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帕尼斯佩尔纳大道上的少年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物理书。他们对罗马越来越专制的政治氛围漠不关心，集中精力搞物理研究，也确实做出了一些名堂。在费米的激励下，爱德华多·阿马尔迪、埃米利奥·塞格雷和埃托雷·马约拉纳都在1928年各自发表了他们的第一篇论文。他们也和拉塞蒂一样，开始考虑拓展自己的领域。1923年创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已经越来越普及，少年们觉得，要是能获得一份奖学金，应该会有很好的推进作用。
费米是第一个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获奖后在莱顿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几年之后，拉塞蒂也获得了一份。对拉塞蒂来说，去一个北欧的物理中心深造实在是顺理成章，但在少年中间最具冒险精神的拉塞蒂决定去美国看看，尤其是狂野西部。他选定了帕萨迪纳的加利福利亚理工学院（更为人熟知的称呼是加州理工）来深造。
这时候的美国还没有成为物理强国，但在这之后不久美国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杰出人才的碰撞、融合并共同努力。这些人才有的是完全在美国成长起来的，比如阿瑟·康普顿（Arthur Compton）和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也有的是在欧洲受的教育，比如罗伯特·奥本海默、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以及伊西多·拉比。由于一些欧洲物理学家移民美国，这种交相辉映变得更为丰富充实。对这些移民物理学家来说，美国是应许之地，是得以免遭极权主义政权戕害的避难所。美国成了他们的家园。
1928年拉塞蒂抵达加州理工时，美国科学的多样性和生命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拉塞蒂兴趣极为广泛，交到的朋友也各色各样，除了物理学家，还有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等。回到罗马之后，他跟其他少年分享自己的冒险故事和美国的奇俗怪谈，比如禁止饮酒，以及教职工俱乐部制度，在那里可以跟别的教授把酒言欢。他认为美国是个新世界，鼓励他们也都去看看。为了凸显他对美国的热爱之情，拉塞蒂进口了一辆福特A型汽车，无疑是罗马少数A型汽车之一，在帕尼斯佩尔纳大道上当然是唯一的一辆。
拉塞蒂在加州理工的研究工作很值得关注，而且这为他赢得了意大利的教授职位。科尔比诺又一次运筹帷幄，促成好事。为了确保拉塞蒂能跟别的少年一起工作，科尔比诺设法在罗马大学设置了一个新的物理教席，让拉塞蒂就职。费米很快开始和拉塞蒂一起工作，就跟五年前在佛罗伦萨一样。一仍其旧的还有，费米主要负责理论而拉塞蒂主要负责实验。为期两年的合作促成了费米1934年出版《分子与晶体》一书，这本书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把它当作标准文本，用来理解还很新的量子力学领域的工作。
像在佛罗伦萨一样，费米在与拉塞蒂合作的同时也开展了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独立研究，而拉塞蒂也在专注于更直接的实验项目。量子力学已经表明，电子如何与电场或磁场相互作用，但还没弄清楚电子如何发射或吸收电磁辐射。这是费米心中最为关心的问题。一个名为量子场论的新领域，就这样崭露头角。很可能他自己的方法有助于解开个中机密。
在这个新领域中，费米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所有年轻的理论物理天才，狄拉克、海森伯、泡利和约尔丹，都在致力于攻克同样的问题。比起其他人，费米在概念方面遇到的困难要小得多。他设计了一套简明易懂的步骤，并将其应用于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并着重阐释了此前令人困惑的结果。
费米就量子场论的结论发表了一些短篇论文，并最终在一篇长篇教学文章中做了总结。除了费米所用的方法，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篇文章发表在美国的《现代物理学评论》上，这是费米第一次在美国期刊上发表文章。文章于1932年面世，强烈影响了整整一代理论物理学家，其中就有汉斯·贝特和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都认为，这篇文章极为简明扼要，对他们自身的职业生涯、对理解场论，都是关键所在。费曼后来写道：“几乎我所有关于量子电动力学（QED）的知识，都来自费米的一篇简单的论文。”
费米决定在美国期刊发表文章，是因为第一次到访美国就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出于在罗马和莱顿时的好友乔治·乌伦贝克的邀请，费米才有这趟旅行。乌伦贝克及其在莱顿大学的同学撒姆尔·高斯密特（Sam Goudsmit），都刚刚在密歇根大学得到物理学教职。
在安娜堡愉快安置下来后，他俩开设了一期理论物理的暑期学校，将美国学生集中起来，由一些杰出物理学家提供讲座，为期两个月。他们在莱顿大学的导师保罗·埃伦费斯特已经同意前来。费米受到在莱顿大学时愉快回忆的激励，又受到拉塞蒂的美国故事的鼓舞，欣然接受了这一邀约。劳拉也一起去了。
恩里科和劳拉都对美国谈不上有什么了解。劳拉承认，她从来没听说过美国内战，还以为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是犹太人，这是因为在意大利，亚伯拉罕是很常见的犹太名字。除了基本交流用语之外，费米夫妇谁都谈不上懂多少英语；费米能读懂物理学文章，但也仅此而已。夫妇俩对美国的观感有霄壤之别。劳拉觉得美国没什么吸引力，她认为，1930年夏天的美国之行，毫无希望将他们潜移默化成美国人。相比之下，费米却觉得十分喜欢美国。身在大学的象牙塔中，费米受到美国社会变迁的影响相对较小，不断加深的经济衰退也不怎么影响得到他。美国展现给他的，是美国人的自动自发、踏实稳重。
劳拉并不怎么认同费米的看法，她后来也承认，当时自己有点自以为是。她和她很多欧洲朋友一样，认为美国人没文化、没教养。虽然她丈夫忙着与其他物理学家共事，她在美国却没几个朋友，也没什么事情好做。也有可能劳拉在遭受孕吐的折磨。费米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他们的女儿内拉（Nella），就出生在1931年1月31日，那时他们回意大利还不到6个月。
费米在1933年和1935年的夏天都又去了安娜堡，英语说得越来越好了，但他的意大利口音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这两回，劳拉都留在了意大利，刚当上妈妈的她不愿和小宝贝一起跨越重洋。就是去了美国，她也只不过会在安娜堡一个陌生的屋子里起居，也没有经验丰富的合格保姆能帮帮她。
回到罗马，费米发现自己理论物理学家的名声越来越响亮，都开始有访客慕名而来了。他们中间大部分都是从北欧来的洛克菲勒学者，并在帕尼斯佩尔纳大道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贝特是第一批中的一员，1931年2月就到了罗马。他很快就给他在慕尼黑的朋友鲁道夫·佩尔斯（ Rudolf Peierls），也就是后来的鲁道夫爵士写信，讲述费米的物理方法如何大显神通：“他总结任何问题的能力令人惊叹；他能马上判断出一篇论文到底有没有意义……而且他对理论和实验（！）文献的判断都绝不会错。”贝特在罗马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已经认识到了为什么费米会被叫作“教皇”。
佩尔斯显然也对费米大感兴趣，一年后就带着自己的洛克菲勒奖学金追随贝特来到了罗马。贝特设法让自己的奖学金延了一期，在一年后的1932年春天也再次加入了费米团队。
帕尼斯佩尔纳大道已经成了这个领域创造性和创新性的磁石，就像玻尔领导下的哥本哈根、索末菲领导下的慕尼黑、泡利领导下的苏黎世，以及海森伯领导下的莱比锡。瑞士的费利克斯·布洛赫（Felix Bloch）、捷克斯洛伐克的乔治·普拉切克（George Placzek）、匈牙利的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等等，众多学子纷纷云集罗马。他们也都在不止一个北欧的那些物理中心进修过，而今想要学的，是费米提倡的不那么正式的以问题为导向的风格。额外好处是，还可以在罗马的古迹中流连忘返。
也不是只有外国物理学家前来帕尼斯佩尔纳大道就学。费米的名声同样在意大利传扬开来，有志于理论物理的年轻意大利人，像是朱利奥·拉卡（Giulio Racah）、吉安·卡罗·威克，还有乌戈·法诺（Ugo Fano），也都来到了罗马。主要拜费米所赐，他们被物理学的美好前景所激励，走上了这条职业道路。
向着“永恒之城”罗马的朝圣已经有好多个世纪的历史。这是一种新的朝圣，在朝圣终点所遇到的，也是一种新的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