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

马修·阿诺德，在谈到英国国会下议院为了支持一个男人和他亡妻的姐妹结婚的议案，引用了《圣经》里的论点时，说：“当人们真正考虑这件麻烦事时，谁会相信，在女性的天性、女性理想以及我们和她们的关系出了问题时，印欧种族灵敏而聪慧的天才们，这个创造了缪斯女神、骑士精神、圣母玛利亚的种族，却发现这个问题的定论在闪族人的制度中，而这个种族最贤明的国王拥有七百个妻子和三百名妾？”

在此，从上述冗长的引文里，我有目的地找到了我需要的一个词，就是“女性理想”。那么，中国女性的理想是什么？中国人对女性天性的理想以及她们与那种理想的关系是什么？不过在更进一步的探讨之前，尽管我满怀着对马修·阿诺德的尊重，尊敬他的印欧种族，在此我还是要说，闪族的女性理想，古代的希伯来人的女性理想，并不像马修·阿诺德从他们最贤明的国王妻妾成群这一事实推断的这么恐怖。因为我们可以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找到古代的希伯来人的女性理想：

谁能找到一个贞洁的女人？

因为她的价值远胜红宝石。

她的丈夫真心实意地信任她。

天还没亮她就起床了，

给家人准备食物，

给未婚的少女们准备嫁妆。

她把手放在纺锤上，

手指握着拉线棒。

她不会为了家人而担忧下雪，

因为她的所有家人都穿着漂亮暖和的衣服。

她轻启朱唇，吐露智慧，

在她的舌尖流淌着仁慈的法则。

她周全地照顾家人的习惯，不游手好闲。

她的孩子们成长起来并送给她祝福，

她的丈夫也祝福并赞美她。

我认为，这并不那么恐怖，毕竟不是一个糟糕的理想——闪族人的女性理想。当然它不像圣母玛利亚和缪斯女神这种印欧种族的女性理想那么虚无缥缈。无论如何，我认为，必须承认的是：圣母玛利亚和缪斯非常适合当作图画挂在人们的房间里，但是如果你把扫帚放到缪斯的手里，或者打发你的玛利亚进厨房，你一定会让你的房间凌乱不堪，而这个早上你很可能根本不会有早餐吃。孔子说：“理想不会远离人类生活的现状。当人们把某种远离了人类生活现状的东西当作了理想，那就不是真正的理想。”但是，如果希伯来人的女性理想无法和圣母玛利亚或者缪斯女神相比，我认为，它可以和现代欧洲的女性理想，即今日欧美的印欧种族的女性理想相比。我说的不包括英格兰的妇女参政权论者。不过，把古代的希伯来人的女性理想和现代的女性理想作比较，像人们可以从现代小说——例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身上发现的一样。顺便提一下，可能令人感兴趣想了解的是，在所有被翻译成中文的欧洲文学作品中，小仲马的这部小说，把身陷泥潭的圣母玛利亚作为最高的女性理想，在当前新式的现代中国是最畅销和成功的作品。这本中文译名为《茶花女》的法国小说，甚至已被改编成戏剧，在中国所有的现代戏院演出。现在，如果你将闪族人的古代女性理想同当今欧洲的印欧种族的女性理想相比，将那个不会为了家人而担心下雪、因为她已经让所有的家人都穿上了漂亮暖和的衣服的女人，同那个没有家人、因而不用为家人准备御寒的衣服、但她自己却衣着美丽、其生命最终定格在她胸前的一朵茶花的茶花女相比，那你就会理解什么是真实的文明，什么是虚伪的、华而不实的文明。

不仅如此，即使你把古代希伯来人的女性理想，那个手不离纺锤、手指不离拉线棒，周全地照顾家人的习惯、从不游手好闲的女人，同现代新式的中国妇女，那些手不离钢琴、手指不离大捧的花束，那穿着黄色紧身衣、头上戴满了俗丽的黄金饰品，在儒家协会的大厅里，在各色人等面前露脸唱歌的女人相比，如果你比较了这两种女性理想，那你就会知道，现代中国是多么迅速而遥远地离开了真正的文明。因为在一个民族中，女人是文明之花，是那个民族的文明状态之花。

不过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上：中国的女性理想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中国的女性理想与古代希伯来人的女性理想本质上相同，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一点我稍后会讲到。中国女性理想与古代希伯来人的理想的相同之处在于，它既不是仅仅作为图画挂在人们屋子里的理想，也不是一个男人倾其一生去抚爱和崇拜的理想。中国的女性理想就是一个手拿打扫卫生的扫帚并用它来清扫房屋的理想。事实上，汉字“婦”，就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女”意谓一个女人，而“帚”意谓一把扫帚。在正统的汉语里，即我所说的正式的统一的汉语中，一个妇女被称做一个特定房间的管理人——厨房的女主人（主中馈）。确实，这种真正的女性理想——拥有一个真正而非华而不实的文明的所有人，就像古代希伯来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心中的女性理想，本质上都与中国人的女性理想相同：真正的女性理想总是家庭主妇，管家务的女人。

不过现在，让我们讲得更详细些。中国人的女性理想，自从远古时代传下来，就一直被概括为“三从”和“四德”。那么，什么是“四德”呢？它们是：首先是“妇德”；其次为“妇言”；第三为“妇容”；最后为“妇工”。“妇德”并非指特别有才能和智慧，而是要谦逊、乐观、贞节、不屈不挠、严谨、清白，具有无可指责的操行和完美的礼仪。“妇言”不是要求妇女有雄辩的口才或伶牙俐齿，而是说话时字斟句酌，不使用粗鄙、激烈的语言，知道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住嘴。“妇容”不要求容颜的美丽或漂亮，而是指个人的外表清洁、穿衣打扮无可指责。最后，“妇工”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和能力，只要求她们勤勉地专注于纺织不把时间浪费于嬉笑之中，并且在厨房里准备干净卫生的食物，尤其是在家里来了客人时。这些就是对妇女操行的四条基本要求，记载于汉朝伟大的史学家班固之妹曹大家所写的《女诫》中。

那么，什么又是中国女性理想中“三从”的含义呢？它们真正的意思是三种自我牺牲或“为三种人而生活”。这就是说，当一个女人未婚时，她要为她的父亲而生活（在家从父）；婚后，她要为她的丈夫而生活（出嫁从夫）；而作为一个寡妇，她要为她的孩子们而生活（夫死从子）。事实上，在中国，一个女子的主要目标，不是为她自己而生活，或者为社会而生活；不是去当改革家或者妇女天足协会的会长；更不是像一个圣徒那样生活，或者是做那些对世界有益的事。在中国，一个女子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做好女儿、好妻子和好母亲。

我的一个外国女性朋友有一次写信问我，我们中国人是否真的像伊斯兰教徒一样，相信妇女没有灵魂。我回信告诉她说，我们中国人并非秉持妇女没有灵魂的观点，而是我们认为，一个妇女，一个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现在，谈起中国妇女的这种“没有自我”，让我不禁要在一个非常艰难的题目上说上几句。这不仅是一个艰难的话题，而且，我担心，对于那些受过现代欧洲教育的人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理解的话题，即中国的纳妾。这个纳妾的话题，我担心它不仅是一个艰难的题目，而且是一个如果公开讨论会很危险的题目。但是，就像这首英国诗歌所说：

这样，傻瓜们冲进了天使都害怕踏入的地方。

在此，我会尽最大努力去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纳妾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不道德的风俗。

关于这个纳妾题目，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使纳妾这件事在中国不仅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不过，在做更进一步的论述之前，让我在此告诉你们，在中国，纳妾并不意味着娶许多妻子。中国的法律只允许一个男人有一个妻子，但他愿意纳多少侍女或妾就可以纳多少。在日本，一个侍女或妾被称作手的架子和眼睛的架子；这就是说，在你疲倦的时候，你的手和眼睛有可以休息的地方。那么，在中国，我说过，女性的理想不是让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抚爱和崇拜她。中国女性的理想是，作为一个妻子，要绝对地、无私地为丈夫而生活。因此，当丈夫病了或因过度操劳而身心疲惫，需要一个侍女，一个手架和眼睛架，使他能够康复，使他去适应生活和工作时，中国的妻子便以无私的胸怀给予他，就好像在欧美，当丈夫病了或有需要的时候，一个好妻子递给他一把扶手椅子或一杯山羊奶一样。事实上，在中国，正是妻子的那种无私、她的责任感、那种自我牺牲的责任，允许中国的男人们拥有侍女或妾。

但是，人们会对我说：“为什么只要求妇女无私和牺牲呢？男人们怎样？”对此，我的回答是，一个男人，那个辛苦工作支撑家庭的丈夫，尤其是，他如果是一个士大夫，他就必须不仅对他的家庭尽责，还必须对他的国王和国家尽责，而且，在此过程中，他有时甚至要献出生命。他不是也在作牺牲吗？康熙皇帝临终前在病榻上发布遗诏，他说到：“我直到此时才知道，在中国做一个皇帝，是一个多么大的牺牲啊。”可是，让我在此顺便说一下，濮兰德和白克豪斯先生在他们最近的书中，将这个康熙皇帝描绘成一个高大、无用、令人讨厌的杨百翰

然而人们可能又会问我：“那么爱呢？一个真正爱着他的妻子的男人，能忍心去爱家中在她身旁的其他女人吗？”对此，我的回答是：是的——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一个丈夫真正爱他的妻子，并不意味着他应该终其一生拜倒在她的脚下并爱抚她。一个男人是否真正地爱他的妻子，取决于他是否渴望并试图让每一件事都合情合理，不仅仅保护她，而且不伤害她，不伤害她的感情。那么，要带一个陌生女人到家，必然会伤害妻子，伤害她的感情。但是在这里，我认为，正是这种我所谓的“忘我教”保护妻子免于受到伤害，正是中国妇女这种绝对的无私，使她有可能在看到她的丈夫带别的女人进家门的时候，不感到伤害。换句话说，在中国，正是妻子的那种无私，使她能允许丈夫纳妾，而不伤害到自己。在此，让我指出一点，因为在中国，一个君子，一个真正的君子，没有经过妻子的同意是决不会纳妾的，而一个真正的贤妇或淑女，只要她的丈夫有纳妾的正当理由，是决不会拒绝的。我知道许多事例，因为没有孩子，已过中年的丈夫想纳妾，但是因为妻子拒不同意而作罢。我甚至还知道这样一个事例：有个丈夫，他的妻子有病，身体很差，因为他不想从他的妻子那里要求这种无私的牺牲，所以当他的妻子催促他纳妾时，他拒绝了，而他的妻子没让他知道，未经他允许，不仅为他买了一个妾，并且实际上强迫他纳妾进家。事实上，在中国，保护妻子，使其免遭妾的辱骂，便是丈夫对妻子的爱。所以，与其说在中国丈夫因纳妾而无法真正地爱他的妻子，不如说正是因为在中国丈夫如此真心地爱他的妻子，他才有纳妾的特权和自由，而不必担心滥用这种特权和自由。尽管这种自由、这种特权，当国家中的男人的荣誉感很消沉时，就像目前在这个无政府主义的中国，常常被滥用，但我依然认为，在中国，在丈夫被允许纳妾的家庭，对妻子的保护是她丈夫对她的爱，是她丈夫的爱，而且，我必须在此补充一下，是他的智慧，真正中国君子的完美修养。我想知道在一千个普通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中，是否有一个人能在同一个家里拥有超过一个的女人，而不把家变成战场或地狱的。简而言之，正是这种智慧，真正的中国君子的完美修养，使丈夫在得到和拥有一个侍女，一个手架、一个眼睛架，和妻子同处一个屋檐下时，他的妻子有可能不感到受伤害。而概括起来，正是那种“忘我教”，即贤妇或淑女的绝对无私和丈夫对他妻子的爱以及他的智慧——一位真正的中国君子完美的修养，就像我说过的，使纳妾在中国不仅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孔子说：“君子之道，始于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

现在，有些人可能仍然怀疑在中国丈夫们是否能够以他们的真爱，深深地爱着他们的妻子，为了使他们信服，我能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作品中提出充分的证据。为此，我非常想在这里引用和翻译一首唐代诗人元稹为悼念亡妻而作的挽歌，但可惜的是，这首诗太长了，不适合引用在这篇已经显得太长的文章里。那些熟悉中国人的人，不管用何种方法,他们若希望了解那种爱情有多深——那种爱情是真正的爱，而不是性的激情，虽然后者在现在的时代中常常被误解为爱——在中国，一个丈夫对他妻子的爱有多么深，他应该去读一读这首在任何一本普通的唐诗集中都能找到的挽歌，挽歌的标题是《遣悲怀》。但是因为我不能为了说明我的意图而引用这首挽歌，我会在此用一个现代诗人写的一首四行短诗来替代它，他曾经做过已故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他携妻子同行，作为总督的随员到达武昌，在那里呆了许多年以后，他的妻子去世了。随后，他也不得不立即离开武昌。在离开武昌时，他写下了那首诗。诗的原文是：

此恨人人有，

百年能有几。

痛哉长江水，

同渡不同归。

这首诗用英语来说，意思差不多是这样的：

This grief is common to everyone，

One hundred years how many can attain？

But‘tis heart breaking，o waters of the Yangtze，

Together we came，but together we return not.

诗中的感情是如此深挚，即使同丁尼生的诗相比，如果不是更加出色，至少也毫不逊色；而且所用字数更少，语言更简洁。丁尼生的诗是这样的：

撞啊，撞啊，撞啊，

撞在冰冷灰色的岩石上，哦，大海！

……

哦，虽然你手的抚摸已消失不见，

然而，你的声音却依然在耳边回荡！

但是现在，在中国，妻子对她丈夫的爱又是怎样的呢？我认为不需要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确实，在中国，按规矩，新娘和新郎直到结婚那一天才能互相见面，然而，新娘和新郎之间仍然有爱，从唐代的一首四行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上面这首诗的英文意思差不多是这样的：

In the bridal chamber last night stood red candles；

Waiting for the morning to salute the father and mother in the hall，

Toilet finished，in a low voice she asks her sweetheart husband，

“Are the shades in my painted eyebrows quite à la mode？”

不过，在这里，为了理解上述这些，我必须告诉你们，在中国，婚姻是有讲究的。在中国，在每一桩合法的婚姻中必须具备“六礼”。首先，问名，即正式提婚；其次，纳彩，接受丝织的礼物，即订立婚约；第三，定期，定下结婚日子；第四，迎亲，即迎娶新娘；第五，奠雁，在大雁之前奠酒祭神，即盟誓婚姻，据说，这是因为大雁被公认是所有配偶之爱中最忠贞的动物；第六，庙见，在祭祀的庙殿里举行宣告仪式。这六礼中的最后两项最为重要，因此，我会在此更详细地描述一下它们。

第四礼，迎娶新娘，现在，除了在我的家乡福建省还保持着这种古老的风俗之外，别的地区通常都省却了，因为它使新娘的家庭必须承担很多费用，也造成了太多的麻烦。现在，新娘是被送到新郎家去的，而不是被迎娶的。当新娘到达那里，新郎在门口迎接，亲自打开新娘花轿的门，领着她到家里的堂屋中。在那儿，新娘和新郎拜天地，也就是说，他们面朝堂屋的大门跪下，在苍天面前，一张桌子上摆着两根点燃的红烛，然后丈夫把祭神的酒倒在地上，倒在新娘随身携带的一对大雁面前（如果没有雁，也可以用普通的鹅来代替）。这个仪式就被称为奠雁，在雁的面前奠酒祭神；在男女之间盟誓婚姻——他发誓对她忠诚，而她也发誓对他忠诚，就像他们面前看到的这对大雁一样忠实。从这一刻起，可以说，他们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自然亲密的夫妻了，此时他们仅仅受约束于道德律，即君子之法，他们彼此已经互许了荣誉的承诺，但还没有受到公民法律的约束。因此，这个仪式可以被称作道德的或宗教的婚姻。

此后就是所谓的新娘和新郎之间的交拜仪式了。站在堂屋右边的新娘，首先在新郎面前跪下，同时新郎也向她跪下。然后他们交换位置。新郎现在站到新娘站过的地方，向她跪下，她也像他一样回礼。那么这种交拜的仪式，我希望在此指出，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男人和女人之间、在丈夫和妻子之间，是完全平等的。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种盟誓婚姻的仪式可以被称为道德的或宗教的婚姻，以区别于三天之后的所谓的公民的婚姻。在道德的或宗教的婚姻中，男人和女人在道德律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结成夫妻。这种契约到目前为止只存在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之间。在中国，在社会和公民的一切生活中，家庭取代了国家的位置——国家只充当了一个上诉的法庭的角色——而在这里，在这种我称为道德的或者宗教的婚姻中，家庭还没有对男女之间的婚姻或契约进行认定。实际上，从婚礼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第三天公民的婚姻进行的这段时间，新娘不仅不被介绍，而且不允许和新郎的家人见面。

这样，在中国，新娘和新郎过了两天两夜，可以说不是作为合法的夫妻，而是作为相爱的夫妻生活的。在第三天——随后，中国婚姻中最后一个仪式到来了——庙见，在祭祀的庙殿里宣告的仪式或者说公民的婚姻。我认为，在第三天举行这个典礼是因为这合乎《礼经》中三日庙见的礼仪。不过现在为了节省费用和减少麻烦，通常都在第二天举行。这个仪式——在祭祀的庙殿里宣告的仪式，如果家族的祖庙在附近，当然在祖庙进行。但是对于那些在城镇和城市里生活、附近没有祖庙的人们，这个仪式就在小型的祠堂里进行。在中国，每一个有名望的家族，甚至是最贫穷的人家都有这样的祖庙或祠堂。这种带有一个牌位、或在墙上贴有红纸的祖庙、祭堂或祠堂，就像我在别处说过的那样，在中国，它们是孔子的国家宗教的教堂，相当于在基督教国家中的教会宗教的教堂。

这个仪式——庙见，由新郎的父亲开始，如果没有父亲，就由家族中最亲近的年长成员代替，跪在祖先的牌位前，对祖宗的亡灵宣告，家族中的一位年轻成员现在已经迎娶了妻子进门。然后，新郎新娘相继跪在同一祖先的灵位前。从这一刻起，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结成了夫妻，不仅在道德律或神的面前，而且在家庭面前、国家面前、公民的法律面前。因此，我称这种庙见的礼仪——中国人婚姻中在祭祀的庙殿里宣告的仪式——为公民的或国民的婚姻。在这种公民的或国民的婚姻之前，这个女人，这个新娘，根据《礼经》的规定，还不是一个合法的妻子（不庙见不成妇）。如果新娘碰巧在庙见之礼之前死了，据《礼经》的规定，她不许葬在她丈夫的家族墓地里，纪念她的灵位也不能放在丈夫家族的祖庙里。

这样，我们看到，在中国，在一个合法的公民婚姻中，婚约并非仅仅是女人和男人之间的事情，婚约是那个女子同她丈夫的家族之间的事情。她不是和他结婚，而是进入他的家族。在中国，一位中国女子的名片上，她不写诸如“辜鸿铭夫人”的字样，而是逐字地写成“归晋安冯氏裣衽”。在中国，一个妇女同她的丈夫家族之间的婚约，丈夫和妻子双方都不能未经丈夫家族的同意而解除。我想在此指出的是，这一点正是中国的婚姻和欧美婚姻之间的根本不同。欧美的婚姻，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一种爱人婚姻，是仅仅受到作为个体的男人和作为个体的女人之间爱情约束的一种婚姻。而在中国，正如我说过的，婚姻是一种公民的婚姻，是一种不在这个男人和女人之间、而在这个女人同丈夫的家族之间的契约——在这一契约中，她不仅要对丈夫承担义务，还对他的家族负有责任，通过家庭，再对社会尽责，对社会或公民的秩序尽责；事实上，就是对国家尽责。因此，请允许我在这里说，只有欧美人民理解了真正的公民生活的涵义，理解并对究竟如何做一名真正的公民有了清晰的概念，即懂得每一个公民不是为他自己活着，而是首先为他的家庭活着，并且通过这种方式维系国家或公民的秩序，否则绝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稳的社会、公民秩序或者国家。就像我们在现代欧美所见的一样，那里的男女对公民生活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概念，这样一个拥有全套的议会和统治机器的国家，随你的便，它可以被称为“一个巨大的商行”，或者就像现实情况一样，在战争期间，就是一群土匪和海盗，而不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在此，如果你们允许，我可以进一步说，这种把国家当作一个大商行、只考虑这个大商行中最大的股东们自私的物质利益的错误观念，这种带着土匪合作精神的错误的国家观念，实际上，导致了目前欧洲正在进行的可怕战争。简而言之，如果没有一种对公民生活的真正观念，就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国家，而没有真正的国家，又如何能够有文明存在？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没有结婚、没有家庭、无家可归的男人，不能成为一名爱国者，而即使他自称为爱国者，我们中国人也称其为强盗爱国者。事实上，要具有一个真正的国家或公民秩序的观念，一个人必须首先具有一个真正的家庭观念，而要拥有一个真正的家庭和家庭生活的观念，一个人必须首先具有一个真正的婚姻观念：结婚不是一种爱人婚姻，而是我以上试图描述的公民的婚姻。

不过，还是言归正传。现在你们能够为自己勾画出这样的场景：亲爱的妻子是如何等待到天明好去拜见公婆，梳妆完毕后，对她亲爱的丈夫低声轻语，问她的眉毛是否画得非常时髦。我认为，你们从中能够看到在中国的丈夫和妻子之间是有爱情的，尽管他们在婚前并没有见过面，甚至在婚礼的第三天也是这样。不过，如果你认为上述的爱不够深挚，那么，再看看一个妻子写给她未归的丈夫写的这两行诗：

当君怀归日，

是妾断肠时。

在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里，罗莎琳德对他的表妹希丽亚说：“哦，表妹，表妹，我亲爱的小表妹，你最了解我爱得有多深！但我无法宣告，我的爱没有尽头，恰似葡萄牙海湾一样深不见底。”那么，在中国，一个女人的爱，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还有那个男人的爱，一个丈夫对他妻子的爱，可以说就像罗莎琳德的爱一样，深不可测，而又无法宣告；它就像葡萄牙海湾一样深不见底。

然而，我现在要谈谈我说过的在中国人的女性理想和古代希伯来人的女性理想之间的差异。在《所罗门之歌》中，希伯来的男子这样表达他对情人的爱：“哦，我的爱，你像得撒一样美丽，像耶路撒冷一样标致，像揭竿而起的军队一样可怕！”即使在今天，一个人如果看见过美丽的黑眼睛犹太女人，都会承认，古代希伯来男人在此给出的对他们种族的女性理想的描述是真实而形象的。但是，在中国的女性理想中，我想在此说明，关于中国的女性理想，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存在可怕之处。就连中国历史上的海伦，那个“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美女，她的可怕，也只不过是一种比喻。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我说过有一个词可以概括中国式的人性给人留下的整体印象，这就是英文“gentle”（温顺）。如果这对真正的中国男人是真实的，那么，它对于真正的中国妇女来说，就更恰当了。事实上，真正的中国人的这种“温顺”，在中国妇女心中，变成了甜蜜的温柔。中国妇女的那种温柔和服从，就如同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夏娃对她丈夫说的那样：

神是你的法律，而你是我的法律；

我无需知道得更多，

这便是女人最幸福的学问和她的荣耀。

确实，中国人的女性理想中的这种完美的温柔品质，你从其他任何民族、任何文明——包括希伯来、希腊或者罗马——的女性理想中都无法找到。在中国的女性理想中，这一完美、非凡的温柔，只能在一种文明里找到，就是当欧洲文明在文艺复兴时期臻于完美时的基督教文明。如果你们读过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格雷塞尔达动人的故事，看到其中展现出的真正基督教的女性理想，然后你就会理解，这种完美的服从，这种非凡的温柔，这种达到绝对无私程度的温柔，在中国的女性理想中意味着什么。简而言之，在这种非凡的温柔品质中，那种真正的基督教的女性理想类似于中国人的女性理想，只是有少许不同。假如你把基督教中的圣母玛利亚和中国的名画家画的女妖女鬼仔细对比，都不必和观音菩萨相比，你就能看到这种不同——基督教理想女性和中国的理想女性的不同。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温柔，而中国的理想女性也如此；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轻灵，而中国的理想女性亦然。但是，中国的理想女性不仅如此；中国的理想女性还是温文尔雅的。为了对温文尔雅这个词所表达的这种魅力和优雅有一个概念，你们将不得不回到古希腊：

——哦，我愿去斯佩希卓克河流的原野和泰奇塔山麓，那拉哥尼亚少女们跳着酒神舞的地方！

事实上，你将不得不到塞萨利的田野和斯佩希卓克的溪水旁，去拉哥尼亚少女们载歌载舞的泰奇塔的群山上。

的确，我在此想说，即使在现在的中国，自宋朝（公元960年）以来，当这些可以被称作儒家清教主义者的宋代哲学家们，他们把儒教变得狭隘而僵化，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儒家学说的精神，中华文明的精神庸俗化了，从那时起，中国的女性失去了许多优雅与魅力，其中也包括温文尔雅一词所表达的含义。因此，如果你想在真正的中国理想女性中看到温文尔雅一词所表达的优雅与魅力，你将不得不去日本，至少那里的妇女，甚至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唐朝纯粹的中华文明。正是温文尔雅一字所表达的这种优雅与魅力，以及中国女性理想非凡的温柔共同赋予了日本女人以名贵的形象，甚至当今最贫困的日本妇女也是如此。

关于温文尔雅一词所表达的这种魅力和优雅的品质，请允许我在此为你引用马修·阿诺德的几句话，他把粗糙的新教徒的英国女性理想和精致的天主教徒的法国女性理想对比。在对法国诗人毛利斯·德·古宁心爱的妹妹欧根尼·德·古宁，和一个写诗的英国女子艾玛·塔莎姆小姐艾玛·塔沙姆（Emma Tatham，1829—1855），英国诗人，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天才诗人。进行比较之后，马修·阿诺德说：“法国妇女是郎格多克的一名天主教徒；英国妇女是玛戈特*（Margate）的一名新教徒。玛戈特英国新教徒那粗糙的形象，表现在它所有的散文中，表现在它所有的不优美之处。而且，让我补充一句，也表现在它所有的益处之中。在这两种生活的外在的形态和方式之间，一种是朗格多克圣诞节上天主教徒欧根尼·德·古宁的礼仪，她在复活节时到僻静的地方做礼拜，她每天诵读，过着圣徒的生活；另一种，则是塔莎姆小姐的新教教义的、赤裸的、空洞的和狭隘的英国模式，她‘在玛戈特的霍雷广场与教会团体里的礼拜者们在一起’，用柔和甜美的声音歌唱给人启迪的诗句：

我主耶稣知道，并且感到他的血液在流动，

这就是生命的永恒，这就是人间的天堂！

她那属于主日学校的年轻女教师，和她那值得尊敬的唱诗班领导者托马斯·罗先生，他们的差异是多么大呀！这两种生活的基础相似；他们的全部境况，又是多么不相像！这种不同，会被说成是非本质的和无关紧要的。非本质的，不错；无关紧要的，那就不对了。优雅和魅力的明显缺乏，在英国新教的宗教生活模式中，这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它是一种真正的弱点。这件事你们本应完成，而不是把未完成的事留给他人。”

最后，我希望在此为你们指出在中国人的理想女性中最重要的品质，那种显著地区别于无论古今其他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女性理想的品质。在中国妇女身上这种品质是真实的，是每一个主张文明的民族和国家的女性理想所共有的，但是这种品质，我想在此强调，它在中国的女性理想中发展到了这样完美的程度，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我所讲的这一品质，用两个汉字来形容，就是“幽闲”，在前文中，我在前面对曹女士所著的《女诫》中的引文中，我把它翻译为modesty and cheerfulness（谦逊和乐观）。中国的“幽”字，字面意思是幽静、隐蔽、神秘，而“闲”的字面意思指安逸或悠闲。对于中国的“幽”字，英语modesty、bashfulness（谦逊、害羞）只能给你它含义中的一个概念，德语sittsamkeit与它更接近。但是也许法语pudeur在所有语言中是最接近的。可以说，这种腼腆，这种害羞，汉字“幽”所表达的这种品质，它是一切女性品质的根本。一个女人这种腼腆和羞涩的品质越突出，她就越具有女性气质，事实上，她离一个完美的或者理想的女人的目标也就越近。相反，当一个女人丧失了汉字“幽”所表达的这种品质，失去了这种害羞、这种腼腆，她随即一并丧失了女性气质，丧失了她的妇女特质，以及她的气息和芬芳，而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因此，正是这种腼腆，这种在中国女性理想中汉字“幽”所表达的品质，使得或应当使每一名真正的中国妇女本能地感觉和明白，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是不对的；按照中国人的观念，上台，并当着众人唱歌，即使在儒家协会的大厅里，也是不妥当的。总之，正是这种幽闲，这种对隔离的爱，这种对“耀眼的太阳”的敏感反对，这种在中国女性理想中的腼腆羞涩，赋予了真正的中国妇女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妇女没有的一种芬芳，一种比紫罗兰的香味、比无法言状的兰花香气更甜美的芬芳。

我相信，全世界最古老的情歌是两年前我为《北京每日新闻》翻译的《诗经》中的第一篇，其中，中国人的女性理想是被描述成这样的：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窈窕”一词与“幽闲”有同样的含义：从字面上讲，“窈”即隐蔽的、温顺的、怕羞的意思，而“窕”字是有魅力的、温文尔雅的，“淑女”两字则表示一个纯洁或贞洁的少女或者妇女。这样，在这首中国最古老的情歌中，你会发现中国女性理想的三个基本品质，也就是隐蔽之爱、害羞或腼腆以及“温文尔雅”一词所表达的那无法言状的优雅和魅力，而最后，是纯洁或贞洁。简而言之，真正或真实的中国妇女是贞洁的，她是害羞腼腆的，她是有魅力而温文尔雅的。那么，这就是中国的女性理想，这就是中国妇女。

儒家的《中庸》，我曾译作Conduct of Life（《人生操守》），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包含了在人生操守方面儒教的实用教义，最后以对幸福家庭这样的描述作为结尾：

妻子好合，

如鼓琴瑟。

兄弟既翕，

和乐且耽。

宜尔室家，

乐尔妻孥。

在中国，在拥有公民秩序的中华帝国，这种家庭简直是天堂的缩影，是真正的天堂，是天国降临于这片土地，降临于中国人民。因此，中国男人具有荣誉感，是恪守他的“忠诚教”的君子，是国家公民秩序的护卫者，而中国的女人，中国的淑女或贤妇，以她温文尔雅的魅力和优雅，以她的纯洁、她的腼腆，而最重要的是以她的“忘我教”，成为人间天堂的守护天使，成为中国家庭的护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