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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球（Polo）为一种马上打球之戏。发源于波斯，其后西行传至君士坦丁堡，东来传至土耳其斯坦。由土耳其斯坦以传入中国西藏、印度诸地。日本、高丽亦有此戏，则又得自中国者也。或谓波罗球传至东方，仍保持其原音，此说余尚未发见何种文献足以为中国方面之证明。若《弹棋经序》所云之波罗，则本作波罗塞，俗本讹误，盖双陆之别名，与戏于马上之波罗球不可混而为一也。以余所知波罗二字与此种球戏连类并及者唯杜环《经行记》一书，《经行记》谓拔汗那国：
土有波罗林，林下有球场。
拔汗那即Ferghana，为汉代之大宛。其所谓球场，必为波罗球场无疑也。顾波罗球传入中国，波罗二字之音虽不可见，而波斯此戏原名之音，则似尚有残痕。按波罗球波斯名为gui，唐代名波罗球戏为打球，一名击鞠。球字之唐音为“渠幽切”，疑“球”字乃用以译波斯gui字之音。打球既一名击鞠，于是说者往往以为即汉魏以来所有之蹴鞠戏。实则蹴鞠戏以步打足踢为主，而波罗球须骑马以杖击之，故云打球或击鞠也。
波罗球传至东方后，中国与日本、高丽所行者俱微有异同。中国所行之波罗球，其规则约略见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宋史礼志》、《金史礼志》及《析津志》诸书。《宋史》所陈过繁，今录《金史礼志》之说如次，以见波罗球之梗概：
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捷也。
唐代之波罗球，其规制大致当与此不殊。阎宽《温汤御球赋》云：
珠球忽掷，月杖争击。
蔡孚《打球篇》亦谓：
金锤玉鉴千金重，宝杖雕文七宝球。……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
皆指球与打球杖二者之形状而言也。打球以先入网者胜，名曰头筹；得筹则唱好。据《宋史乐志》，大明殿会鞠，教坊例设龟兹部鼓乐，唐代亦然。王建《宫词》有云：
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
可见其与宋制不殊也。波罗球传入中国，历唐、宋、元、明而不衰。明永乐时，北京羽林禁军尚为此戏，其时球场在东苑。此戏之衰当在明之季叶，至清而寂然绝响，不唯民间不知打球，即朝廷亦无此典。不知何故也。
波罗球传入中国当始于唐太宗时。唐以前书只有蹴鞠，不及打球，至唐太宗，始令人习此。封演云：
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
此是唐初波罗球已行于长安之证。《文献通考》名打球为蹴球，亦谓始兴于唐。唐代之波罗球大约直接从西域传来，是以犹存波斯旧音。有唐一代长安盛行打球，而皇室特嗜此戏，推究源始，俱由于太宗之倡开风气也。
唐代诸帝率善此戏。唐初则有玄宗为诸王时便已善此，球马之精，虽吐蕃名手亦所不逮。封演纪此云：
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令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元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
是以开元、天宝中数御楼观打球为事。宋晁无咎《题明皇打球图》诗：
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
《通鉴》亦谓：
上（玄宗）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诸王每旦朝于侧门，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
以此与本篇第五节引玄宗伺察宁王所云“天子兄弟当极醉乐”之言比观，可知玄宗人极猜忌，声色犬马之好所以颓丧诸王之志气耳。诸王亦复知此，是以玄宗偶誉汝南王琎，宁王便为之震惊失次。玄宗以音律球马奖励臣工，于是争奇斗艳，竞相纷泊，开、天以后长安胡化之大盛，玄宗倡导之功不可没也。
玄宗而后，诸帝王打球者尚有宣宗，其技之精，虽二军老手咸服其能。《唐语林》云：
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能。
僖宗于此技尤为自负，谓当得状元。《通鉴》纪之云：
上好蹴鞠斗鸡，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上笑而已。
三川节度亦以打球胜负定之，一国政事竟视同儿戏。穆宗、敬宗于打球戏俱沉溺忘返。敬宗嗜此，常至一更二更，戏者往往碎首折臂，而陶元皓、靳遂良、赵士则、李公定、石定宽之流以球工得见便殿；其后竟为此辈所弒，年才十八。唐代诸帝嗜打球戏，其结局要以敬宗为最惨矣。
有唐一代，长安之达官贵人，亦复酷嗜此戏，相习成风。玄宗时诸王驸马俱能打球，《通鉴》谓：
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球场。
杨慎交宅在靖恭坊，其所自筑球场在坊西隙。杨巨源《观打球有作》诗“新扫球场如砥平”，可知波罗球球场贵能平滑，以便球马驰骤，是以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之，取其坚平，而豪侈亦可想矣。德宗时之司徒兼中书令李晟，文宗时户部尚书王源中俱能打球。晟宅在永崇坊有自筑球场。源中为翰林承旨，宅在太平坊，暇日辄与诸昆季打球于里第；则其宅中当亦有球场也。
长安宫城内有球场，宫城北有球场亭，中宗于梨园亭子赐吐蕃观打球即在此也。大明宫东内院龙首池南亦有之；文宗宝历九年，龙首池亦填为球场。此外三殿十六王宅俱可打球。平康坊亦有球场。平常则街里亦可打球，不一定球场也。而打球原为军州之戏，是以左右神策军亦为会鞠之所；所谓两军老手，即指左右神策军而言。段成式曾纪一善打球之河北将军云：
建中初，有河北将军姓夏，弯弓数百斤。常于球场中累钱千余，走马以击鞠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
盖言其手眼之明确也。李廓《长安少年行》云：
追逐轻薄伴，闲游不着绯。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晓日寻花去，春风带酒归。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
声色犬马斗鸡打球，大约为唐代长安豪侠少年之时髦功课，故廓诗云尔。
唐代长安打球之戏不唯帝王、达官贵人、军中以及闾里少年嗜之，文人学士亦有能之者。唐代进士及第，于慈恩寺题名后，新进士例于曲江关宴，集会游赏，而月灯阁打球之会尤为盛举，四面看棚鳞次栉比。此辈能者至能与两军好手一相较量，则唐代文士之强健，于区区打球戏中，亦可窥见一斑焉。《唐摭言》纪其一事云：
乾符四年，诸先辈月灯阁打球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球将数辈私较。于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强迟留，用抑其锐。刘覃谓同年曰：“仆能为群公小挫彼骄，必令解去，如何？”状元已下应声请之。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驰骤击拂，风驱电逝，彼皆视。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俛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咸通十三年三月，亦行此会，击拂既罢，遂痛饮于佛阁之上。新进士榜发后在月灯阁集会打球，其来当已甚久，唯不审果始于何时耳。
宋未南渡，每逢三月三日宝津楼宴殿诸军呈百戏中有打球，其小打为男子，大打则为宫监。此辈玉带红靴，各跨小马，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妖姿绰约，说者以为人间但见其图画云。而乐府女弟子队中亦有打球乐队，纯是女子。唐代亦教内人打球。王建《宫词》云：
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
花蕊夫人《宫词》亦云：
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
可见唐代宫人亦能打球也。又当时为此戏有所谓打背身球者，王建《宫词》云：
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
杨太后《宫词》云：
击鞠由来岂作嬉，不忘鞍马是神机。牵缰绝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点飞。
按打背身球不知何似，以意测之，或犹今日打网球之反手抽击。马上反击，自然摇曳生姿，倍增婀娜。殿前之所以不打背身球者，亦以时地俱甚庄严，不容过为轻盈耳。滨田耕作《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附有骑马女俑一具，窥其姿态，当是打球女伎，侧身俯击，势微向后，大约即所谓打背身球耳。
打球本以马上为主，唯唐代长安亦行步打，王建《宫词》所谓“寒食宫人步打球”是也。步打之风至宋未衰，《宋史礼志》曾纪其事。又打球本应用马，马之高低俱有一定。然在唐代，长安并行驴鞠。郭知运子英乂拜剑南节度使，教女伎乘驴击球，钿鞍宝勒及他服用，日无虑万数。弒敬宗之球工石定宽，即宝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六月郓州所进之驴打球人。《旧唐书敬宗纪》：
宝历二年六月甲子，上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罢。
宋代则驴骡并用，此皆变格，非打球正轨也。（关于打球图，参看本篇所附第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