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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为宫室、服饰、饮食、绘画、乐舞、打球诸端。此外如西亚之火祆教、景教、摩尼教，亦于唐代，先后盛于长安。综此各方面而言，有唐之西京，亦可谓极光怪陆离之致矣。关于西亚诸宗教之流行中国，近世各贤讨论綦详，愧无新资料以为附益，兹谨述其流行长安之梗概如次。
西亚三种新宗教传入中国，以火祆教为最早，据陈垣先生《火祆教入中国考》当在北魏神龟中，即公元后五一八至五一九年之间也。北魏、北齐、北周并加崇祀。唐承周隋之旧，对于火祆教并置有官，据《通典》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府祆正；视流外勋品萨宝府祆祝，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史。宋敏求《长安志》布政坊胡祆祠注亦谓：
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职。
布政坊祆祠，韦述《两京新记》谓其立于武德四年。陈先生以为唐代之有祆祠及官俱以武德四年布政坊为始也。长安火祆教祠，就《两京新记》及《长安志》所载，凡有四处：布政坊西南隅，醴泉坊西北隅，普宁坊西北隅，靖恭坊街西。洛阳之会节坊、立德坊、南市、西坊亦有祆祠。
上述唐代长安之火祆教祠及官，率据陈先生文。兹按火祆教官名萨宝，隋已有之，《隋书百官志》云：
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
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
萨保即是萨宝，皆回鹘文Sartpau之译音，义为队商首领。日本藤田丰八、羽田亨、桑原隲藏诸人已详细予以讨论，兹可不赘。以余所见，北齐时当即有萨宝之官，《隋书百官志》论齐官制有云：
鸿胪寺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统典客、典寺、司仪等署令丞，典客署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典寺署有僧祗部丞一人。司仪署又有奉礼郎三十人。
此所谓京邑萨甫、诸州萨甫果作何解，说者从未注意。按鸿胪寺本掌接待远人，萨甫既属于典客署，其所掌者必为侨居京邑及诸州之外国人。隋唐以前，甫字读重唇音，则萨甫与萨宝萨保同声，与Sartpau一字译音亦近。余疑北齐鸿胪寺之萨甫，即隋之萨保，唐之萨宝，同为辖火祆教之官也。
又按某氏鸳鸯七志斋藏有隋翟突娑墓志，近从徐森玉先生处得见拓本，其文有云：
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日月以见勋效，右改宣惠尉；不出其年，右可除奋武尉，拟通守。……春秋七十。大业十一年（公元六一五年）岁次乙亥正月十八日疾寝，卒于河南郡雒阳县崇业乡嘉善里。葬在芒山北之翟村东南一里……
翟突娑之父娑摩诃为大萨宝，必系火祆教徒无疑。又从突娑卒年七十推之，其父之为大萨宝，当在北齐、北周之时矣。突娑疑即波斯文tarsa一字之异译。Tarsa在景教碑中译作“达娑”，本用以称景士，同时又可用称他教教徒。故翟突娑当亦为一火祆教徒。此志可为《隋志》实证，而在隋代，雍州而外，洛阳之尚有萨宝，似亦由此志可以悬揣也。
又前引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伊州有祆庙，祆主名翟盘阤，贞观初曾至长安。文云：
祆庙中有素书，形像无数。有祆主翟盘阤者，高昌未破以前，盘阤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因以利刃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征验。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奄，七日即平复如旧。有司奏闻，制授游击将军。
敦煌亦有翟氏。或谓此翟盘阤疑即羯盘阤人，其说然否尚难遽定。唯翟突娑一家亦为火祆教徒，太原又多蕃族，或者亦出于西域，与翟盘阤者先后有若干之关系欤？
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论火祆教有云：
唐贞观五年（公元六三一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姚氏此条，说者多疑其不确。最近何遂先生赠北京图书馆长安出土米萨宝墓志一方，志文可释此疑，而证明姚氏之语不诬。米萨宝墓志朱书，外间尚未之见，原文漫漶，水渍而后，约略可读。《北平图书馆馆刊》六卷二号曾载志文，今不避重赘，转录如次，以资博闻：
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萨宝，米国人也。生于西垂，心怀土。忠志等阴阳烈石。刚柔叙德。崇心经律，志行玄门。苦海以逃名，望爱河而肩。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二月十一日长安县崇化里，春秋六十有五，终于私第。时也天宝三载正月廿六日窆于高陵原，礼也。嗣妻子等丧戚不朽。铭曰：
滔滔米君，，榆杨法心匪固，沉良。逝川忽逝，长夜永。
维天宝三载正月廿六日。
火祆教萨宝例充以胡人，此明云西域米国人，可为宋敏求《长安志》更增一证。又从此志可知长安崇化坊实有祆祠，姚氏语本不诬，敏求《长安志》记长安祆祠仅及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四处，而不及崇化坊，特失记耳。
景教为基督教之别支。其入中国在贞观九年（公元六三五年），大秦国上德阿罗本（Alopen）始来长安，诏于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景教碑颂谓“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玄宗时又曾一度中兴。唐以后中国景教若存若灭，知之者亦鲜。明天启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出土，世人始复知有此古教。自此以后三百年来，研究景教之书，日出不穷，不可阐述。最近日本佐伯好郎为《大秦寺所在地考》一文，不少新奇可喜之论。本篇于长安景教别无新知，前贤之作具在，毋待辞费，兹唯介绍佐伯氏新论梗概如次。
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出土地点，自来有长安说、盩厔说与长安盩厔之间说三者之不同。能将此碑出土问题解决，则建中时大秦寺数问题，“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及“每岁集四寺僧徒”二语之如何解释，震旦法主景净（Adam）、关内（？Khumdan）副大德（chorepscopus）、伊斯（Izdbuzid）、大德曜轮（MarJohn，episcopus）、Shiangtsua副大德景通（MarSargis）诸人驻于何寺之问题，亦可涣然冰释矣。
佐伯氏根据宋苏轼《南山纪行》诗《小序》及自注，证明盩厔有大秦寺，轼诗：
壬寅（嘉祐七年）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谿谿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
《南山纪行》诗自注亦谓：
是日（二月十七日）游崇圣观，俗所谓楼观也。乃尹喜旧宅。山脚授经台尚在。遂与张果之同至大秦寺，早食而别。……
同年十一月三日再游大秦寺有诗题为：
自清平镇游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往返四日，得诗寄子由同作。
金杨云翼曾于役盩厔，亦有《大秦寺诗》。东坡兄弟诗中俱有《五郡诗》，佐伯氏以为五郡在盩厔，为地名，大秦寺即在其地。盩厔五郡既有大秦寺，则“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之语，其“等”字应作“类于”或“同于”解，即在灵武地方亦仿五郡重立景寺。如此，建中时之景寺可以推知只有长安、洛阳、灵武、五郡四处，是以有“每岁集四寺僧徒”之语也。佐伯氏从而推论以为景净当驻长安。伊斯本应驻锡灵武，其时因安史乱后朔方节度使屯于长安附近，故亦来其地。景通驻于五郡之大秦寺，曜轮驻于洛阳。又一与景通同名MarSargis者则驻于灵武云。
余于今年四月因事去陕，便中得至盩厔之古楼观一游，遂亦留心寻访大秦寺遗迹，居然不虚此行，为之大慰。按大秦寺在古楼观西约五里地名塔峪，一寺翼然，今犹称为大秦寺。土人或讹为大清寺。或呼为塔寺，则以寺东有古塔，故名。苏东坡、杨云翼诗中所咏之塔，当即指此也。据旧记，大秦寺在五峰邱木山。而寺下不远稍偏西处有一村，询之村人，谓名塔峪。余疑塔峪村即古五郡旧址，今所谓五峰邱木山，当因寺后有五峰耸立，故名，而五郡之得名疑因于五峰也。余别有《盩厔大秦寺略记》，附本篇末，读者可以参阅，兹不更赘。
在火祆教、景教之后入中国者是为摩尼教。摩尼教创于波斯人摩尼（Mani），唐武后延载元年（公元六九四年），波斯人拂多诞（Fursta-dan）以摩尼教入中国，拂多诞义云“知教义者”。开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吐火罗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并请置法堂。至二十年（公元七三二年）即加禁止，然西胡自行则不科罪；是其时流寓中土之胡人盖有摩尼教徒在内也。开天以后，回鹘势盛，回鹘笃信摩尼教，摩尼教遂假其势以大行于中国。长安有摩尼教寺，说者以为始于大历三年，赐寺名为大云光明寺；其在长安何处，今无可考。会昌三年（公元八四三年），敕天下摩尼寺皆入官，长安女摩尼死者即达七十二人，流播之速，及其在长安之盛亦可见矣。关于摩尼教在中国之情形，有陈垣先生《摩尼教入中国考》及沙畹、伯希和两氏《研究京师图书馆藏敦煌摩尼教残经》两文，考证极为详尽，不更覆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