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写本书的最初动力来自我的英美朋友们，他们曾再三恳请我出版我的《符号形式的哲学》英译本。虽然我很想满足他们的愿望，但着手尝试一下后我发现这是不现实的，并且在现今的环境下原封不动地翻译从前的书也不合理。对读者来说，读一套研究课题艰涩而抽象的三卷本，会相当耗费精力。即使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出版一部二十五年前构思和撰写的作品既不大可能而且也不明智。因为自那时以来，作者一直在继续研究这一课题。他学到了许多新事实，也遇见了不少新问题，甚至会从新的角度去看待那些旧问题，因此它们也呈现出了新面貌。鉴于这种种原因，我决定从头开始写一本全新的书。本书一定要比先前那本简短得多。莱辛（Lessing）曾说：“一本大部头，就是一桩大罪。”当我写我的《符号形式的哲学》时，我专注于课题本身，以至于都忘记或忽略了这条写作风格准则。现在我觉得更加赞同莱辛的话。在本书中，我没有去详细地叙述事实，也没对理论进行长篇大论，而是尽量把写作集中在我认为具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几个要点上，并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表达我的思想。

尽管如此，本书还是得要讨论一些初看上去似乎大相径庭的课题。一本书倘若涉及了心理学、本体论、认识论的问题，并且包含了关于神话和宗教、语言和艺术、科学和历史学的章节，就很容易遭人反对，说它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物凑出来的大拼盘。我希望读者在读完这些章节后会发现，这种反对是毫无根据的。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使读者相信，本书中讨论的所有课题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课题。它们是通向一个共同中心的不同道路，并且在我看来，文化哲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并确定这个中心。

就本书的风格而言，一个对它极其不利的因素，自然就是我不得不用非母语来写作。我的朋友、新泽西州立师范学院的詹姆斯·佩蒂格罗弗（James Pettegrove）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没有他的话，我很难克服这一障碍。他校订了整部手稿，并就所有语言和风格技巧问题给了我善意的建议。我也非常感谢他对本书主题所作出的许多宝贵而中肯的评论。

一方面，我并不打算去将一个在许多方面都扛得住流行化的课题写成一本“流行的”书。但在另一方面，这本书也不是专为学者或哲学家们而写的。人类文化的根本问题关系到普遍的人类利益，它们应当是容易让普罗大众理解的。因此我尽量避免一切学术性成分，并尽可能言简意赅地表达我的思想。但无论如何我应该提醒我的批评者们，我在这里所能给出的是对我的理论所进行的解释和说明，而非论证。倘若要更细致地讨论和分析本书所涉及的问题，我恳请他们参考我在《符号形式的哲学》中所做的详细描述。

我真诚地希望，不要把教条式风格所表达的现成理论强加给读者。我总是渴望让读者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当然，把我的主要论点所依据的全部经验证据摆在读者面前也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至少要从各学科权威著作中列举出充分而详细的引证。读者将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份完整的参考书目，但即使是这样一份书目的书名也远超我能匀出的篇幅。我只好满足于援引那些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的作者，并选择那些在我看来具有典型意义和重要的哲学相关性的例子。

我将本书题献给亨德尔（Charles W. Hendel），谨以表达我对他的感恩之情。他以充沛的热情帮助我准备了这本书，我最早就是先和他讨论了本书的总体规划。他对本书主题有着强烈的兴趣，对作者像朋友一样关心，如果没有这些，我兴许不会有勇气出版这本书。他将手稿读了好几遍，而我总是会采纳他的批评性建议。事实证明，这些建议非常有帮助而且很宝贵。

然而这个献辞不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还具有“象征”意义。借着将本书献给耶鲁大学哲学系主任和研究生课程导师，我谨向哲学系本身表达我衷心的感谢。三年前，当我来到耶鲁大学时，我惊喜地发现了覆盖面极广的密切合作。和我的年轻同事们一起在各种专题联合讨论班上共事，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事和殊荣。在我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这的确是一次新经历，非常有趣而且令人振奋的经历。

我将永远以感恩之心铭记这些联合讨论班：一个关于历史哲学，一个关于科学哲学，第三个则关于知识论；它们分别由这些人主持：查尔斯·亨德尔和豪约·霍尔本（Hajo Holborn），诺斯罗普（F.S. C. Northrop）和亨利·马格诺（Henry Margenau），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弗雷德里克·菲奇（Frederic Fitch）以及查尔斯·史蒂文森（ Charles Stevenson）。我得承认，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工作的结果，我愿借此机会向研究生院院长埃德加·弗尼斯（Edgar S. Furniss）表示感谢，感谢他在过去三年里向我提供的东道之谊。我也要向我的学生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和他们讨论过这本书中所涵盖的几乎所有问题，我相信他们会在书中发现我们共同工作的许多痕迹。

我也对耶鲁大学流动研究基金组织表示感谢，感谢它提供的研究经费帮助我准备了本书。

恩斯特·卡西尔
耶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