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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楸帆是第一位我采访了三次的人物。说起这一点，我和他都感到有缘和有点不可思议。第三次见面时，我们回忆了几次采访的时间。二O一五年、二O一七年、二O一九年，差不多是两年一次，有点像没有计划的纪录片的感觉，我的采访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串成他这几年的记录。“这样也挺有意思的。”陈楸帆再见面时对我感叹。而我，大概是很少有机会观察到六年来一个人物不同的成长状态。
陈楸帆最迷人的地方，是他对未来有种向上和确定的感觉。我在第一次采访他以后对朋友这样感叹。那时的他意气风发，身上有一种即使加班到深夜，也觉得自己一定会改变未来的踌躇满志。他的身上没有作家通常会有的迷茫感，纠结、怀疑、焦虑和社恐，这些在陈楸帆身上都不存在。这样一种另类的感觉让我觉得神奇又着迷。第二次采访时，陈楸帆身上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他开始对自己的写作有了作家都会有的那种焦虑，开始思考怎样才能让自己写得更好一些，更“文学”一些。那时我在心里感叹，这种焦虑大概是写作者所不能逃避的。只要面对写作，思考在自己的人生中写作是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这种焦虑就不可避免。
这次见面时，我知道了两年前陈楸帆的变化是从何而来。二O一七年，正是他考虑辞职创业的时候。从IT从业者到公司高层，再到辞职创业，他身上的精英感逐渐被作家的敏感所覆盖。在这次采访中，他第一次谈到自己的不安全感。相对于其他作家，陈楸帆的精英特点还是很明显的。但对于我来说，那种不确定性和初次采访时感受到的笃定形成了微妙的对比。“是因为我和你越来越熟，所以展示得越来越多，还是你自己确实有这样的变化？”我忍不住问他。
不管答案如何，六年时间，能有机会观察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的变化，这本身就是采访和相遇的迷人之处了。
Q：您的新书《人生算法》最近获得了二O一九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这和您之前得过的星云奖和银河奖之类的奖项相比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A：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大众的奖项，而且是面向整个文学品类的，评委也是来自不同的领域，所以这其实是等于跳出科幻圈的一个奖项。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肯定和认可。
Q：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王咏刚写您的写作是在努力打破现实与未来、科学逻辑与科学文本之间的固有屏障。您是在有意识地这样做吗？
A：对，因为我个人的经历跨了不同的领域。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然后在科技公司工作，所以我很明白两者之间其实经常存在误读和误解。很多时候写作者不理解AI是什么东西，所以会出现很多在业内人士看起来比较荒谬的一些说法，而科技圈同样会对文学有一些偏见。我想做的大概就是让不一同领域、不同视角的人能够寻求到共识吧。你可以说是寻求共识，也可以说是打破边界。大家努力用对方能够理解的语言去说话，这样可以把这种共识看成是求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Q：具体到书中，这种寻求共识是怎样形成的？
A：我在书里有很多对技术的描写，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写实的，包括很多的细节也都是有出处的。比如说出自一些做图像识别的院士级的人的授课，再比如说里面很多关于AI的说法，我会寻求比如说创新工厂CTO王咏刚这样的专业人士的确认。他如果觉得一些说法有问题，不太确切，那我就会修改。写书时有很多这样的工作要做，我在努力使这些技术性的描写更加准确。
Q：对于想写科幻，或是想从事这一行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吗？
A：不要全职写作，还是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然后不要期望能从写作上得到多么大的回报，就把它作为一个爱好去写。有才华总是不会被埋没的，我相信这一点。
Q：为什么会选择AI作为关注和切入点？
A：近几年AI肯定是一个热点，但在我看来，很多写A|的作品，要么就落入一种比较浪漫主义的幻想之中，就比如说人跟AI谈恋爱；要么就是一种过分悲观的想象，比如说AI会变成一种强于人类的人工智能，它可能会反过来奴役人类……但其实对在做科技的业界来说，这些都是离现在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路径比较远的一个想象。或者说，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象。所以其实我想写的就是从当下的研究出发，从当下AI的进展出发，我们去设想到底他们会在近未来发展成什么样，又会对人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就都是非常贴近现实，也是近未来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
Q：在序言里，王咏刚说：如果我们承认黑暗森林或之类的想象，那人工智能可能是我们对话的唯一的另外一个智彗体。您同意他的说法吗？
A：也对，或许也不对吧。我觉得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肯定是需要AI去做非常多的跟外星生命沟通的工作。因为人类自己没有办法去做到，就包括你说的《降临》里面一一我早上还在创新工厂跟他们做AI的这些工程师和学生交流。我说如果一个外星种族来到地球，那么他的语言是我们完全无迹可寻的，那这时候就只能靠AI来破译。它需要语言学家的引导，但最后一个巨大量级的计算需要AI来完成。但一方面AI也是人类的AI，就是它身上是带有人类的这种印记，是人类设计出来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人类跟外星人的一个对话。
Q：关于一万个小时定律，您觉得是真的吗？
A：我觉得因人而异，肯定有些人花一万个小时也做不成啥，而有些人可能不需要花一万个小时。关键是他有方法，有一个方向感去校正自己的方向，有目的地去做练习。不是说下死工夫，弄一万个小时，我觉得那是比较笨的办法。好的办法就是你每次都需要回顾一下，我到底哪里进步了，还有哪里做得不够好，有目的地去提升自己。
Q：您到现在觉得自己是有才华的吗？或者说对自已的才华有信心吗？
A：我觉得有，但是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就是被我的一些其他的东西给束缚住了，算是心理的问题吧。就比如你说的安全感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其实在我的作品里，很少会写到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但其实如果要写的话，也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写的，但我就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就不会写出来。
Q：因为《流浪地球》的成功，科幻作品成为影视化的热门IP。您对影视化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A：我觉得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你想象一下，如果《流浪地球》没有郭帆，那肯定就不是现在的《流浪地球》，肯定也不会获得现在这么大的成功。所以其实影视行业，导演、编剧、制片人，都是非常核心的。你很难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IP，要去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合适，很多时候你都需要碰运气。包括现在有一些大IP投了很多钱，找了大明星，还请了知名的导演，最后出来的结果却非常不尽人意。这就证明了这个行业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种简单的计算题。很多事需要一个机缘，一个作品有它自己的命运，能不能找到适合的改编者和适合的导演，其实都是需要时机的。你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说美国也有很多片子，改编出来可能就要经历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中间会经历无数波折，最后可能也拍不出来。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没有必要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去强求一些事情，这样其实是事倍功半，而且出来的结果也未必是好的。你就心存一个良好的愿望，然后等待事情发生就好了。如果不发生，那就证明时机还不成熟。
Q：所以您在内心并不觉得要遵守《三体》中所说的黑暗森林的守则？
A：对，我觉得不一定。
Q：在现在作品影视化红利这么大的情况下，您在写作上会有意识地让它更容易影视化，或者说以影视化的思维进行写作吗？
A：我现在觉得我是反过来的，我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写的东西都是反影视化其道而行之的，就是觉得特别难影视化。包括影视公司也会这么说，我写的东西有时候文学性太强了。而文学性强的东西，一般都是很难影视化的。
Q：最后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最近看的三本书吗？
A：第一本是《巴拉巴西成功定律》，巴拉巴西是一个网络科学家，他用数据分析的方式去研究不同领域的人成功背后的影响因素，挺有意思和启发的。还有李开复的《AI·未来》，这也是因为工作需要，都已经看过了。最近还有一本在看，就是特德姜的《呼吸》，就是那个集子，他的作品都非常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