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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痛苦在人的记忆里会比快乐要深刻，但在我回忆起读甘耀明《冬将军来的夏天》的片段时，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女主角经历的痛苦遭遇，而是祖母和女主角一起在树下埋葬松鼠的场景。在女主角的童年里，祖母温柔地给她上了一节关于死亡告别的课，这个场景让我觉得明亮而温暖。采访甘耀明的过程也是愉快而记忆深刻的，他的态度坦诚又明澈，直面你提出的所有问题，不讳言、不傲慢，谦逊中带着诚恳，诚恳中又有底气。我想，未来我也想做这样的作家，敢于直面自己的作品，敢于直面自己的不擅长，敢于坦荡地谈论自己的困惑和思考。
Q： 书名中“冬将军”这个意象在祖母讲述的故事里提到过，可否和我们说一下“冬将军''的故事和意象的意义，以及它与全书的关系？
A： 我接触到这个名词是因为日系钢笔墨水，设计者给冷铁色墨水冠以“冬将军”之名。我喜欢这个词，为此自创了传说，使用在小说中。故事描述在德苏战火中，莫斯科城的祖父为了救孙子而被德军活捉，他无能为力地站在大雪中，无意间使得德军撤退。他击败了德军，然而有没有救下他最爱的孙子，不得而知，我只是将故事暂停在最美的时刻。传说与我的小说情节有几分贴合，彼此牵引。我想这符合《冬将军来的夏天》这本书的寓意：能力受到考验，生命有其无奈。
Q： 您有没有意识到处于核心地位的冬将军的故事中，“冬将军”其实是一个男性这件事情？
A:我倒是没有意识到。可能我的理解是战争都是男人的游戏，所以赋予了其男性的身份。在人类历史上，战争的主角都是男性。
Q： 您决定用女性第一人称视角来进行创作，这对男作者而言通常是比较困难的。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A： 我想接受一次挑战，至于这次挑战是失败还是成功，先不去想。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要一辈子都保持战斗力的话，就要面对各种题材。有些题材可能没办法完全熟练地掌握，但对一个作家来讲，它是值得去挑战的。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Q： 在《冬将军来的夏天》一书中，祖母等几个年老女人的故事是本书着重描写的部分，您对老年人（特别是年老的女性）的生活状态是否有过特别的关注？
A： 《冬将军来的夏天》这本书最早想到的一个开头就是因为我觉得“孤独死"的男性比较多，女性面对“年老”这件事情比较有母系的个性，他们会有区别，男性更多的是孤独的一个人。所以我最早想要写的就是一群老年女性跟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性伤害”这个议题是我第二步想到的。为什么会用“比较女性”和一群老年女性这个议题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我看到了日本目前的状况。日本的状况很可能就是我们未来整个东亚社会高涑发展后所要面对的状况。
Q： 您对自己完成的女性视角下的这部作品满意吗？
A： 我觉得不满意。我想站在男性的视角去写她们的视角，没有办法完全关注到女性的社会地位。我不认为这是一条鸿沟，我们作为一个书写者，可以大胆地去跨越。对我来讲，即便是这样一个议题，把它扩张的话，意义在于理解我们之间的不一样，生活充满了挑战。不光是站在男性视角去写女性视角难，比方说我们去写一个乞丐，有时候这个也挺难写的。我在写这一部分的时候还是很恐惧的。
Q： 有作者曾说过在创作时要避免想当然地去代表女性发声，您在创作的时候对自己有类似的要求吗？
A： 我讲一个“入戏”的概念。比如说台湾有歌仔戏，由女性来演男性，相对的，我们男性也有一些方式详细地、全方位地去了解我们笔下的女性。但对我们来讲，有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我们再怎么想，也不会达到一个理想的体验境界，这是最难的。即便我们颠倒身份去写，我们也体验不到。我认为它原本就有一个束缚，在任何题材里这个束缚都会存在，但在这个事件议题里，这个束缚会被放大来解释。有时候我们去写一个乞丐，去写别的身份的时候，这种束缚还没有被这样看待。可是在写女性的时候，这个议题会被放得特别大，这也是我自己在书写的同时有一些精神恐惧的原因。
Q： 您提到过这本书的台湾编辑最开始是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的，具体有哪些？
A： 一个作家在作品完成后，是不太可能再去修改的，除非是做一个专业角度的修订。往往一本小说完成了就完成了，发送给编辑后，编辑也不太会给出意见，即使有意见他们也不太敢讲。我跟总编辑说，希望能从女性的角度去看女主角的生命故事，以及女主角受到伤害时，她的内心有什么想法。总编辑给了我关于这方面的意见，我尝试在其他地方让内容更丰富一点，比起原来的版本，修改后的版本在女性看来会有比较多的共鸣。还有对于女主角受到侵害后，在法庭上的内容必须由更加专业的人来看，最后请了律师来给出意见。
Q： 您最初写作时安排的就是祖母来治愈女主角的主线吗？
A： 对，我当时的安排就是这样的。一个少女受到了伤害，后来我用了性伤害，不管是受到什么伤害，它永远都是存在的。当你受到伤害、你的生命不被理解的时候，你会怎么治愈、怎样寻求帮助？我觉得值得玩味的是女主角和她祖母的互动，她在她的祖母身上找到了支援。这个支援就是在她痛苦或者漕受到司法的不公正对待后，她怎样去面对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我觉得要面对伤害并且是被认可的伤害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即使你在司法上得到了公平的结果，伤害也依旧存在。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你要怎样去治愈这种伤害。
Q： 您提到真正受到伤害的女性是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写这样的故事的？
A： 没有错，如果我受到了伤害，我不会写成这个样子。我写纪实不就好了？我干吗去虚构一个故事？因为真实会有更大的控诉的力量。但是在这本小说里，我的用意就是告诉你在伤害的背后你该怎样去治愈，我觉得这是走出阴霾最重要的一步。性伤害这个议题可以转换成经常漕受到的暴力和不公平的对待，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有可能发生。
Q： 您认为男作者对笔下的女性人物是否存在支配的权威？
A： 其实作者对任何角色都是用支配的方式去排析的，作者必定会做这样的工作。最开始写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都是我们最初的想法。但任何一个角色最后都会长成他该有的样子，这时的样貌其实跟我们原本所设定的那个角色就不太一样了。当我们写到后面时，角色会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比如说我在写女性的时候，就会去想女性看到这样一个议题，会不会有不舒服的地方。因为这一部分的不舒服，可能代表我们是在写一个失败的角色。但越到后面，这种束缚就会越小。我可能要去看看角色，她会不会有太多男性的思维在干扰，这其实是我常常要告诉自己的。
Q： 在《冬将军来的夏天》这本书中，男性都是以反面典型出现的，而女性会以更加明亮的形象出现。这种安排是您特意设定的吗？
A： 我觉得明亮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角度。事实上，在小说里有六位老年女性，她们其实都有一个不好的过去。这个过去促使她们最后选择了在一起，在同一条船上。但是，因为我写了过于明亮的部分，所以读者会比较容易看到明亮。可事实上，生命当中比较阴暗的部分也是我在着力的。
Q： 整本书明亮和阴暗的感觉有明显的交替，您有没有想过写一部全篇都很明亮的作品？
A： 那我大概写不出来，我觉得故作欢快会比较危险。但如果真的是一个很明亮的东西，如果我能接受它的温度，我也会去写。这样我们在读它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幽默且快乐。但我觉得在我的小说里，我最终要表达的书写的兴趣，其实是一个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