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

所有尝试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说中文是一种非常难的语言。但是中文真的很难吗？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无论如何，让我们先理解一下中国语言的含义。每一个人都知道，在中国有两种语言——我指的不是方言——那就是口语和书面语。好，顺便问一句，有人知道中国人坚持把口语与书面语截然分开的原因吗？在此，我会给你们我的解释。在中国，就像在欧洲曾经出现过的这种状况一样，拉丁文是学术或者书面用语，人们也相应的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等级，即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通俗的口语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语言，而书面语是那些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语言。这样，半受教育的人在这个国家是不存在的。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坚持使用两种语言的原因。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在一个国家存在半受教育的人民的结果。看看今日的欧洲和美国。在欧洲和美国，自从拉丁文被废止，口语与书面语的明显不同消失，就兴起了一个半受教育的人民的社会等级，他们被允许和那些真正受过教育、谈论着文明、自由、中立、军国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人一样，使用同样的语言，尽管他们连对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最起码的理解都没有。人们说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对文明的威胁。但是对我而言，似乎那些半受教育的人，当今世上那些半受教育的乌合之众，才是对文明真正的威胁。但这是题外话了。

现在，回到正题上：中文是一种非常难的语言吗？我的回答是：既是，又不是。让我们首先拿口语为例。我认为中文的口头语言不仅不难，而且和我熟悉的半打语言相比，是世界上最容易的语言——除了马来语之外。口头的中文容易学是因为它是一种极其简单的语言。这种语言没有主格，宾格什么的，没有时态，没有规则和不规则动词；实际上，它没有语法，或者说什么规则也没有。但是人们对我说，中文的难学恰恰是因为它简单，恰恰是因为它没有规则和语法。可是，这种说法不对。马来语和中文一样，也是一种没有语法和规则的简单语言，然而学习它的欧洲人没有发觉它难。因此，在本质上，至少就中文通俗的口语来说，中文是不难的。但是，对于来到中国的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尤其是半受教育的欧洲人来说，他们恰恰觉得通俗的或口头的中文是一种非常困难的语言，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口头的或通俗的中文，就像我说的，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事实上，是一种孩童的语言。那么，作为对此的一个明证，我们都知道，欧洲的孩童们是多么轻易地学会了通俗的或者说口语的中文，而与此同时，那些有学问的语言学家和汉学家们却坚持说中文是如此难学。我再说一遍，中文，口头的中文，是一种孩童的语言。因此，对我的那些尝试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们，我的第一个建议是：“必须使你自己像一个小孩，那时你不仅能进入天国，而且也能够学会中文。”

现在，我们来到书面语上，也就是书面的中文上。但是这里，在我更进一步论述之前，我要说，中文的书面语也有不同的种类。传教士们将它们分为两类，称为易文理和难文理。不过，我认为，那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分类。我认为，恰当的分类应该是：简明的平民书面汉语；统一通用的书面汉语；华美优雅的书面汉语三类。如果你喜欢用拉丁文，可以称为：普通或商务汉语；低级古典汉语；高级古典汉语。

现在，许多外国人都称他们自己为汉学家，或者被别人称做汉语学者。十三年前，我在《字林报》（N.C. Daily News）上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学问的文章——啊，我那些在老上海的岁月，时间飞逝，人们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写道：“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在他们出版了一些省方言的对话或收集了一百条中文谚语之后，就可以立即得到汉语学者的称号。”“当然，”我说，“光是一个名称也没有什么损害，根据条约的治外法权条款，在中国，一个英国人如果高兴的话，可以称他自己为孔子而不受惩罚。”其实，我在这里想说的是：那些称他们自己为汉语学者的外国人中，有多少人对于中国文学的那个组成部分中，即我所谓的高级古典汉语、那种华美优雅的汉语文学中，蕴藏着的文明瑰宝有概念呢？我认为这是一种文明瑰宝，因为我相信，正如马修·阿诺德对荷马诗歌的评价一样，这种中国文学中的高级古典汉语具有某种能够“使原始自然的人发生变化，变得文雅高尚起来”的功能。事实上，我相信中国文学中的这种高级古典汉语总有一天能够改变那些现在正在欧洲战斗的原始自然的人——他们被当做爱国者，但又具有野生动物的战斗本能——汉语可以将他们改变为和平、温顺和文明的人。当前文明的目标，正如罗斯金所言，是使人类转变为抛弃野蛮、暴力、残忍和争斗的文明人。

那么，言归正传。中文的书面语是一种很难的语言吗？我的答案还是：既对又不对。我认为，中文的书面语——即使是我说的华美的宫廷语言——即高级古典汉语也并不难，因为，与口语的或通俗的中文一样，它是极其简单的。请允许我随便举一首普通的作品，向你展示中文的书面语，包括华美的宫廷语言，都是极其简单的。我所举的例子是唐朝诗人的一首四行诗，描述了为保护文明免遭北方半文明状态的野蛮而凶猛的匈奴的侵犯，中国人不得不作出了怎样的牺牲。这首诗的原文如下：

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逐字翻译为英文，那就是：

Swear sweep the Huns not care self，

Five thousand embroidery sable perish desert dust；

Alas! Wuting riverside bones，

Still are spring chambers dream inside men！

这首诗意译一点的英文版本，可以像这样：

They vowed to sweep the heathen hordes

From off their native soil or die.

Five thousand tasseled knights, sable?clad，

All dead now on the desert lie.

Alas！the white bones that bleach cold

Far off along the Wuting stream，

Still come and go as living men

Home somewhere in the loved one?s dream.

现在，如果你把它和我的可怜笨拙的英语版本做比较，你会看到中文原诗的版本在用词和风格上是多么明白，概念是多么简单。尽管在用词、风格和概念上，这首诗是那么的明白和简单，然而它的思想却是多么的深沉，它的感情是多么的真挚！

这种中国文学可以将深沉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融汇在极其简单的语言中。如果你想对此有一个概念，你必须去读希伯来人的《圣经》。希伯来人的《圣经》是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最深奥的书之一，然而语言是多么的朴素而简单。以这一段为例：“这个忠实的城市如何变成了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那些身居最高位的男人们都是不忠的叛徒和盗贼的同伙；每个人都爱馈赠，并追求报酬；他们既不判决来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案件，同时也不审理呈于他们面前的寡妇的案子。”（Is. I 21—23）或者出自同一先知之口的另外一段话：“我愿让孩童去做他们的高官，婴儿将统治他们，而人们将受到压迫。小孩会骄傲地约束他自己的行为以对抗老人，而卑鄙的人也会自我约束以对抗尊贵的人。”这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啊！对于国家或民族来说这个图景是多么可怕的状态。在此之前你看过这样的图景吗？事实上，如果你想拥有一种改变人类、使人类开化的文学，你必须进入希伯来人或希腊人或者是到中国人的文学作品中去。但是现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已经是废弃了的语言，而中文仍是一种活的语言，是如今四万万人仍然使用的语言。

那么现在，概括一下关于中国的语言我想说的意思。口语与书面汉语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非常难的语言。它之所以难学，不是因为它复杂。许多欧洲语言，像拉丁文和法语，都是难学的，这是因为它们复杂，而且有许多规则。中文难学不是因为它复杂，而是因为它深奥。中文难学，是由于它是一种用简单的语句来表达深刻感情的语言。这就是中国的语言难学的秘密。事实上，如我在别处说过的，中文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汉语写成的散文，即使是一封简单的信读起来都像一首诗。要理解书面汉语，特别是我所谓的华美优雅的古典汉语，你必须让你的全部天性，让你的心灵和头脑、精神和智力得到同等发展。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受过现代欧洲教育的人们来说，中文是特别难学的，因为现代的欧洲教育，主要只发展人的天性的一部分——智力。换句话说，中文对于受过现代欧洲教育的人来说难学，是因为中文是一门深奥的语言，而现代欧洲教育，更多的是针对数量而非质量，容易使人变得浅薄。最后一点，对那些半受教育的人而言，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即使是口头语言，也是困难的。提起半受教育的人，或许可以套用一句曾经用来形容富人的话，要想让他们理解高级古典汉语，比让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书面汉语成了一种只供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们使用的语言。简而言之，书面汉语、古汉语难学，因为它是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而真正的教育本身就是一桩困难的事情。不过，正如希腊谚语所说：“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难的。”

然而，在我下结论之前，让我在这儿再举一个书面汉语的范例，来阐明我所指的朴素而深沉的感情，即使是在低级的古典汉语里，即用统一通用的汉语所写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发现。这是一个现代诗人写于除夕之夜的一首四行诗。原文如下：

示内

莫道家贫卒岁难，

北风会过几番寒。

明年桃柳堂前树，

还汝春光满眼看。

这首诗逐字翻译成英文，就是——

Don?t say home poor pass year hard，

North wind has blown many times cold;

Next year peach willow hall front trees，

Pay?back you spring light full eyes see.

更意译地翻译，可以像这样：

TO MY WIFE

Fret not，—though poor we yet can pass the year，

Let the north wind blow ne?er so chill and drear；

Next year when peach and willow are in bloom，

You?ll yet see spring and sunlight in our home.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更久远也更长的范例。它是中国的华兹华斯——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诗我先给出我的英文翻译。内容是：

MEETING WITH AN OLD FRIEND

In life，friends seldom are brought near；

Like stars，each one shines in its sphere.

Tonight，—oh！what a happy night！

We sit beneath the same lamplight.

Our youth and strength last but a day.

You and I—ah！our hairs are grey.

Friends！Half are in a better land，

With tears we grasp each other?s hand.

Twenty more years，—short，after all，

I once again ascend your hall.

When we met，you had not a wife；

Now you have children，—such is life！

Beaming，they greet their father?s chum；

They ask me from where I have come.

Before our say，we each have said，

The table is already laid.

Fresh salads from the garden near，

Rice mixed with millet，—frugal cheer.

When shall we meet？ ?tis hard to know，

And so let the wine freely flow.

This wine，I know，will do no harm.

My old friend?s welcome is so warm.

Tomorrow I go，—to be whirled,

Again into the wide，wide world.

以上我翻译的版本，我承认，几乎是打油诗，它仅仅给出了中文原诗的大意。但是，这首诗的原文却并非打油诗，而是真正的诗歌，接近于白话的简洁，却带着一种优雅、高贵及哀婉，而这种高贵是我无法再现的，而且也许是不可能用英语这样简单的语言来再现的。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君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一个伟大的汉学家

当你试图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时，不要忘记做一个理性的君子。

当你试图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时，不要成为一个傻瓜。

——《论语》第六篇

我最近阅读了翟理斯博士的《中国纪事》，而且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想起另一位英国领事霍普金斯先生的一句话：“当在中国的外国居民把一个人作为汉学家来谈论的时候，通常他们是把他看作傻瓜。”

翟理斯博士有一个伟大的汉学家的名声。考虑到他写的著作的数量，他也不算浪得虚名。但是，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对翟理斯博士著作的质量和真正价值试着进行正确的评估了。

一方面，翟理斯博士具有超过古今其他所有汉学家的优势，他拥有文学天赋，他能写出优美的合乎语言习惯的英文。但是另一方面，翟理斯博士完全缺少哲学洞察力，而且有时候甚至连普通的判断力都没有。他能够翻译中文的句子，但是他不能理解和解释中国的思想。在这一点上，翟理斯博士具有和中国文人相同的特征。孔子说：“当人们的教育或者书本知识打败了他们的天生品质时，他们就成了文人。”

对中国的文人来说，书籍和文学作品只不过是写书的材料，他们因此得以一本接一本地著书立说。他们生活、行动、存在于书的世界中，与真实的人类生活的世界没有什么关系。文人不知道书籍和文学作品只不过是达到另一目的的方法。而在真正的学者看来，对书籍和文学作品的研究只是他们解释、批评和认识人类生活的手段。

马修·阿诺德说过：“或者通过理解所有的文学作品——这是人类精神的完整历史——或者把单一的一国的伟大的文学著作当做一个有关联的整体来理解，文学的力量才能被感知。”但是翟理斯博士所有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话能透露出翟理斯博士曾经考虑或试图把中国的文学当作一个有关联的整体来考虑的迹象。

正是由于翟理斯博士身上缺乏哲学的洞察力，在他的书中材料的安排方面，他才显得如此无助。以他的大字典为例。它根本不是一本字典。它仅仅是翟理斯博士翻译的一本汉语词汇和句子的汇集，其中没有任何选择、排列、顺序或者条理的努力。作为一本供学者使用的字典，翟理斯博士的这本字典的价值绝对赶不上卫三畏博士所编的旧字典。

必须承认，翟理斯博士的那本传记词典，是一本工作量巨大的著作。但是在这里，又一次显示出翟理斯博士完全缺乏最普通的判断力。在这样的一部著作中，人们期望能找到的只是对真正著名的人物的短评。

这里有一群为国家战斗而流血的人，

还有一些人在世时为圣洁的祭司，

有的是虔诚的诗人，曾吟唱出不逊于福波斯的诗句，

有的则是具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家，

让人民的生活多姿多彩，

还有一些人也留下了让人怀念的业绩。

但是，我们发现，在这部字典中，古代的圣贤和英雄，与神话中的虚构人物并列，陈季同将军、辜鸿铭先生、张之洞总督和刘布船长并列，而最后一个人仅仅成名于以无数的香槟酒来招待他的外国朋友。

最后，翟理斯博士最近出版的书《纪事》，我担心，它不会提高翟理斯博士作为一位有判断力和辨别力的学者的名声。其中所选的绝大部分主题，都没有现世的、实际的或者人性的价值。实际上，似乎翟理斯博士不厌其烦地写出这些书，并不是为了告诉世界关于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学的任何东西，而是为了展示翟理斯博士是一个多么有学问的汉学家，以及他如何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了解和理解中国。此外，翟理斯博士，在这里与别处一样，表现出一种苛刻而好斗的教条主义，既缺乏哲理，又不符合一个学者的标准，令人不快。正是像翟理斯博士这样的汉学家的这些特征，恰如霍普金斯先生所言，致使在真正的远东外国居民中，汉学家和汉语学者成为笑柄，为人嘲笑，留下了特别的名声。

在此，我将从翟理斯博士最近出版的书中选择两篇文章，并且试图说明，如果迄今外国学者关于中国的学问和中国的文学这一主题的著作都没有人性的或者实际的意义，那么这种错误并非中国的学问和中国的文学本身的问题。

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何为孝》。这篇文章的观点主要集中于两个中国汉字的意思。孔子的一个弟子问他：“何为孝？”孔子说：“色难。”

翟理斯博士说：“两千多年过去了，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这两个汉字意味着什么呢？”在引用和排除了本国和外国同一领域的学者们的所有解释和翻译之后，翟理斯博士理所当然地发现了它的真正含义。为了展示翟理斯博士那苛刻而没有学者风度的教条风格，我将在此引用他宣布他的发现的原话。翟理斯博士说：

在上述议论之后，要宣布它的内涵像印花税票一样外露，也许有些专横，但是，所有你必须所做的事，就像这首诗所说的，应该是：

弯下腰，它就在那里，

探寻它，不要左顾右盼。

当子夏问孔子“何为孝”时，后者简单地答道：“色难。”“色”就是详细说明它，“难”就是很困难。这是一个最容易理解而且最恰当的回答。

在此，我不愿讨论精妙的中文语法，以此来说明翟理斯博士的错误。在此，我只想说，如果翟理斯博士的假设是正确的，即把汉字“色”当成动词，那么在正确的合乎文法的中文里，这句话是不会说成“色难”的，而是用“色之维难”来形容它。如果汉字“色”在这儿被用做动词，那么这里的非人称代词“之”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但是，除了不符合准确的语法之外，翟理斯博士所给出的对孔子回答的翻译，当把它放到整个上下文中来看时，根本就是既无要点，也没有意义。

子夏问：“何为孝？”孔子答曰：“难点是做法。仅仅是当有事需要做的时候年轻人去做，当有酒食之时家中的长辈可以先享用，你真的认为那就是孝吗？”现在，上文所有的观点就在于此，重要的不是你应该对你父母履行什么责任，而在于你如何——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态度去履行那些义务。

我想在此说明，孔子的道德教义的伟大与真正功效，恰恰在于翟理斯博士未能看到的这个要点，即在道德义务的履行上，孔子强调的重点不是做什么，而是如何去做。因为在这里，展现的是所谓的道德和宗教之间的区别，是道德行为准则与伟大的真正的宗教导师有生命力的教义之间的区别。道德的导师只是告诉你，什么样的行为是有道德的，而什么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真正的宗教导师不只告诉你这些。真正的宗教导师，不仅谆谆劝导人们外在的行为做法，而且强调方式的重要性，即行为的内在性质。真正的宗教导师教导说，我们行为的道德与不道德，并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去做。

这就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基督在他的教义中使用的方法。当一个可怜的寡妇给了一点点钱时，基督提醒他的门徒注意，不是她给了什么，而是她以什么方式给。道德家们说：“你不许犯通奸之事。”但是基督说：“我对你说，无论谁，当他贪婪地看着一个女人时，他就已经犯了通奸罪。”

同样地，孔子时代的道德家们说，孩子们必须为他们的父母砍柴挑水，把家里最好的食物和酒让给父母——那就是孝。但是孔子却说：“不，那不是孝。”真正的孝并不在于纯粹地表面上服侍父母。真正的孝在于我们如何，以什么方式、以什么精神去履行这些责任。孔子说，难点是做事的方式。我最后想说的是，正是通过他教义中的这种方法的功效，审视道德行为的内在性质，孔子才成为一个伟大的真正的宗教导师，而不是像一些基督传教士所说的，仅仅是一个道德家或哲学家。

为了进一步阐释孔子的方法，我将以中国现在的改革运动为例。那些号称改革论者的满清官吏，受到了外国报纸的热烈欢迎，他们正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甚至想去欧洲和美国，试图找到适合中国的改革方案。但不幸的是，拯救中国不是依赖于这些改革派官吏的改革内容，而是依赖于这些改革措施得以实现的方式。不过很遗憾，这些改革派官员跑到欧洲和美国去研究宪法，而不是待在家里好好研究孔子。因为在中国，这些官吏只有抓住了孔子教义的核心和他的方法，并在这次改革运动中专心于做的方式而不是做的内容，才能使混乱、不幸与苦楚从目前的改革运动中消失。

我将简要研究翟理斯博士《中国纪事》中的另一篇论文，题目是《四个阶层》。

日本人末松男爵在一次会见时说，日本人把他们的人民分为四个阶层：士兵、农民、工匠和商人。对此，翟理斯博士说：“将‘士’翻译成‘士兵’，这是不对的；那是后来的意思。”翟理斯博士进一步说：“‘士’这个词最早使用的含义是指文官。”

不过，事实恰恰相反。“士”这个词最早的用法，是指古代中国的君子，就像现在欧洲那些佩剑的贵族阶级一样。因此，军队里的官兵才被称为士卒。

古代中国的文官阶层，都被称为“史”——clericus。当中国的封建制度被废除时（公元前2世纪），打仗不再是君子的唯一职业，文官阶层的崛起日益重要，他们成为立法者，形成了长袍贵族阶层，以区别于佩剑贵族，即“士”。

武昌总督张之洞先生有一次问我，说外国领事是文职官员，为什么穿礼服的时候要佩剑。我回答说：因为他们是“士”，他们不是中国古代那种文官学者，而是一名君子，他肩负武器并在军队中服役。总督先生表示赞同，并于次日下令武昌的学堂，让所有学生都换穿军用制服。

因此，翟理斯博士提出的汉字“士”到底是指文官还是指军人的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将来中国是独立自主、还是受外国支配的问题，都依赖于中国究竟是否会拥有能干的军队，而且这个问题又依赖于中国那些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究竟是否会恢复“士”字的真正的古代的含意和概念，即不做文官学者，而是肩负武器、有能力保卫他的国家不受侵略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