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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城贵戚，皆竞为之。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太宗雄才大略，固不囿于琐微，而波罗球之盛行唐代，太宗即与有力焉。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关于西域传来之绘画、乐舞、波罗球，以及西亚新宗教，以下分别叙述，各有专论，兹唯刺取有关于宫室、服饰、饮食诸端，在本节中予以陈说。
中国建筑自中印交通，佛教传入东土以后，当受有印度之影响。此以大同、龙门石窟雕刻上所表现之宫室构造，与印度阿旃阤（Ajanta）及珊齐（Sanchi）之壁画建筑互相比观，可以知之。至于采用西亚风之建筑当始于唐。唐玄宗曾起凉殿，虽在盛暑，座内含冻。《唐语林》记此云：
玄宗起凉殿，拾遗陈知节上疏极谏。上令力士召对。时暑毒方甚，上在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知节至，赐坐石榻，阴霤沉吟，仰不见日，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复赐水屑麻节饮。陈体生寒慄，腹中雷鸣，再三请起方许，上犹拭汗不已。陈才及门，遗泄狼籍，逾日复故。谓曰：“卿论事宜审，勿以己方万乘也。”
开天之际，诸杨用事，安禄山赐宅亲仁坊，一时贵游竞饰第宅，争奇炫丽。而京兆尹王谨事李林甫，复得玄宗宠任，尤为奢侈。其后以罪赐死，有司籍其第舍，数日不能遍，《唐语林》曾记其宅中自雨亭子云：
武后以后，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天宝中，御史大夫王有罪赐死，县官簿录太平坊宅，数日不能遍。宅内有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又有宝钿井栏，不知其价，他物称是。……
，两《唐书》有传（《旧唐书》卷一百五，《唐书》卷一百三十四）。按《旧唐书拂林国传》云：
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如此。
玄宗凉殿，“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王自雨亭子亦复“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与《拂林传》所述俱合，当即仿拂林风所造。清乾隆时圆明园中水木明瑟，“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以转风扇，冷冷瑟瑟，非丝非竹；天籁遥闻，林光逾生净绿”。所谓凉殿与自雨亭子，或即后世水木明瑟之类耳。
胡服之入中国，为时甚古，王国维先生《胡服考》言之綦详：惠文冠具带履靴，上裙下袴；隋唐以后，更趋窄小。此盖由于战术变更，由车战而易为骑战，故不得不然也。唐代所谓法服多参戎狄之制。长安因外国人麇集其间，汉人胡服者不少，本篇第三节引刘肃《新语》尹伊判谓“胡着汉帽，汉着胡帽”，此可为贞观初长安汉人已行胡帽之证。贞观十七年（公元六四三年），太宗子承乾以谋逆废为庶人，徙黔州。《新唐书承乾传》谓其：
又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忽复起曰：“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
或以此为李唐出于蕃姓之证，其然否不敢断言。唯贞观五年突厥平，从温彦博议，移其族类数千家入居长安，承乾之好突厥言、突厥服，大约系有见于流寓长安之此辈，因而心生欣羡，为所化耳。所谓“习音声学胡人”、“椎髻”云云，俱指仿效西域妆饰而言，故史文特为析明，不与突厥淆混也。
《教坊记》又云：
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聘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聘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既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学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主者知亦不妒，他香火即不通。
此皆因当时突厥势盛，长安突厥流民又甚多，以至无形之间，习俗亦受其影响也。
隋及唐初，宫人骑马，多着幂篱。永徽以后，皆用帷帽。开元初遂俱用胡帽，民间因之相习成风。《旧唐书舆服志》纪之云：
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幂篱，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用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复旧。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幂篱，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理须禁断。自今已后，勿使更然。”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篱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幂篱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
姚汝能亦谓：
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幅，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矣。
此种胡服之好尚，自以两京为特盛，故元稹诗有“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之叹。幂篱，马缟以为“类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缯帛为之”。此亦是西戎之服，《隋书附国传》：
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带幂篱。
《旧唐书吐谷浑传》：
男子通服长裙缯帽，或戴幂篱。
白兰国与吐谷浑同，其男子亦服长裙帽，或戴幂篱。马缟谓象方巾，大约乘马之时，以大幅方布被体，以蔽全身。乘舆或坐檐子，则幂篱不适于用。
幂篱可以障蔽全身，而帷帽则只拖裙到颈以下，较为浅露。
案帷帽即吐谷浑男子所服之长裙缯帽，吐火罗人所着之长裙帽，原为西域之服。郭思《画论》谓：
帷帽如今之席帽，周回垂网。
《事物原始》云：
帷帽创于隋代，永徽中拖裙及颈。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纱全幅缀于油帽或毡笠之前，以障风尘，为远行之服，盖本于此。
马缟云：
席帽本古之围帽也。男女通服之，以韦为之。四周垂丝网之，施以珠翠，丈夫去饰。
吐谷浑、吐火罗之长裙帽，其所谓长裙即帽下之垂网也。永徽以前之帷帽犹裙长过颈。永徽以后，渐行短缩，所短缩者当为帽下称为长裙之一部分。近来出土唐代陶俑，其中有一种女俑，即戴帷帽。余所藏洛阳、长安两地出土唐代女俑，多戴帷帽，今摄制数图附后，以资参考（参看本篇所附第一图及第二图）。又日本原田淑人著《唐代之服饰》所附图版一二之第三图及图版一三之第一图即为戴帷帽之女俑。图版一二第三图之背面像，尚可见条纹痕迹，马缟所云“四周垂丝网之”当即是此，唯前面一部分须将面部露出，并非四围障蔽耳。
胡帽，在初唐时长安即有戴之者，前引刘肃《新语》，可以为证。胡腾舞舞人戴虚顶织成蕃帽，柘枝舞舞人亦戴卷檐虚帽（参看本篇论“西域传来之画派与乐舞”一节）。近来出土唐代陶俑，胡人像甚多，所谓胡帽，于此可以考见梗概。中有一种胡人，其帽卷檐上锐，所谓卷檐虚帽当即此类（参看本篇所附第二图5）。
唐代宫人又有为回鹘装者。花蕊夫人《宫词》云：
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
唐代长安对于外国风尚之变迁，每因政治关系而转移。回鹘装束之行于长安，当在安史乱后，正如香山居士所云之时世妆，其盛乃元和时事也。
案吐火罗人着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帽。波斯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延下关之，并有巾帔，缘以织成；妇人服大衫，披大帽帔。长裙帽即帷帽。“贯头衫，两厢延下关之”，或者与德国勒柯克（LeCoq）在高昌所发见壁画中人物之像相近似。巾帔或即肩巾，大帽帔必是幂篱无疑也。唐代盛行长安之胡服，不知果何所似？唯刘言史《观舞胡腾》诗有“细胡衫双袖小”之句，李端《胡腾儿》诗云“拾襟搅袖为君舞”，张佑《杭州观舞柘枝诗》亦云“红罨画衫缠腕出”，皆形容双袖窄小之辞，与姚汝能所云襟袖窄小之言合。证以近出诸唐代女俑及绘画，所谓襟袖窄小，尤可了然（参看本篇所附第一、第二、第三等图）。其音声队服饰尤与波斯风为近。则唐代所盛行之胡服，必有不少之伊兰成分也。陶俑中着折襟外衣靿靴者亦不少。唐代法服中有六合靴，亦是胡服，为文武百僚之服，日本正仓院有乌皮六缝靴，足征唐制。
白居易《时世妆》云：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
《新唐书五行志》谓：
元和末，妇人为圆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唐末，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
赭面是吐蕃风，堆髻在敦煌壁画及西域亦常见之。此种时妆或亦经由西域以至于长安也。（参看本篇所附第四图）。
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所谓胡食之种类可于慧琳书见之。慧琳释云：
此油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诸儒随意制字，元无正体，未知孰是。胡食者即、烧饼、胡饼、搭纳等是。
汉魏以来，胡食即已行于中国，至唐而转盛。至德元载安史之乱，玄宗西幸，仓皇途路，至咸阳集贤宫，无可果腹，亦以胡饼充饥。《通鉴玄宗纪》云：
日向中，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
胡三省注曰：
胡饼今之蒸饼。高似孙曰：胡饼言以胡麻着之也。崔鸿《前赵录》石虎讳胡，改胡饼曰麻饼。《缃素杂记》曰：有鬻胡饼者不晓名之所谓，易其名曰炉饼；以为胡人所啖，故曰胡饼也。
是胡饼可名麻饼，亦曰炉饼。饼中并可着馅。《清异录》云：
汤悦逢士人于驿舍。士人揖食，其中一物是炉饼，各五事，细味之，馅料互不同。以问，士人叹曰：“此五福饼也。”
唐代长安盛行此饼，日本僧圆仁入唐，在长安及见之，其言曰：
开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
此种胡饼，疑系西域各国常食，或即今日北方通行之烧饼。至于唐代之烧饼与今日之烧饼不同，其显著之别即在不着胡麻。《齐民要术》有作烧饼法云：
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面当令起。
唐代作烧饼法，与贾氏所云当不相远也。
，源顺《和名类聚钞》作，音部斗，亦作，谓为油煎饼。大约即《齐民要术》中之也。《要术》记其作法云：
盘水中浸剂，于漆盘背上，水作者省脂，亦得十日软，然久停则坚。干剂于腕上手挽作勿着勃入，脂浮出即急翻，以杖周正之。但任其起，勿刺令穿，熟乃出之。一面白，一面赤，轮缘亦赤，软而可爱，久停亦不坚。若待熟始翻杖刺作孔者，泄其润气，坚硬不好。法须瓮盛，湿布盖口，则常有润泽，甚佳，任意所便，滑而且美。
此种油煎饼，日本至今有之。
《资暇录》述之得名云：
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
或以为安国西百余里有毕国（Bikand），其人常至中土贸易。故疑所谓者，因其来自毕国等地，遂以为名耳。杨慎云：
《集韵》，修食也。按小说，唐宰相有樱笋厨，食之精者有樱桃。今北人呼为波波，南人讹为磨磨。
《青箱杂记》谓饼一名。按升庵诸人之言近于臆说。既非波波，亦非磨磨，或因毕国得名，乃是今日中亚、印度、新疆等处伊斯兰教民族中所盛行之抓饭耳。抓饭印度名Pilau，亦作pilow，pilaf，英国H.Yule及A.C.Burnell所著Hobson-Jobson，PP.710-711，述此甚详，与波波、磨磨截然二事。盖纯然为译音也。唐代长安亦有之，且有专售此物之毕罗店，一在东市，一在长兴里，俱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唐代卖毕罗亦以斤计，唯其中置蒜，以较今之毕罗，不知其异同为何如也？
搭纳不知是何物，待考。
有唐一代，西域酒在长安亦甚流行。唐初有高昌之蒲萄酒，其后有波斯之三勒浆，又有龙膏酒，大约亦出于波斯，俱为时人所称美。西市及长安城东至曲江一带，俱有胡姬侍酒之酒肆，李白诸人尝买醉其中。金樽美酒，其有不少之异国情调，盖不待言也。高昌蒲萄酒于太宗平定高昌后始入中国。《册府元龟》纪此云：
及破南昌，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
西城如大宛、龟兹诸国之葡萄酒，汉魏以来，中国即已知之。唯在中土用西域法仿制之西域酒，要当始于太宗耳。
李肇记当时天下名酒有云：
酒则有……京城之西市腔，虾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庵摩勒梵文作amalaka，波斯文作amola；毗梨勒梵文作vibhitaka，波斯文作balila；诃梨勒梵文作haritaki，波斯文作halila。据《旧唐书波斯传》，波斯产诃梨勒。三勒浆当即以此三者所酿成之酒耳。诃梨勒树，中国南部亦有之。鉴真至广州大云寺，曾见诃梨勒树，谓：
此寺有诃梨勒树二株，子如大枣。
广州法性寺亦有此树，以水煎诃梨勒子，名诃子汤。钱易云：
诃子汤：广之山村皆有诃梨勒树。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涩，皆是陆路。广州每岁进贡，只采兹寺者。西廊僧院内老树下有古井，树根蘸水，水味不咸。僧至诃子熟时，普煎此汤以延宾客。用诃子五颗，甘草一寸，并拍破，即汲树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绿乳，服之消食疏气，诸汤难以比也。佛殿东有禅祖慧能受戒坛，坛畔有半生菩提树。礼祖师，啜乳汤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广州来，能煎此味，士大夫争投饮之。
法性寺，《岭南异物志》作德信寺，陆路即六路，六棱也。三勒酒中之诃梨勒酒，其酿法或煎法是否亦如诃子汤，今无可考。
依高昌法制之葡萄酒及波斯法之三勒浆，当俱曾流行于长安市上。顺宗时又有龙膏酒，亦出西域，如其果有此物，疑是西域所贡，藏于天府，人间无从得而尝也，苏鹗云：
顺宗时处士伊祈玄召入宫，饮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乌弋山离国所献。
按乌弋山离即Alexandria一字之对音，为前汉时西域一国家，至唐久不存，何得于唐代东来贡献？苏鹗所记或系小说家之谰言耳。
长安、洛阳两地出土之古镜甚多，其中有一种上镌海兽、海燕以及葡萄花纹者，最为精美。前人称此种古镜为海马葡萄镜，以之属于汉镜一类，近始知其为唐镜。海马葡萄花纹图案，传自西域，以之铸镜，唐代始盛；是亦唐代两京盛行西域文明中之一小例也（参看本篇所附第五图）。
唐开元前后，西域文明之流布于长安，除上述而外，西域式之镫彩，似亦曾一度为长安人士所笃好。张说有《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辞》二首，其辞云：
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镫艳，鸡踏莲花万岁（龙池草堂本《张说之文集》作树）春。
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西域镫（龙池草堂本作登）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
今按张《朝野佥载》曾纪睿宗时一事云：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
张说诗疑即咏此。书之灯轮，当即说诗之西域镫轮也。开元以后元夕玩灯遂成故实，其中果夹有若干之西域成分，今无从得知。要之，其为睿宗时之流风余韵，大致或可决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