生命所不具备的？符号系统（symbolism）是否是我们可追溯至更深层根源的原理？这个原理是否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若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我们看起来对长期占据人类文化哲学关注中心的很多基本问题都是无知的。关于语言、艺术以及宗教的起源问题，就会变得无法回答，并且人类文化就成了本来就该如此的事实，而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孤立的，因此也是无法理解的。

科学家总是拒绝接受这样的解释，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一直力图将符号系统这一事实和其他众所周知且更初级的事实关联起来。这个问题令人感到意义重大，但遗憾的是，人们很少以完全开放的精神来探讨它。从一开始，它就被属于全然不同的论述领域的问题弄得混淆不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变成了一场形而上学的争论，并没有带给我们关于符号系统这种现象本身不偏不倚的描述与分析。它演变为不同形而上学体系之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唯灵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争论的焦点。对这些体系来说，符号系统这个问题已成为一个决定性问题，而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未来形态似乎就取决于对它的回答。

关于问题的这一方面，我们在此不去讨论，因为我们已为自己定下了一个更适中也更具体的任务。我们会尝试以更精确的方式去描述人的符号态度，好将它与在整个动物界发现的符号行为模式区分开来。

证据表明，动物并不总是以直接方式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它们也能作出间接反应，这是毫无疑问的。巴甫洛夫的著名实验给予了我们丰富详实的经验证据，它们都涉及所谓的象征性刺激物。沃尔夫（JohnBascom Wolfe）对类人猿所做的一项非常有趣的实验，则展示了“象征性奖赏”的有效性。动物所习得的对代替食物奖赏的象征物所作出的反应方式，与它们对食物本身作出的反应是相同的。 ¹ 沃尔夫认为，各种长期的强化训练实验结果已经表明，符号化过程会出现在类人猿的行为上。罗伯特 · M.耶基斯（Robert M. Yerkes）在其最近著作中描述了这些实验，并从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的普遍性结论：

它们的“符号化过程”相对来说较稀少，且很难观察得到，这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可能仍会继续质疑它们的存在，但我认为，它们很快就会被视为人类符号化过程的前身。因此，我们至此到达了这一课题最令人激动的发展阶段，而重要发现似乎也初现端倪。 ²

对这一问题的未来发展做出任何预测都为时过早，这个领域必须留待将来研究。但与此同时，对这些实验事实进行的解释，总是取决于特定的基本概念，而只有这些概念得到澄清之后，经验资料才能结出硕果。现代心理学和心理生物学都考虑到了这一事实。对我来说如今似乎最有意义的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哲学家而是经验观察者和研究者。后者向我们表明，这个问题毕竟不仅是经验上的问题，在极大程度上还是个逻辑上的问题。

格奥尔格·雷韦兹（Georg Révész）最近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在其中提出了一个主张，认为所谓的动物语言这个争议极大的问题是无法仅依据动物心理学的事实来解决的。以公正的批判精神来审视不同的心理学论文及理论的任何人，最终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仅参考动物的交流形式以及动物经强化训练后所习得的某些技能，是无法厘清这个问题的。这些技能有着极其矛盾的解释空间，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找到一个正确的逻辑出发点，一个能引导我们对经验事实作出不牵强的可靠解释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言语的定义。 ³ 但与其给出一个现成的关于言语的定义，也许我们最好先进行探索性尝试。言语不是一种简单统一的现象，它由不同的要素构成，而这些要素无论在生物学上还是系统分类学上都不在同一层面上。我们必须要发现这些构成要素的层级次序和相互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区分出言语的各种基础层次。第一个基底层毫无疑问是感性语言。人类所说的话，大部分依然属于这个层面。但有种言语形式向我们显示出一个非常不同的类型，在这种类型里，话语绝不仅仅是感叹语，不是不由自主的感情表达，而是有着明确的句法结构及逻辑结构的句子的一部分。 ⁴ 的确，即使是高度发展的理论性语言，它和这第一个基底层的关系也并未完全脱离。我们几乎找不到一句话—也许纯数学形式的句子是个例外—不带有一丝感情或情绪色彩。 ⁵

而在动物界，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量类似和相似的感性语言。沃尔夫冈·科勒（Wolfgang Koehler）声称，就黑猩猩而言，它们通过姿态实现了相当程度的表达。愤怒、恐惧、绝望、悲伤、请求、欲望、戏耍以及愉悦等情感，都自然而然地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出来。尽管如此，有一个要素，也就是一切人类语言不可或缺的特征，在黑猩猩的语言中却是缺失的：我们在它们的表达中找不到任何具有客观参照或意义的迹象。

科勒说：

这就可以被视为一种确凿的证明：它们的语音音域范围的确完全是“主观性”的，且只能表达情感，从来不能意指或描述对象。但它们有如此多在人类语言中也很常见的语音成分，以至于它们缺乏发音清晰的言语的原因，不能被描述为第二层级的（舌—唇）局限。它们的面部以及肢体姿态，就像它们的声音表达，从来不能指谓或“描述”对象。 ⁶

在这里，我们触及了整个问题的重点。命题语言与感性语言之间的区别，是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之间真正的界标。一切关于动物语言的理论和观察若没有认识到这种基本不同，就是没有击中重点。 在所有有关动物语言的科学文献中似乎都没有一个确凿事实证明，任何动物曾跨出过从主观语言到客观语言、从感性语言到命题语言的那决定性一步。科勒强调道，言语能力绝不在类人猿的能力范围内。他认为这个宝贵的专门能力的缺乏，以及所谓的意象这种极为重要的思维成分的极大局限性，就是阻碍动物发展出文化萌芽的原因。 ⁷ 雷韦兹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声称，言语是一个人类学概念，因此应该将其完全从动物心理学研究中摒弃。如果我们从一个明确的言语的定义出发，我们在动物身上发现的其他所有表达形式，就会自动被排除在外。 ⁸ 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耶基斯则表达了更乐观的观点。他相信，即使在语言与符号系统方面，人与类人猿之间也存在着密切联系。他写道：“这说明我们可能恰巧发现了符号化过程演化中的早期系统发育阶段。大量证据表明，除了符号化过程以外的各种其他类型的信号过程，在黑猩猩身上经常发生且作用很有效。” ⁹ 然而，这样的非语言性声音与姿态交流等现象绝对属于前语言的范围。甚至耶基斯也判断，所有的这些功能性表达，与人类认知过程相比都非常初级简单，且用途很有限。 ¹⁰ 在这一点上，发生学问题不能与分析及现象学问题混淆。有关人类言语的逻辑分析，总会将我们带至一个重要要素，而这个要素在动物世界是没有对等物的。一般进化论也绝对阻碍不了对这一事实的承认。即使在有机自然现象领域，我们也认识到，进化不会不涉及某种原始创造活动，并且必须要承认突变事实和突现的演化事实。现代生物学谈起进化的时候，不再从早期的达尔文主义角度出发，也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解释进化原因了。我们也许愿意承认，类人猿在一定的符号化过程发展中，朝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我们需肯定的是，它们并没有到达通往人类世界的门槛，而更像是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为了对这一问题作出清晰的陈述，我们需仔细对信号（signs）和符号（symbols）加以区分。我们在动物行为中发现相当复杂的信号和信号系统，这似乎是个确定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某些动物，尤其是家养动物，对信号非常敏感。 狗会对其主人极微小的行为变化作出反应，甚至能辨别人的面部表情或声音变化。 但狗的这些现象远非是对符号言语以及人类言语的理解。巴甫洛夫的著名实验仅证明，训练动物作出反应是很容易的，既可以训练它们对直接刺激作出反应，也可以训练它们对各种间接或象征性刺激作出反应。例如，铃声会成为“晚餐信号”，动物经训练后，如果信号没有出现的话，它可能不会去进食。但即使如此，我们认识到的也不过就是：做这个实验的实验员成功地改变了这个动物的进食情境，通过有意向动物的进食情境中引入一个新因素，他使这个环境变得复杂了。所有那些通常被描述为条件反射的现象，不仅与人类符号思维的本质特征相距甚远，也是与其背道而驰的。符号，从这个术语的合适意义来讲，不能单纯被简化为信号。信号与符号属于两种不同的话语领域：信号是物理性存在世界的一部分，而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信号是“操作指号”（operator），而符号是“指谓指号”（designator）。 ¹¹ 信号本身即使是这样被理解和被使用，也依然只是一种物理性或实体性存在；而符号则仅有一种功能性价值。

认识到这一区别，我们就能找到一个方法来解决最具争议性的难题之一。关于动物的智力这一问题，一直是人类学哲学中最大的难题。无尽的心血，既有思想上的也有观察上的，都倾入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之中。但是，“智力”这个词的歧义性和笼统性总是妨碍人们得出一个明确解答。我们不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又怎么能奢望去回答这个问题呢？形而上学家和科学家、博物学家和神学家对智力一词的使用在意义上各抒己见且互相矛盾。一些心理学家和心理生理学家断然拒绝讨论动物的智力，他们认为在动物的一切行为中发现的仅是某种机能自动功能的作用。这种机能自动论观点源自笛卡尔，但在现代心理学中得到了重新确立。桑代克（E. L. Thorndike）在其《动物的智慧》一书中说道：“动物不会认为此物和彼物是一样的，也不会—就像常言所说—把此物误认为是彼物。它压根就不思考，它只是本能地感觉那是什么……人们认为，动物会对清晰可辨和意识到的特定感官印象作出反应，并且会对不同于先前的感官印象作出类似的反应，这就证明了动物具有根据相似性进行联结的能力，这样的观点是误解。” ¹² 但更新更精准的观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较高级动物身上变得很清楚的就是：它们能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并且这些解决不是通过机械方式反复试错才得以实现的。但正如科勒所指出的那样，纯属机缘巧合的解决和真正的解决之间有着鲜明的区别，因此可以很容易地将两者区分开来。至少较高级动物的一些反应不完全是偶然的产物，而是在洞察力的指引下所作出的，这看起来是不容置疑的。 ¹³ 如果我们把智力理解为，要么适应当前环境，要么对环境作出适应性改造，那我们的确应认为，动物具有比较发达的智力。我们还必须得承认，不是所有的动物行为都受直接刺激的出现所支配。动物在其反应中能够进行各种迂回，不仅能学会使用工具，甚至还会为自己的目的发明工具。因此有些心理生理学家认为，动物具备创造性或建设性的想象能力。 ¹⁴ 但无论是这种智力还是这种想象能力，都不是人类特有的类型。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动物具备实用型想象力和智力，而只有人类才进化出了一种新形式：符号想象力和智力。

此外，在个体心灵的心智发展过程中，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过渡，即从实用型态度到符号态度的过渡，是显而易见的，但这过渡的一步却是个漫长持续过程的最终结果。用常规心理学观察法很难区分这一复杂过程的各自阶段。然而，有种方法能使我们充分洞察这个过渡的一般特点以及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此处，大自然自身就做了个实验，这能给认识该过渡提供意想不到的线索。我们有两个关于劳拉·布里奇曼（Laura Bridgman）和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经典事例。这两个失明失聪且无法说话的儿童通过特殊方法学会了说话。虽然这两个事例广为人知，并在心理学文献中也经常被讨论到， ¹⁵ 我还是得再次向读者讲讲它们，因为它们或许能对我们在此所讨论的那个普遍问题做出最好的阐释。海伦·凯勒的老师沙利文夫人记下了这个孩子真正开始理解人类语言意义和功能的确切日期。我在此引用了她的话：

今天早晨我要给你写上几句，因为发生了重要的事。海伦在教育上迈出了她的第二大步。她已经认识到，所有的东西都有个名称，手语字母表是她想要知道的每个东西的钥匙。

……今早，当她洗漱的时候，她想要知道“water”的名称。当她想要知道任何东西的名称时，她会指着它，并拍拍我的手。我拼写出“w-a-t-e-r”，但直到早餐后我才回想起这事儿。……（后来）我们去了水泵房，我让海伦将她的水杯放在出水孔下面，而我则泵水。当凉水涌出来注满杯子时，我在海伦空着的手上拼写下“w-a-t-e-r”。这个词与凉水冲过她的手的感觉如此贴切，似乎吓了她一大跳。她丢下杯子，呆呆地站在那儿，脸上闪着异样的光芒。她把“water”拼写了好几遍。然后她一下坐在地上，问它的名称，又指着水泵和格子架，忽然转过脸问我的名字。我拼写出“teacher”。回家的路上，她极其兴奋，学会了她触摸到的每个东西的名称，几个小时内，她便让自己的词汇量增加到了三十多个。翌日清晨，她起床后像个容光焕发的小精灵，轻快地从一个东西转向另一个东西，问每个东西的名称，高兴地亲我……现在每个东西都必须要有个名称。无论我们到哪里，她都热切地问那些在家里学不到的东西的名字。她渴望为她的朋友们拼写，并且积极地把这些字母教给她遇见的每个人。一旦她有了单词来代替她以前使用的手语记号和手势，她就不再使用它们了，习得生词带给她最鲜活的快乐。我们注意到，她的表情一天天变得丰富起来了。 ¹⁶

从使用手语记号和打手势到使用语词，也就是使用符号，这过渡的一步在此描述得十分清楚。这个孩子在这一刻的真正发现是什么？海伦·凯勒之前已经学会了将某些事物和手语字母表中的特定手语记号关联起来了。这些事物和特定触觉印象之间已经建立了固定连接。但一系列这样的连接，即使是被重复和扩充，并不表明就对人类言语的本质以及其含义有所理解。要获得这样的理解，儿童必须要有个更重要的新发现。儿童必须要懂得每件事物都有一个名称—懂得这种符号功能并不只局限于特定情况，而是一条普适性原理，它涵盖了人类思想的整个领域。在海伦·凯勒的事例中，这样的发现就像忽然开窍了一样。她是个七岁女孩，除了某些感觉器官的功能缺陷，她身体健康，并且大脑发育非常完善。但由于教育没跟上，她一直智力滞后。然后突如其来地，至关重要的发展发生了—它就像一场智力革命—这个孩子开始用新的视角认识世界了。她认识到，单词的功能不仅可作为机械性信号，还可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工具。新的天地被打开，从此这个孩子可以尽情地徜徉在这个更宽广自由的天地中了。

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在劳拉·布里奇曼的例子中找到，虽然这是个不那么轰动的故事。无论是大脑功能还是智力发展，劳拉·布里奇曼远远不及海伦·凯勒。她的生活和教育缺乏我们在海伦·凯勒那儿见到的戏剧性色彩。然而在这两个事例中，存在着同样的典型要素。劳拉·布里奇曼学会了使用手语字母后，忽然悟到要点，开始理解人类言语的符号系统。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了这两个事例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劳拉·布里奇曼的启蒙老师之一德鲁小姐写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领会了手语字母的用处后吃第一顿饭时的情景。她触摸到的每个东西都必须要有个名称—我不得不叫个人来帮我照料其他孩子，因为我正在忙着为她拼写生词。” ¹⁷

符号系统的原理，因其普遍性、有效性以及通用性，成为芝麻开门般的魔法咒语！它让我们进入到人类文化这一人类独有的世界。一旦人拥有了这把魔法钥匙，更进一步的发展就稳操胜券。很显然，这样的发展不会因为任何感官材料的缺陷而受阻或无法实现。海伦·凯勒就达到了很高程度的心智发展以及知识修养，她的例子清楚且无可辩驳地向我们表明，一个人在构建其属于人的世界时并不依赖其感官材料的性质。如果感官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每个观念只不过是原初感官印象的模糊副本，那么失明失聪而又不能说话的儿童的状况就真的堪称绝望了。因为这样的儿童会被剥夺符号系统这个获得人类知识的特有源泉，可以说这就像从此与现实无缘一样。但我们若研究海伦·凯勒的自传，我们就会立刻意识到这不是真的，同时我们也能理解为何这不是真的。人类文化的独有特点及思想和道德价值，不是来自构成它的材料，而是来自它的形式，即它的建筑结构。这种形式可用任何感官材料来表达。有声语言相对于触觉语言有着极大的应用优势，但触觉语言的应用缺陷并不会破坏其本质功能。用触觉记号代替有声记号，并不会阻碍符号思维和符号表达的自由发展。如果儿童已经成功地掌握了人类语言的意义，那么这样的意义在哪种特定感官材料中获得是无关紧要的。正如海伦·凯勒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人可以从最贫瘠稀少的感官材料中构建出自己的符号世界。至关重要的事不是构建这个符号世界的一砖一石，而是它们作为建筑形式的通用功能。在言语领域中，正是它们的通用符号功能才使物质信号有了生机，并“让它们说话”。没有这种赋予生机的原理，人类世界的确会是又聋又哑的。而因为有了这一原理，即使儿童失明失聪且无法说话，他们的世界也会比高度发展了的动物的世界更广袤丰富。

由于一切事物皆有名称，所以普适性就是人类符号系统最了不起的特点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特点。与普适性相辅相成并与之形成必然关联，这是符号所具有的另一个特点。一个符号不仅具有普适性，还变化多端。我能以不同的语言表达出同样的意思，甚至在同一种语言的范围内，某种想法或观点也可用全然不同的语词来表达。一个信号以一种固定而独特的方式与它所指的事物相关联。任何一个具体单独的信号，所指的都是一个特定单独的事物。在巴甫洛夫的实验里，只有给了狗专门的信号，才能轻巧地训练它去进食。它们只在听到特殊的声音时才会去吃东西，而这种声音的选择取决于实验员。但和人们常解释的那样不同，这种现象不能与人类的符号系统相提并论，恰恰相反，它与符号系统背道而驰。真正的人类符号的特征不是它的统一性，而是它的多面性。它不是呆板或没有弹性的，而是可变的。显然，对这种可变性的充分意识似乎是人的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后期成果。在原始心智能力阶段，这种意识很少出现过。在这个时期，符号依然被视为事物的属性，就像其他物理属性那样。在神话思想中，一个神的名是其本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若我没用正确的名字称呼这个神，那么咒语或祈祷就会失效。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符号行为。宗教仪式、祭祀若要灵验有效，必须总要以同样一成不变的方式和同样的顺序进行。 ¹⁸ 当儿童第一次发现不是每个东西都有个“恰当的名”时，并且同样的事物在不同语言里也许有着不同的名时，他们常常会感到很困惑。他们往往认为一个事物“就是”它被称呼的那样。实际上，这只是认识的第一步。每个健全儿童很快就会认识到，他/她能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表达同一种愿望或想法，因为这种多面性和可变性显然是动物的世界里所没有的。 ¹⁹ 远在劳拉·布里奇曼学会说话之前，她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怪异的表达方式，以充当她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没有发音清晰的语音，而是各自杂乱的声响，它们可被描述为“情感叫声”（emotional noise）。她习惯在某些人面前发出这样的声音，因此这些叫声被完全个性化了，对生活里的每个人她都会用一种专门叫声去打招呼。利伯博士写道：“每当她刚好遇见一个熟人时，我发现在她开始说话之前，她会反复对那个人发出那个叫声，这表示高兴地打招呼。” ²⁰ 但当这个孩子通过手语字母领会到了人类语言的意义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现在那声音真正成为了名称，并且这个名称不限定于某个人，而是可以视情况而被改变的。例如，某天劳拉·布里奇曼收到了她以前的老师德鲁小姐的一封信，而她这时已经因为结婚而变成了莫顿太太。这封信邀请劳拉·布里奇曼去家里做客，这使她非常高兴，但她挑出了德鲁小姐的错。因为德鲁小姐在信里的签名是她没结婚前的姓，而不是她丈夫的姓。劳拉甚至说她现在必须要为她的老师找到另一种“叫声”，因为德鲁的“叫声”一定和莫顿的“叫声”不一样。 ²¹ 显然，原先的“叫声”在含义上发生了重要而且非常有趣的变化。它们不再是专门的表达，不再是与特定的具体情境分不开的表达了。它们已经变成了抽象的名称，因为这个孩子发明的名称不再意指一个新的人，而是意指一种新关系里的同一个人。

我们这个普遍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现在浮出水面了：即关联思维依赖于符号思维。 若没有一套复杂的符号系统，关联思维根本不可能滋生，更不会得到充分发展。认为只是对各种联系的意识就是智性活动的先决条件，即逻辑或抽象思维活动的先决条件，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意识在初级的知觉活动中也是必需的。感官主义理论惯于将知觉描绘成简单的感觉料的混合物。持这种观点的思想家常常忽视这一事实，即知觉本身并不完全是各种孤立印象的集合物或堆积物。现代格式塔心理学纠正了这样的观点，并证明最简单的知觉过程隐含着基本的结构要素、特定的模式或构形。这一原理既适用于人类世界也适用于动物世界。即使在动物生命相对低级的阶段，这些结构要素，尤其是空间结构和视觉结构—其存在都已被实验证明。 ²² 因此光是对各种联系有意识，还不足以被视为人类意识独有的特点。然而我们确实发现人具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关联思维，而这在动物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在人身上，分离出各种关系的能力，也就是考量这些关系的抽象意义的能力，得到了发展。为了领会这些抽象意义，人不再依赖具体的感觉料，即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动觉材料，而开始考量这些关系“本身”—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就其本身”去考量它。几何学就是人类智性生活中这一转折点的经典例子。即使在初等几何中，我们也不只限于对具体的个体的理解。我们不再关心物理事物或知觉对象，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普遍空间关系，我们有一套充分的符号系统来表达这些关系。没有人类语言的这种预备步骤，这样的成就是不会实现的。在动物身上所做的有关抽象或概括过程的测试中，这一点已是显而易见的。科勒成功地表明了，大猩猩具有对两个以上物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对一个特定物体作出应对的能力。面对两只装有食物的盒子，黑猩猩因为先前受到了全面训练，总是会选择大些的盒子—即使被选中的这个特定食盒在先前实验中也许作为一对食盒中较小的那一个而落选了。同样，它们对更近、更亮、更蓝的盒子，而不是某个特定的盒子，作出应对的能力也得到了证明。科勒的研究结果在后来的实验中得到证实以及扩展。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等级动物具有历来所谓的“对知觉因素进行分离”的能力。它们拥有挑出实验情境中的某种特殊知觉特质并对此作出相应反应的潜能。在这个意义上，动物能够从大小和形状中分离出颜色，或从大小和颜色中分离出形状。在科茨夫人（Mrs. Kohts）所做的一些实验中，黑猩猩能从一堆视觉特质差异极大的物体中挑出那些具有某种共性的物体—比如它们能挑出所有具有特定颜色的物体，并将其放入收纳箱中。这些例子似乎证明，较高级动物具备休谟在其知识论中称为作出“理性的区分”（distinction of reason）这一过程的能力。 ²³ 但从事这些研究的所有实验者都强调了这些过程的稀少性、初级性以及不完整性。即使它们学会了挑选出某种特质，并实现了这一点，它们也会犯各种古怪错误。 ²⁴ 如果说动物世界具备一丝丝理性区分能力，那它们也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了。它们不会得到发展，因为它们不具备人类言语这一符号体系宝贵且的确不可或缺的援助。

赫尔德（Herder）是首位对这个问题有明确洞察的思想家。作为一个人文主义哲学家，他希望完全从“人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赫尔德不认同语言的超自然或神圣起源这种形而上学或神学理论，他开始对这个问题本身进行批判性修正：言语不是物体，不是一种我们探究其自然原因或超自然原因的物理事物。它是种过程，是人类心智的一般功能。从心理学上来讲，我们不能使用十八世纪心理学流派使用的术语来描述这个过程。在赫尔德看来，言语不是理性的人为产物，也不能用某种特殊的联想机制来解释。在他力图阐明语言本质的尝试中，赫尔德把全部的重点放在了他所说的“反思”上。反思或反省思考是人的能力，可在涌入的整团未分化、飘忽不定的感官现象流中，挑出某些固定成分，以便对它们进行分离并对之着重观照：

当人的心灵力量自由发挥作用时，就好像它能从涌入所有感官里的整个感觉瀚海中，分离出一种波浪；能止住这股波浪而去关注它，并意识到这种关注，此刻人就显示出了反思；当摇曳飘忽的意象梦境冲入每个感官时，他能使自己集中在一个清醒时刻，自然而然地沉思一种意象，清晰且更安静地观察它，并且提取出向他显示出来的就是此物而非他物的特征，此刻人就显示出了反思；所以当人不但能生动清晰地觉察到所有特质，还能辨认出它们的一种或几种特色时，人才显示出了反思。……因此这种辨识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通过他必须要提取出来的一个特征，并且这个特征作为意识的一种元素，清晰地呈现了自身。好极了，让我们欢呼：Eureka！意识的首字母，就是心灵语言。人类语言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²⁵

这更像诗意盎然的铺陈描绘，而非对人类语言的逻辑分析。赫尔德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完全是推想性的，它并非得自普遍知识论，也不是来源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它所基于的是赫尔德对人性的理想，以及他对人类文化的特点和发展的深刻直觉。然而，它仍然包含着最有价值的逻辑要素和心理学要素。动物身上的一切归纳或抽象过程，都得到过研究和准确的描述， ²⁶ 但显然缺乏赫尔德所强调的反思这一独特标记。然而之后，赫尔德的观点后来从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那儿得到了相当出人意料的澄清和证实。语言的精神病理学领域最近的研究得出结论，脑损伤引起的言语丧失或严重障碍，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样的缺陷会改变人类行为的所有特点。患有失语症或其他类似疾病的患者，不仅丧失了言语功能，也经历了相应的人格变化。这些改变从他们的外在行为上几乎观察不到，因为他们往往以完全正常的方式行动。他们能胜任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任务，有些人甚至在这类测试中培养出相当高的技能。可一旦问题的解决需要涉及任何具体理论或反思活动时，他们就完全束手无策，就不再能从一般概念或范畴层面来进行思考了。由于失去了对一般概念的理解，他们只认当前事实以及具体情境。这样的患者不能完成任何只有通过理解抽象意义才能完成的任务。 ²⁷ 这些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向我们表明，赫尔德尔所称的反思型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符号思维。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会像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中的那些囚徒一样，就会被囚禁在其生物需求以及现实利益的范围内，就不会找到通往“理想世界”的通道—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以及科学从四面八方向他开放的。 wQNYntsadekHeicaXZ65tQvGE36Aa/LsfL3+IMOsyl1V9wMsCtItC0LDMiEce4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