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维也纳的童年时光

在我出生的时候，维也纳是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只有魏玛共和国的首都柏林能与之媲美。维也纳以伟大的音乐和艺术著称于世，它是现代医学、精神分析和现代哲学的诞生地。此外，这座城市伟大的学术传统为文学、科学、音乐、建筑、哲学和艺术领域的实验提供了基础，这些实验成为很多现代思想的源头。它是各流派思想家的故乡，包括精神分析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罗伯特·穆齐尔和埃利亚斯·卡内蒂等杰出作家，以及现代哲学的两位开路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卡尔·波普尔。

维也纳非同凡响的文化很大一部分是由犹太人创造和滋养的。这个文化圈在1938年的崩溃，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人生，不仅由于我在那一年经历的变故，还因为自那时起我从这座城市和它的历史之中学到了很多。这种理解加深了我对维也纳昔日辉煌的欣赏，也加剧了我对其凋零磨灭的惋惜。而维也纳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故乡这个事实，加剧了这种失落感。

我的父母相识于维也纳并在1923年结婚（图2-1），那是我父亲在第18区库奇克巷 开了一家玩具店（图2-2）后不久发生的事情。这条热闹的街上还有一个名为库奇克的农产品市场。我哥哥路德维希生于1924年，5年后又有了我（图2-3）。我们住在第9区塞弗林巷的一套小公寓里，附近住的都是中产阶级，这里靠近医学院，离伯格巷19号弗洛伊德的住所不远。由于父母都在打理玩具店，先后有不少全职女管家在家照顾哥哥和我。

我在恰如其名的学校巷上学，学校正好位于从家到玩具店的半路上。与维也纳大多数小学一样，它的课程安排得传统而严谨。我跟随天分过人的哥哥入读这所小学，教过他的老师也在教我。在维也纳的整个童年时期，我感觉哥哥智力上的天赋是我永远比不上的。我才开始学习读写，他已经开始掌握希腊语、精通钢琴并能熟练组装收音机。

就在1938年3月希特勒成功进驻维也纳的前几天，哥哥刚刚装好了他的第一台短波收音机。3月13日傍晚，我和哥哥戴着耳机收听了德军3月12日清晨进军奥地利的情形。希特勒随后于12日下午穿过位于他家乡因河畔布劳瑙的德奥边境，到达林茨。拥有12万居民的林茨城里，大约10万人齐声高喊着“希特勒万岁”，夹道欢迎他的到来。此时广播里传来的背景音乐是高亢的《霍斯特·威塞尔之歌》，这首蛊惑人心的纳粹党歌甚至让我都听得入迷。3月14日下午，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抵达维也纳，他在市中心的英雄广场受到了20万狂热群众的欢迎，被尊为统一了德语世界的英雄（图2-4）。一个摧毁了德国犹太社群的人受到如此压倒性的支持，这让我和哥哥感到恐惧。

希特勒原本料想奥地利人会反对德国吞并自己的国家，并要求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德国保护国。但他收到的各方反响，尤其是那些48小时前还在反对他的人的态度，出乎他的意料，这让他相信奥地利乐意接受甚至非常欢迎德国的吞并。从卑微的小店主到学术界的高端人士，现在每个人似乎都公开欢迎希特勒。曾经同情并保护过犹太社群的维也纳总主教特奥多尔·因尼策枢机，命令全市所有天主教堂挂上纳粹党旗，并鸣钟向希特勒的到来致以敬意。枢机还亲自迎接了希特勒，并向希特勒表示了自己以及占人口多数的全体奥地利天主教徒的绝对效忠。他承诺奥地利天主教徒“在这个重大日子被带回大德意志帝国的怀抱”，“将会成为帝国最诚挚的子民”，这位枢机的唯一请求是教会自由应该得到尊重，教会在教育年轻人方面的重要角色应该有所保障。

从那一夜起，维也纳沦为地狱。受到奥地利纳粹党徒怂恿的维也纳暴民，既有成年人也有年轻人，高喊着“打倒犹太人！希特勒万岁！消灭犹太人！”，进而蔓延成了全国性暴乱，他们殴打犹太人并毁坏犹太人的财物。他们强迫犹太人跪着清洗街道上残留的反对吞并的政治性涂鸦，以此来羞辱犹太人（图2-5）。我父亲被迫用一把牙刷去清除先前留下的支持奥地利独立的字样“是的”，这是那些鼓动市民为奥地利的自由投票、反对吞并的维也纳爱国者涂写的口号。其他犹太人则被迫拎着油漆桶给犹太人的店铺墙上画上大卫之星 或写上德语“犹太人”一词，以便与其他店铺区别开来。深谙纳粹在德国如何施展手腕的外国评论家，也被发生在奥地利的暴行震惊了。在《维也纳及其犹太人》一书中，乔治·伯克利引用了一位纳粹党冲锋队员的话：“维也纳人连夜就完成了我们德国人直到今天……也做不到的事。在奥地利，对犹太人的抵制无须进行组织，人们已经自发行动了。”

德国剧作家卡尔·楚克迈耶为了逃脱希特勒的统治而于1933年移居奥地利，他在自传中描述了维也纳被吞并之后几天内的情形，说它变成了一个“具有耶罗尼米斯·博斯画笔下梦魇景象 ”的城市。它犹如：

希特勒将军队开进维也纳的第二天，除了一个女孩——班上仅有的另外一名犹太人——之外，所有的同学都开始疏远我。在我常去玩耍的公园里，我遭到了同学的嘲笑、侮辱甚至拳脚相加。到了1938年4月底，我所在的小学驱逐了所有的犹太儿童，将他们转到一所由犹太教师开办的特殊学校，这所学校位于第19区潘策尔巷，离我家很远。在维也纳大学，几乎所有的犹太人——超过40%的学生和50%的教师——都被开除了。对犹太人施加的恶行在可怕的水晶之夜达到高潮，相比之下，我的遭遇实在是微不足道。

我的父母年幼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分别来到维也纳，那时这座城市气氛宽容，和后来很不一样。我的母亲夏洛特·齐梅尔斯1897年出生在科洛梅亚，位于流经加利西亚的普鲁特河畔，是一个有着4.3万居民的小城。小城毗邻罗马尼亚，当时属于奥匈帝国，后来成为波兰的一部分，现在则属于乌克兰。小城居民大约有一半是犹太人，当地犹太社群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母亲来自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尽管她在维也纳大学只学习了一年，但除了德语和波兰语，她还能用英语写作和与人交流。我的父亲赫尔曼·坎德尔1898年出生在奥利斯科的一个贫困家庭，这座有着2.5万居民的小城靠近利沃夫市，现在也属于乌克兰。父亲一家在1903年搬到维也纳，当时他才5岁。他高中时直接应征入伍，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开赴“一战”战场，并在战斗中留下了一个弹片伤口。“一战”结束后，他需要干活谋生，没能完成高中学业。我母亲很快就被他的英俊、活力和风趣所吸引。

在奥匈帝国作为“一战”战败国解体之后11年，我出生了。在“一战”之前，奥匈帝国是欧洲第二大国，国土面积仅次于俄国。帝国的东北部扩张到了现在的乌克兰，它的东部省份包括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南部省份包括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一战”结束后，奥地利的国土面积大幅缩小，失去了所有的外语省份，只留下了德语核心区。这样一来，奥地利的人口骤减（从5400万降到了700万），政治影响力也大大削弱。

尽管如此，在我小时候，约有200万居民的维也纳仍然保持着文化活力。市政府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发起了一套社会、经济和医疗改革计划，成绩显著并广受称赞，让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都感到非常高兴。维也纳是一个繁荣的文化中心。古斯塔夫·马勒和阿诺德·勋伯格的音乐，同莫扎特、贝多芬和海顿的作品一道，响彻整座城市。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奥斯卡·柯克西卡和埃贡·席勒那些大胆的表现主义画作也遍布整座城市。

尽管在文化上很繁荣，20世纪30年代的维也纳却是一个高压专制政体的首都。当时年幼的我并不明白这一点。直到后来，当我在美国度过了一个更加无忧无虑的青春期，回过头看时才明白，那种塑造了我对世界的第一印象的政治氛围实在很压抑。

虽然犹太人已经在维也纳生活了上千年，并且对这座城市的文化发展贡献良多，反犹主义却长期存在。20世纪初，维也纳的执政党将反犹主义作为政纲基础，欧洲各大城市里仅此一地。从1897年到1910年担任市长的是反犹民粹主义者卡尔·吕格尔，他在富有煽动性的演讲中集中火力攻击中产阶级里的“富裕犹太人”。中产阶级是在1867年实行新宪法后形成的，新宪法将平等的公民权利扩展到了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群身上，并允许他们自由公开地从事宗教活动。

尽管新宪法有着上述规定，占全市总人口10%及核心城区（内城9区）人口近20%的犹太人，在行政机关、军队、外交使团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却处处遭受歧视。大多数社交俱乐部和体育团体都设置了一个雅利安人条款，阻止犹太人加入。从1924年到1934年，奥地利一直存在一个非法的纳粹政党，信奉极端反犹的党纲。该党在1928年曾抗议一位犹太作曲家恩斯特·克热内克创作的歌剧在维也纳歌剧院演出（图2-6）。

尽管如此，包括我父母在内的维也纳犹太人，都深深迷恋着这座城市。研究维也纳犹太人生活的历史学家伯克利曾恰当地做出过如下评论：“长年以来，如此多的犹太人深深眷恋着一座反犹情绪根深蒂固的城市，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后来我才从父母那里知道这座城市为何如此迷人。首先，维也纳是座美丽的城市：市中心的博物馆、歌剧院、大学、环城大道（维也纳的林荫主道）、公园和哈布斯堡皇宫等建筑物都美轮美奂。城外著名的维也纳森林可以随意进出，几近神奇的普拉特游乐园也同样如此，游乐园及其中的巨型摩天轮后来由于电影《第三人》 而举世闻名。历史学家威廉·约翰斯顿曾写道：“一个维也纳人在戏院消遣一晚或者在普拉特游乐园度过一个五朔节之后，会泰然地将他的城市当作宇宙中心。还有什么地方能让现实变得如此令人愉悦、妩媚动人呢？”虽然我的父母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却仍然感到自己与维也纳的文化价值观，尤其是与戏院、歌剧院以及我至今还会说的语调优美的维也纳方言紧密相连。

我父母的价值观与大多数其他维也纳家长一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一些专业领域取得成就——最好是学术领域。他们的愿望反映的是典型的犹太价值观。公元70年，坐落于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被毁，约哈难·本·扎凯前往海滨小城亚夫内，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研习《托拉》 的学院，从那时起到现在，整个犹太民族都一直是“有经者” 。每一个犹太男子，不论其经济或社会地位，为了能够阅读祈祷书和《托拉》，理应接受文化教育。到了19世纪末，那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犹太家长开始鼓励他们的女儿同他们的儿子一样去接受良好的教育。除此之外，生活的目的不仅是求得经济上的保障，而且要利用经济上的保障达到更高的文化层次。最重要的目的是“教化”——对教育和文化的追求。这样做意义重大，在维也纳，即便是贫困的犹太家庭，也至少会有一个儿子成功地当上音乐家、律师、医生，最好是成为大学教授。

在维也纳，犹太社群的文化追求与大多数非犹太市民的文化追求完全一致，这在欧洲城市中颇为少见。由于奥地利军队在1740年至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先后两次被普鲁士击败，奥地利的统治者哈布斯堡家族完全丧失了在军事上称雄德语世界的希望。随着政治和军事实力的衰落，他们把扩张领土谋求霸权的野心转移到了对文化优势的追求上。新宪法放宽了迁移限制，导致19世纪最后25年里有大量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群从帝国各地涌入维也纳。维也纳成了德意志、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匈牙利、意大利北部、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移民的家。在1860年至1880年间，人口从50万增加到70万。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开始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他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对其施行教化。维也纳的文化史学家卡尔·休斯克写道：“对于从小在环城大道的博物馆、戏院和音乐厅长大的维也纳中产阶级来说，文化不是生活的装饰品，也不是代表地位的徽章，而是如同他们呼吸的空气一样。”著名的讽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卡尔·克劳斯则说：“维也纳的街道不是用沥青铺成的，而是用文化铺就的。”

除了富有文化活力，维也纳还有活色生香的一面。我最喜欢的儿时记忆都是典型维也纳式的：其中一段记忆是相互扶持的一家人常在一起享受假日，从中产生适度且持久的中产阶级满足感，另外一段记忆则是我们性感的女管家米琪让我体验到的短暂性爱欢愉。

阿瑟·施尼茨勒曾在一篇短篇小说中直白地描述过那种性爱体验，内容是一个年轻的中产阶级维也纳少年被一个甜美的少女色诱，这个少女是他家的仆人，或是在室外做工的。《纽约客》撰稿人安德里亚·李曾写道，过去奥匈帝国中产家庭挑选女佣的一个标准，就是她们得是家里男孩子失去童贞的合适人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他们成为同性恋。这样的遭遇在别人看来很容易觉得是我被耍了，但我从未这么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有趣。

那件事发生在我8岁时的一天下午，性感迷人的米琪大约25岁，当时我得了感冒正在休息。她坐在我的床边抚摸我的脸，我显得很高兴，于是她解开上衣，露出丰满的双乳，问我是否愿意抚摸她。我并不明白她的意思，但我感受到了她的诱惑，突然间有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体验。

正当我开始被她引导着探索她的身体时，她突然变得不安，告诉我最好停手，否则我会怀孕。我怎么会怀孕呢？我完全清楚只有女人才会生孩子。男人身上哪里可以冒出孩子呢？

“肚脐眼，”她回答，“医生往肚脐眼上撒些药粉，肚脐眼就会裂开，让孩子从里面出来。”

我对这个说法将信将疑。虽然它看上去不可能发生，但我还是不太确定。我对这件事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些许担心。我担心如果我怀孕了，母亲会怎么想？我的第一次性体验就在这种担心加上米琪的变脸中草草收场。不过米琪此后从不避讳跟我明说她对性的渴望，还说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和她好好体验。

结果还没等到我达到她的年龄条件，她就已经有主了。在我们草草收场的几个星期后，她和一个来我家修火炉的修理工好上了。过了一两个月，她就和他私奔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我都以为“跑去捷克斯洛伐克”和“追逐性爱的欢愉”是一回事。

我们中产家庭式的幸福体现在我家周末的纸牌游戏中、犹太节日的家庭聚会上以及我们的暑期度假里。星期天下午，我的小姨明娜和她的丈夫苏尔姨夫会来我家喝茶。我父亲和苏尔多数时间都在玩一种叫作皮诺克尔的纸牌游戏，父亲玩得很好，常常谈笑风生。

逾越节时，我们一大家子都会聚在我外祖父母赫歇和多拉·齐梅尔斯的家里。我们诵读讲述受奴役的犹太人如何逃出埃及的《哈加达》，然后享用外祖母精心准备的逾越节晚餐，其中最好吃的是她做的鱼丸，在我心目中，至今没有能与之媲美的食物。我对1936年的逾越节印象格外深刻。在那之前几个月，小姨明娜和姨夫苏尔结婚，我参加了婚礼——作为花童托起那美丽婚纱的拖尾。苏尔非常有钱，是位成功的皮革商人。那场盛大华丽的婚礼是我前所未见的，因此我也非常高兴自己能够参与其中。

那个逾越节的第一天晚上，我向她开心地回忆起我对他们婚礼的喜爱，每个人都精心打扮，食物也非常讲究。我说道，那场婚礼太美了，希望她能够很快再办一次，那样我就可以再体验一次。后来我才知道，明娜对苏尔的感情是矛盾的，她认为他的智力和社会地位都不如自己，因此当即觉得我话中所指的不是婚礼而是她对伴侣的选择。她推断我可能希望她再嫁给另外一个人——一个也许在智力和教养上都更配得上她的人。于是明娜发起火来，向我训诫了一大通婚姻的神圣性。我怎么敢说她想很快再举行一次婚礼、嫁给别的人呢？后来我在读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时才知道，动力心理学 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无意识从不会撒谎。

每年8月，我的父母、路德维希和我会在维也纳以南50英里 的一个名为默尼希基兴的小农庄度假。1934年7月，我们正准备出发时，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被一帮伪装成警察的奥地利纳粹党徒暗杀了——这是我正在形成的政治意识里记住的第一件大事。

陶尔斐斯1932年当选总理，他效法墨索里尼，将基督教社会党党员吸收进“祖国阵线” ，建立起一个威权政体。他没有采用纳粹“卐”字标志，而是选择了一种传统的十字架符号作为党徽，来表达其有别于纳粹的基督教价值观。为了确保对政府的控制，他废除了宪法并取缔了包括纳粹党在内的所有反对党。虽然陶尔斐斯打压了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妄图组建一个包括所有讲德语的人民在内的泛日耳曼民族国家的势头，但他废除旧宪法和取缔反对党的做法却为希特勒打开了大门。陶尔斐斯被暗杀后，在库尔特·冯·许士尼格继任总理的开头几年里，转入地下的奥地利纳粹党活动愈发隐秘，尽管如此，还是源源不断有追随者加入，特别是教师和公务员群体。

希特勒是奥地利人，曾在维也纳生活过。1908年，19岁的他离开因河畔布劳瑙的家乡来到首都，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尽管他在绘画上有一定的天赋，却屡次被维也纳美术学院拒之门外。与此同时，他却逐渐受到卡尔·吕格尔的影响。正是从吕格尔身上，希特勒发现了煽动性演讲的威力和反犹主义的政治红利。

希特勒从青年时期就梦想着将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因此，德国纳粹党早在20世纪20年代成立初期，就在奥地利纳粹党的参与设计下，把建立一个将所有讲德语的人民合在一起的大德意志纳入议程。1936年秋，希特勒开始实施这个计划。自1933年全面控制德国之后，希特勒于1935年恢复了征兵制度，并于次年重新占领了莱茵兰，根据《凡尔赛和约》，这个德语区本是由法国监管的非军事区。接着他又咄咄逼人地威胁要进军奥地利。许士尼格希望通过让步来确保奥地利的独立，于是他请求与希特勒会面来应对这次威胁。双方于1938年2月12日在奥地利边境附近的贝希特斯加登举行了会谈。由于一些个人情感因素 ，希特勒选择在此修建了私人住所。

为了展示实力，希特勒带着两个将军参加会面，威胁许士尼格放开对奥地利纳粹党的限制，并任命三名纳粹党徒进入内阁担任要职，否则他将入侵奥地利。许士尼格一开始表示拒绝。但随着会谈时间的流逝，以及希特勒的进一步施压，筋疲力尽的许士尼格终于屈服，同意让纳粹党合法化，释放作为政治犯的纳粹党徒，并给了纳粹党两个内阁席位。但许士尼格与希特勒达成的这些协议只会刺激纳粹党徒对权力的欲望。现在作为一个成员数量可观的团体，纳粹进入公众视野并通过一系列警察难以控制的暴乱来挑战许士尼格领导的政府。在奥地利纳粹党徒暴乱与希特勒入侵威胁的内忧外患面前，许士尼格开始反击，他大胆提出将在3月13日举行全民公投，这个日期距离他与希特勒的会面仅仅一个月。选民们需要表决的问题很简单：奥地利应该继续保持自由独立吗？是或者否？

许士尼格表现出来的胆识让我父母由衷感到钦佩，却扰乱了希特勒的心神，因为看起来这次公投的结果几乎肯定会是选择奥地利保持独立。希特勒对此的回应是，除非许士尼格推迟公投、辞去总理一职并由奥地利纳粹党员阿瑟·塞斯–英夸特作为新任总理来组建新政府，不然他就动员军队入侵奥地利。许士尼格转而向曾经支持过奥地利独立的英国和意大利寻求帮助。两国都未做出回应，这让像我家这样的维也纳自由派感到沮丧。鉴于潜在同盟国的抛弃，同时考虑到避免无谓的流血冲突，许士尼格于3月11日晚辞职。

尽管奥地利总统接受了德国的全部要求，希特勒还是在第二天入侵了奥地利。

这时，令人诧异的事情发生了。希特勒进入奥地利时，迎接他的是绝大多数民众的欢呼喝彩，而非愤怒的抗议。正如乔治·伯克利指出的，头一天还在呐喊着忠于奥地利、支持许士尼格的人们，第二天就对希特勒的军队以“德国兄弟”相称，这一戏剧性的转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数以万计的纳粹党徒从地下转到了地上。倒不如说当时所发生的是一次历史上“最飞快而且最彻底的群众信仰转变”。汉斯·卢基伽曾写道：“起先为皇帝欢呼的是人民，然后咒骂他的也是人民；废黜皇帝后欢迎民主的是人民，（陶尔斐斯领导的）法西斯上台后为之欢呼的还是人民。他们今天为纳粹党欢呼，明天就会为别的什么欢呼。”

奥地利媒体也不例外。3月11日星期五，国内主流报纸《帝国邮报》还在支持许士尼格。两天之后，这份报纸就在头版刊发了题为《迈向一统》的社论，文中指出：“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天才与决心，德奥统一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针对犹太人的攻击始于1938年3月中旬，恶行在8个月后的水晶之夜达到了顶峰。后来我读到关于水晶之夜的著作时，才知道它部分源于1938年10月28日的事件。那一天，1.7万名来自东欧的德国犹太人被纳粹围捕，并遣送到位于德国和波兰边境的小城兹邦申附近。那时纳粹还认为自愿或强制向外国移民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11月7日早晨，一名因父母被驱逐到兹邦申而心意狂乱的17岁犹太男孩赫歇尔·格林斯潘，误把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第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当成大使射杀了。两天之后，一群暴徒以此为借口，组织起来纵火焚烧了几乎所有德奥境内的犹太会堂。

在所有被纳粹控制的城市中，维也纳在水晶之夜遭受的恶行最为不堪。犹太人遭到奚落和暴打，被赶出他们的商店和家门。接着他们的商店和家被贪婪的邻居洗劫一空。位于叔本华街的美丽犹太会堂被彻底摧毁。杰出的纳粹猎人 西蒙·维森塔尔后来说道：“和维也纳比起来，柏林的水晶之夜就像个愉快的圣诞节。”

我父亲在水晶之夜遭到拘捕，我家的商店被夺走并转手给了一个非犹太人。这是所谓对财产的雅利安化的一部分，实质是一种名义上合法的盗窃。从父亲于1938年11月中旬获释到1939年8月他和母亲离开维也纳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极度贫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的父母得到过维也纳犹太社群协会的帮助，协会提供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偶尔还会给我父亲提供像搬运家具这样的临时工作机会。

我父母注意到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后通过了反犹太人的法律，这让他们明白发生在维也纳的暴行不太可能消退。他们知道我们一家必须离开，越快越好。我母亲的哥哥伯曼·齐梅尔斯早在10年前就离开维也纳去纽约从事会计工作。1938年3月15日，希特勒入侵之后第三天，母亲就给他写信，他很快寄来了担保书，向美国当局保证他可以负担我们在美国的生活。然而，美国国会在1924年通过的一项移民法案限定了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数量。尽管我们已有必需的担保书，但由于父母都在那时还属于波兰的领土上出生，这使我们花了一年时间才获得名额。又由于移民法案规定了家庭成员进入美国的顺序，我们在拿到名额后还得分阶段移民。根据既定顺序，我的外祖父母可先行离开，那是在1939年2月；接下来是哥哥和我，那是在4月；最后轮到我的父母，那时已是8月末，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由于我家的商店已经被夺走，父母无力支付我们去美国的旅费。于是他们向犹太社群协会申请了荷美航运的一张半船票，一张给我哥，半张给我。几个月后，他们又为自己申请了两张船票。幸运的是，两次申请都通过了。我父亲是一个细心且诚实的人，他总是按时支付自己的账单。我现在拥有他当年申请用的全部材料，上面显示他长期虔诚地缴纳会费。协会的一位官员在评估我父亲的申请时，特地提到上述行为展现了他正直诚信的为人。

在维也纳度过的最后一年对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让我长期以来备加珍惜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但毫无疑问的是，维也纳在纳粹统治之下所呈现的景象也第一次向我展示了人类行为暴虐黑暗的一面。人们该如何去理解那么多人突然间会犯下罪恶的暴行？一个高度有教养的社会，怎么会如此迅速地拥护由于蔑视某个族群而实施的暴政和恶行？

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很多学者提出了偏颇且前后矛盾的解释。其中一个让我感到很不安的说法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并不是衡量它是否尊重人的生命的可靠指标。文化根本无法消除偏见、改变思维。诛灭非我族类的欲望可能与生俱来，因此任何一个凝聚力强的群体都有被激发出这种欲望的潜能。

我对任何此类诉诸准遗传易感性的解释都抱有强烈怀疑，认为它们脱离现实。总的来说德国人并不分享奥地利人这种恶毒的反犹主义。那么，维也纳的文化价值观与它的道德价值观是如何产生了如此彻底的分裂的呢？维也纳人在1938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举动，一个重要原因显然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犹太社群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学术领域取得的成功让非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大学里的非犹太人心生嫉妒和报复的欲望。大学教授中纳粹党徒的比例远远大于普通民众中纳粹党徒的比例。因此，维也纳非犹太裔的专业人士渴望通过取代犹太人的职务来获得提升：犹太裔大学教授、律师和医生很快发现他们自己失业了。很多维也纳人轻而易举地占据了犹太人的房子和财产。正如蒂娜·沃尔泽和斯蒂芬·坦皮对这个时期的系统研究所揭示的：“1938年，大量律师、法官和医生通过掠夺他们的犹太邻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水平。如今许多奥地利人的成功是建立在60年前盗窃来的钱财之上的。”

文化价值观与道德价值观分裂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反犹主义从文化形式转向种族形式。文化反犹主义认为“犹太性”是一种宗教或文化传统，是从独特的传统和教育中习得的。这种形式的反犹主义源于犹太人通过文化适应而获得的某些不讨喜的心理和社会特质，比如对赚钱的浓厚兴趣。然而，这种反犹主义也认为，既然犹太性是通过在犹太家庭中成长而获得的，那么就可以通过转变教育或信仰来消除，这样一个犹太人可以克服自身具有的犹太性。大体上，一个转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可以和任何其他天主教徒一样虔诚。

另一方面，种族犹太主义被认为是源于犹太人在遗传上有别于其他种族的信念。这个信念源自罗马天主教会长期宣扬的弑神罪教义。正如研究犹太人的天主教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施韦泽指出的，这种教义导致了是犹太人杀害了基督的流行信念，天主教直到最近才宣布放弃此观点。根据施韦泽的研究，这一教义认为杀害基督的犹太人是一个生来就缺乏人性的种族，必定从遗传上就低人一等，人们因此可以毫不愧疚地将他们从其他人种中除掉。15世纪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体现了这种种族反犹主义，它在19世纪70年代被一些奥地利和德国知识分子接受，其中包括奥地利泛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领袖格奥尔格·冯·舒纳勒和维也纳市长卡尔·吕格尔。虽然在1938年之前，种族反犹主义尚未在维也纳成为主导力量，它却在这一年3月之后成了官方公共政策。

一旦种族反犹主义取代了文化反犹主义，就再也没有犹太人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奥地利人了。就连改宗也不行。犹太人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驱逐或灭绝犹太人。

我哥哥和我于1939年4月离开维也纳，乘火车去了布鲁塞尔。尽管父亲保持乐观的态度、母亲镇定地让我不要担心，年仅9岁的我对于离开父母仍然备感痛苦。当我们到达德国和比利时边境时，火车停了一会儿，德国海关官员登上了火车。他们要求查看乘客携带的任何珠宝或其他值钱货。哥哥和我之前已经得到了一位同行年轻女子的提醒，因此我把一枚刻有我姓名缩写的小金戒藏进了口袋，这枚戒指是我7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纳粹官员登上火车时，我原本轻微的焦虑变得几乎难以承受，害怕他们会发现戒指。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默默发抖的我。

在布鲁塞尔，我们和明娜姨妈和苏尔姨夫待在一起。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因此成功买到了允许他们进入比利时并在布鲁塞尔定居的签证。他们将在哥哥和我离开几个月后到纽约与我们会合。接着哥哥和我乘火车到达安特卫普，在那里我们登上了荷美航运的“盖罗尔德施泰因号”，经过10天的航行抵达新泽西的霍博肯——直接经过了迎接我们的自由女神像。 mnAy1dKEUbjzYi8ELE7zyv2/WkGVSAAJJvCbKJRWThjdRWAn8DFYBgVJj4VDtqz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