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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能够注意到，有一个人物的境遇虽然不安全，不过都只是极为泛泛地替他担心而已。这个人物就是博纳希厄先生，他原是政界和情场计谋的可敬牺牲品，在那种既尚侠义又重风流的时代，政治和爱情原是彼此紧密牵连的。
幸而，无论读者记不记得这个人，我们都曾答应过不让他失却踪迹的。
那几个卫士逮捕他以后，把他一直带到了巴士底狱，使他浑身颤抖地走过一小队兵士跟前——他们正在给火枪装弹药。
此后，他被人推到一间半截掩在地面之下的囚房里，在那些带他来的人的心目中，他成了最难堪的侮辱和最野蛮的待遇的目标物。因为法警们看见这个和他们打交道的不是个世家子弟，就把他当作真正的平民看待了。
大约过了半小时，书记官走了进来，吩咐把博纳希厄先生带到审讯室去。这样一来，虽然虐待停止了，但他的忧虑并没有减轻。通常，审讯总是在囚犯住的屋子里举行，不过对于博纳希厄先生，他们却没有照这些程序做。
两个法警抓住了针线杂货店老板，带他穿过院子，走进一条有三个卫兵守卫的过道，他们推开一扇门，把他推到了一间矮屋子里。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审问官，他正伏在桌子上写字。
那两个法警把犯人带到桌子前，审问官向他俩做了个手势，他俩就退到了声音不能达到的距离以外。
审问官的头一直是对着他那些公文的，这时才抬起来望了望那个他将打交道的人。这审问官相貌丑恶，尖鼻子，面颊突出而且颜色发黄。一对小眼睛锐利闪光，神气像是黄鼠狼，又像是狐狸。他的头由一条活动的长脖子托着，伸在他那件宽大的黑袍子的衣领上边，摇摇摆摆，差不多就是一个伸在壳子外边的乌龟脑袋。
审讯是由博纳希厄先生的姓名、年龄、职业和住址开始的。
被告回答他，名字叫雅各·米歇尔，姓博纳希厄，五十一岁，是个歇业的针线杂货商人，住在隧人街11号。
于是审问官不再继续审问了，反过来向他发表了一大篇演说，阐明一个微贱的小本商人参与公共事务是有危险的。
在他那种复杂的开场白里，他说明红衣主教先生的行动和势力，认为那是个无人比得上的宰相，是个过去所有宰相的战胜者，是未来的一切宰相的模范，所以谁要阻挡他的行动和势力，都不能躲避刑罚。
发表了他这篇演说的第二段以后，他用他那对鹞子般的眼睛，盯住可怜的博纳希厄，请他仔细思考自己案情的严重性。
针线杂货商人早已做过种种思考了。他想到当年拉波特先生打算把自己的干女儿嫁给他的时候，尤其想到这个干女儿接受了王后内衣管理人的职务时，他恨得不得了。
博纳希厄老板的本质，原是和悭吝混在一块儿的彻底的利己主义，而他的那种极端怯懦的样子，只是他全部本质的伪装。所以他的青年妻子使他感到的爱情，完全是很次要的情感，是不能和我们在这儿列举的他身上的本质情感相竞争的。
博纳希厄果然思考起审问官对他说的话来。
“不过，先生，”他冷冷地说，“请您相信，对于这位无人比得上的法座的功勋，我比任何人都更有认识，都更加尊敬。我们受到他的治理，真是荣幸。”
“真的吗？”审问官带着怀疑的神情问他，“不过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您怎么会到巴士底狱来？”
“我怎样到了这儿，或者更正确地说我为什么到了这儿，”博纳希厄辩解道，“这正是我完全无法告诉您的。因为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不过肯定地说，不是因为我不服从红衣主教先生，至少我没有故意不服从他。”
“然而您一定是犯了大罪，因为您在这儿被人告发的罪名是谋反叛逆。”
“谋反叛逆！”大受惊慌的博纳希厄叫了起来，“谋反叛逆！一个厌恶基督教徒而且憎恨西班牙人的可怜的针线杂货商人，您想他怎样会因为谋反叛逆而被人告发？请您考虑一下吧！先生，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
“博纳希厄先生，”审问官那双小眼睛盯牢了被告，如同能够看到他的心底似的说，“博纳希厄先生，您可是有一个妻子？”
“是呀，先生，”针线杂货商人觉得事情从这一点起快要纠缠不清了，因此浑身发抖地回答，“也就是说我曾经有一个。”
“怎样？您曾经有一个！如果您现在失掉了妻子，那么您教她做过一些什么事？”
“有人绑走了她，先生。”
“有人绑走了她，哈！”审问官说。
博纳希厄听见审问官这一声“哈”，觉得事情越来越摸不着线索了。
“有人绑走了她！”审问官接着说，“您可知道这件绑架案的主犯是什么人？”
“我相信我认识那个人。”
“他是什么样的人？”
“请您当作我什么也没有肯定，审问官先生，只当我有些怀疑。”
“那么您怀疑哪一个人呢？想想吧，老老实实回答我。”
博纳希厄先生困惑得到了极点，他应不应当全部否认，或者全部直说出来？全部否认，旁人会当他知道的东西太多说起来不方便；全部说出来，倒可以证明自己的决心。所以他决定什么都说。
“怀疑，”他说，“我怀疑一个深黄头发、态度傲慢的大个儿，他的神气像一个十足的大贵族，我在卢浮宫便门外面等候我的妻子，陪她回家的时候，仿佛觉得他在我们背后跟了好几回。”
审问官像是有点儿感到不自在了。
“那么他的姓名呢？”审问官说。
“噢！说到他的姓名，我不知道，不过要是我偶然遇见他，我立刻就认得出来，即使在一千个人中间。这件事我可以向您保证。”
审问官的脸色有些变了。
“您可是说在一千人中间也可以认得出他？”他继续问。
“也就是说，”博纳希厄先生觉得自己走错了步子，就接着说，“也就是说……”
“您说您可以认得出那个人？”审问官说，“好呀，今天就到这里。在我们进行下一步程序以前，应当让某人知道您认识那个绑走了您的妻子的人。”
“不过我没有对您说我认识他呀！”博纳希厄失望地说，“我对您说的恰巧相反……”
“把犯人带走。”审问官向两个法警说。
“应当带到哪儿去？”书记官问。
“带到一间小囚房里。”
“哪一间？”
“噢！天晓得，先找着哪一间，就带到哪一间，只要关得稳妥就成。”审问官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回答，可这种态度却吓坏了可怜的博纳希厄。
“糟糕！”他暗自说道，“祸事降临了。我的妻子一定犯了什么大罪，旁人以为我是她的同谋，肯定会把我和她一同判刑。她肯定说过，肯定承认过她已经把事情全部告诉了我。一个女人，那是很不中用的！一间小囚房，先找着哪一间，就带到哪一间！就是这样！一夜的时间立刻就会过去，明天就把我摆到车轮架子上去，挂到吊人的架子上去！唉！天啊！请您可怜可怜我吧！”
博纳希厄老板这些悲惨的话，那两个法警一点儿也没有听进耳朵里，况且，这一类的话他们准是听惯了的。他俩每个人抓着犯人的胳膊，牵着他走了。这时候，审问官匆匆忙忙写着一封书记官等候着的公文。
博纳希厄没有合上眼睛，这倒不是因为他那间小囚房非常不舒服，而是因为他担心的事情过于严重。整整一夜，他都待在他那张板铺上，听见一点点响声就会发抖。第一线日光溜进他屋子里的时候，他觉得黎明的色彩全都是愁惨的。
忽然间，他听见有人抽他的门闩，这使他惊慌地跳了起来。他以为有人来带他去上断头台了，所以当他后来看见来的人并非刽子手，而只不过是前一天的审问官和书记官时，他几乎快活得要去拥抱他们。
“从昨天晚上起，您的案情变得很复杂了，我的正直的人，”审问官向他说，“我现在劝您把全部真相都告诉我，因为红衣主教的怒火，只有您的悔悟才压得住。”
“我正预备全盘说出来呀！”博纳希厄大声说，“至少，我会把知道的都说出来，请您问吧。”
“首先，您的妻子现在在哪儿？”
“我已经告诉过您有人把她绑走了。”
“对的，不过从昨天下午五点钟起，由于您的帮助，她已经逃走了。”
“我的妻子逃走了？”博纳希厄叫唤着，“唉！倒霉的女人！先生！如果她逃走了，那怪不着我，我向您发誓。”
“您到您的邻居达达尼昂先生家里去，是准备做些什么？在没有天黑以前，您是不是在他家里和他谈了很久？”
“对，审问官先生，那是真的，我承认那是我的不对。我曾经到达达尼昂先生家里去过。”
“那次访问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请他帮我寻找我的妻子。我当时以为自己有这样要求的权利，现在看来是我错了，我恳求您开恩原谅我。”
“达达尼昂先生是怎样回答您的？”
“达达尼昂先生答应给我帮忙；不过没有多久我就看穿了，他想出卖我。”
“您欺骗法庭！达达尼昂先生和您订了一个契约，他根据那个契约，撵走了那些已经逮捕了您的妻子的警士，又使她逃避了种种搜缉。”
“达达尼昂先生拐走了我的妻子？怎么会这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幸而达达尼昂先生已经落在我们手里了，您马上就可以和他对质。”
“说真心话，我正求之不得，”博纳希厄大声说，“看见一个熟人的脸，我决不会不高兴。”
“让达达尼昂先生进来。”审问官向两个法警说。
两个法警带着阿多斯进来了。
“达达尼昂先生，”审问官望着阿多斯说，“请您说出您和这位先生之间的经过吧。”
“不过，”博纳希厄嚷着，“您指给我看的不是达达尼昂先生。”
“怎么，这不是达达尼昂先生？”审问官大声说。
“根本不是他。”博纳希厄回答。
“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审问官问博纳希厄。
“我没法告诉您，我不认识他。”
“怎么，您不认识他？”
“不认识。”
“您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他？”
“见过，不过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您叫什么名字？”审问官向阿多斯问。
“阿多斯。”火枪手回答。
“不过这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是一座山的名称。”可怜的审问官渐渐摸不着头脑了。
“这是我的名字。”阿多斯平静地说。
“可是您说过，您叫达达尼昂。”
“我吗？”
“对呀，是您。”
“那就是说有人问过我：‘您是不是达达尼昂先生？’我回答道：‘您可相信？’那几个法警就嚷着，他们肯定那是可以相信的。我当时不愿意反驳他们，并且我可能没有听清楚。”
“先生，您侮辱了司法的尊严。”
“一点儿也没有。”阿多斯平静地说。
“您是达达尼昂先生。”
“您看您到现在还仍旧这么对我说。”
“不过，”博纳希厄先生也大声说，“审问官先生，我对您说，真不容许我们有一秒钟的怀疑。达达尼昂先生是我的房客，尽管他没有付过我的房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应当认得他。达达尼昂先生是个青年人，年纪不过十九到二十岁左右，而这位先生呢，至少有三十岁了。达达尼昂先生是艾萨尔先生手下的禁军，这位先生却是特雷维尔先生队里的火枪手。您看看他的军服吧，审问官先生，您看看他的军服吧。”
“这是真的，”审问官喃喃地说，“这真是见鬼。”
在这一刹那，囚房的门突然开了，一个信差由巴士底狱的传达带了进来，他交了一封公文给审问官。
“噢！倒霉的女人！”审问官嚷着。
“怎么了？您说什么？您说谁？我希望那不是说我的妻子。”
“恰巧相反，我说的正是她。您干的好事！”
“什么！”针线杂货商人怒气冲天地嚷着，“先生，我本人的事，怎能够因为我妻子在我被逮捕以后的行动变得更恶化了！请您发发慈悲，告诉我吧。”
“因为她的举动正是你们共同商量好了以后做的，好凶恶的计划！”
“我向您发誓，先生，您的说法完全不对，我丝毫也不知道我的妻子做过什么事。我是和她的行为完全不相干的，如果她做了些糊涂事，我不承认她，我反对她，我责骂她。”
“喂！”阿多斯向审问官说，“倘若您在这儿用不着我，那么请您把我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吧！您这位博纳希厄先生真是太讨厌了。”
“给我把这两个犯人带回囚房里去，”审问官一面用同一个手势指着阿多斯和博纳希厄，一面说，“并且要用比以前更严厉的方法看管他们。”
“然而，”阿多斯用他那种习惯的平静态度说，“倘若您要和达达尼昂先生打交道，那我看不出我在哪一点上能够代替他。”
“照我说的办！”审问官大声嚷着，“并且应当绝对守密，你听见了吗？”
阿多斯耸耸肩膀，跟着两个法警走了。博纳希厄先生放声大哭，哭得连老虎听见了也会伤心。
博纳希厄被带到前一天过夜的那间小囚房里，又在那儿待了整整一个白天。他自己说过他本来不是一个军人，所以他像个地道的针线杂货店老板似的，哭了一整天。
晚上九点钟左右，他正准备上床去睡，却听见有人在过道里走动。那脚步声到他的囚房跟前了，他的门推开后，好几个法警走了进来。
“请您跟我走。”一个跟在法警后面走进来的警官说。
“跟您走？”博纳希厄大声说，“在这个时候跟您走？到哪儿去，老天？”
“到上面命令我们带您去的地方。”
“这算不上是一个答复呀。”
“我们能够答复您的只有这句话。”
“唉！天啊，”倒霉的针线杂货商人低声说，“这回我可完了！”
他毫不抵抗，机械地跟着那些来带他的法警走了。
他走过那条曾经走过的过道，穿过了院子和另外一座房子。最后，在大门口的院子里，他看到一辆由四名骑马的法警围着的马车。他们让他坐在车上，警官坐在他身边。他们锁好了车门，他和警官都被关在了一间可以转动的囚房里。
车子开始行动，慢得像是一辆运灵柩的车子。从车上那道锁了的铁栅栏望出去，车里的囚犯所看见的不过是许多房子和街上铺的石板。但是，博纳希厄是个地道的巴黎人，他从那些界石上，那些招牌上，那些路灯上，认出了每条街道。走到了圣保罗广场，那正是处决巴士底狱罪犯的刑场，他几乎吓得晕过去，赶忙在胸口一连画了两次十字。
他原以为车子要在那个地方停下来，然而车子却越过广场继续往前。
更远一点，一种更大的恐惧又袭击了他。那车子正沿着圣约翰公墓的界墙走，凡是叛国的罪人都埋在那个公墓里。不过，唯一使他略微放心的事情，就是通常在埋葬以前总得先斩下脑袋，而他的脑袋还在他双肩上。最后等到看见车子走进了通往沙滩的大道，他就望见了巴黎市政府的尖屋顶。
车子走到了穹门底下，他认为对他来说，什么都无法挽救了。他想对警官忏悔自己的过失。在遭到警官拒绝后，他不停地伤心地叫唤起来。于是警官警告他，如果他继续震得他耳朵疼，他就要在他的嘴里塞进一个噤口的木丸子。
这个威胁使博纳希厄镇定了一点儿：如果要把他送到沙滩处死刑，自然不必费事要在他嘴里塞进一个木丸子，因为那时几乎已经到刑场了。果然，车子穿过那个不祥的广场后并没有停，于是他害怕的不过是特拉华十字碑了：那辆车子走的恰好是这条路线。
这一次，再也不用怀疑了，特拉华十字碑是处决下层罪犯的地方。以前博纳希厄自以为能死在圣保罗广场或者沙滩广场，而现在他的旅行和命运却要在特拉华十字碑终止了！他还没有看见那座不祥的十字碑，不过他觉得它差不多正对着自己走过来。等到他和它相距只有二十来步的时候，他听见了一阵喧嚷，并且车子也停下来了。
可怜的博纳希厄已经被自己连续感受到的恐怖情绪吓破了胆，这样一来，他简直受不住了，他有气无力地哼了一声——别人听了会当作是一个垂危的人最后的叹息——接着他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