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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费米的重点工作是研究和教学，他也知道如果他希望促进意大利物理学的发展，就应该跳出帕尼斯佩尔纳大道的局限。他在意大利政府的国家研究委员会里变得很活跃，并担任了《意大利百科全书》的编辑顾问，这是意大利想与《大英百科全书》一争高下的作品。
他还开始给《数学期刊》写稿，这份杂志旨在让中学教师能与时俱进，掌握物理和数学领域的最新进展。费米发表在《数学期刊》上的早期文章讲述了什么已经完成，什么还有待解答，展现了他令人目眩神迷的才华。
声誉如日中天的费米觉得自己有责任让意大利普通公众对科学前沿保持了解。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其他科学家都知道，原子物理学领域有日新月异的发展，但这些发展对日常生活究竟有何影响？费米1930年写了一篇题为“现代物理学”的长篇文章，试图给出一个答案。他以这样一个反问作为开篇：“我们对物质详细结构的了解正在突飞猛进，从中已经产生了或即将产生什么实际后果呢？”
他的答案是，通常要有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才能使基础科学领域的新见解发展成实际应用。这个答案至今仍未过时。但费米向读者保证：“科学家的工作并不是要与生活保持距离，也不是在追求深奥难解和纯粹抽象的概念时迷失自我。”这句话至今仍如是。
费米接了这么多文字活儿，其实还有别的意图。这些活儿让他能挣钱补贴他相对有限的一个月90美元的教授工资。虽然他的喜好都挺简单，但他的目标是过上他很多同事都乐在其中的上流社会的生活。几年前，作为年轻的单身汉，他可以睡在毗邻佛罗伦萨大学物理系的滴水成冰的屋子里；但现在他已经不再单身，职业声誉也与日俱增，再也不能过那样的生活了。费米现在努力追求的生活方式，是有个舒适的住所，能有滋有味地度假，有个女仆，还能偶尔娱乐娱乐。
劳拉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长大，而她对婚后生活的期待也是如此。她的嫁妆让他们能买套公寓，但并无更多积蓄。他们天性保守，也都希望能有点储备金，以备不时之需。劳拉写道：“恩里科觉得我们要有积蓄，但不是为了更奢华的生活，而是为了获得安全感，能对无妄之灾有所准备。”
费米想到一个策略来提升安全感。有劳拉帮助，他可以给意大利的高中写本物理学教材。1928年他出版过一本《原子物理学入门》，但没挣到钱。高中教材就不一样了。费米认为，意大利语物理教材还没有哪本是够格的。有了他写的书，学生就能以新的方式学习物理，而不必像他以前那样，不得不就正于语焉不详的教科书。
劳拉和恩里科度完蜜月就开始了写教材的工作，这是一趟掺杂着浪漫和物理的旅程。热情洋溢的丈夫痴迷于分享手头的活计，根本停不下来。劳拉正确预见到“我得去学物理啦，去学物理中所有要知道的内容”。总体来看，费米向劳拉口述了整本书的内容。要是她没听懂丈夫在说什么，就会打断他。这通常会激起“很显然啊”的回应，而劳拉则会回答说，一点儿都不显然啊。合作有其局限性。
劳拉和恩里科写这本书基本都在假期，他们采取的进度是每天写6页。这就是说，500页的教材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来完成。劳拉认为这本教材“文字乏善可陈，（但是）一直鞠躬尽瘁，很多年了都还在带来经济回报”。但这笔收入其实已经无足轻重了。到教材出版时，费米已经有了另一笔丰厚得多的收入来源。出人意料的是，这笔收入还是托墨索里尼的福。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领袖就想给意大利建立一个荟萃众多杰出学者和艺术家的权威学院。这样的机构已经有了，就是意大利猞猁之眼国家科学院。猞猁之眼最初创建于1603年，但直到1870年罗马成为意大利首都时才成为现在的样子。
新的意大利政府为猞猁之眼购置了台伯河畔美轮美奂的科西尼宫作为住所，但对墨索里尼的品味来说猞猁之眼太特立独行了，并没有时时刻刻想着要讨好领袖。
墨索里尼想要一个在文化领域的活动符合法西斯信条的科学院，正是法西斯信条让意大利在最近的历史上获得了无上荣光。他还想亲自挑选学院成员。因此，1926年1月，他宣布意大利皇家学院成立。他花了三年时间筹集资金来支撑学院运行，并每年颁发4个墨索里尼奖章。
墨索里尼为皇家学院选的地址颇为直接：法尔内西纳别墅，就在猞猁之眼所在的科西尼宫街对面。法尔内西纳别墅是富丽堂皇的建筑瑰宝，建于16世纪早期，一楼有拉斐尔绘制的湿壁画。墨索里尼要向全意大利传达这样的信息：他的皇家学院比猞猁之眼更为优越。他向学院成员提供优渥的财政支持，大学教授拿到的比双倍工资还多，艺术家也有同样的补贴。为了凸显皇家学院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墨索里尼特意将学院的第一次会议安排在1922年“进军罗马”的周年纪念日，那是他篡权夺位的里程碑。
1929年3月，墨索里尼宣布了皇家学院前30名成员名单。名单里有作曲家、艺术家和剧作家。看起来似乎也可以选定一位物理学家。科尔比诺是最顺理成章的人选，但科尔比诺是参议员，而皇家学院的内部章程规定，参议员不得成为学院成员。洛苏尔多是罗马大学第二位物理教授，他觉得自己会被提名，尤其他还是一名狂热的法西斯信徒。但出乎所有人意料，费米被选中了。入选带来了丰厚薪金，而且这是一个终身职位。因此，费米终于不用担心财务状况了。
科尔比诺肯定是费米得以入选的幕后推手，但墨索里尼肯定也很高兴看到，费米从没表露过任何反法西斯的观点，甚至他都不是猞猁之眼国家科学院的成员。讽刺的是，要不是洛苏尔多所宣称的一次无心之失，费米本来还可以成为猞猁之眼的一员。有一次科尔比诺离开意大利去美国旅行，临走之前请洛苏尔多在他缺席时提名费米。科尔比诺回来时，洛苏尔多声称自己忘了。实情基本可以确定，就是洛苏尔多眼红费米的少年得志，不遗余力要将他排除在科学院之外。到费米被选入皇家学院时，科尔比诺肯定感到很痛快。
为了跟法西斯华而不实的风格保持一致，领袖要求当选院士都购买一身精工细作的制服用于正式集会。这身制服包含斗篷、银质配剑和带羽饰的帽子，出自墨索里尼的创意。领袖设计的这个形象，是要令旁观者印象深刻，并确保院士都对他授予的荣誉感怀在心。但费米生性朴实，穿上这身制服就浑身不自在，因此想方设法不让人看到他穿成这样。
虽说有些场合无法避免，费米却很可能是唯一一个自己开着蛋黄色“标致宝贝”而非坐着有专职司机的豪华轿车去参加集会的院士。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讲的就是他开着“标致宝贝”去参加一个高官云集的政府会议。他开着这辆毫不起眼的小破车，前往有警卫把守的会场入口，向警卫宣称：“我是费米阁下的司机。你要是不让我进去，费米阁下会非常生气的。”费米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强调说，他讲的这两句话都是真的。
费米感到，比浮夸的虚饰更令人不安的，是法西斯主义在院士遴选中横加干预，上下其手。有传言说费代里戈·恩里克斯本来在30名院士的初选名单里，但在最后一刻被选中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数学家。这是因为恩里克斯是犹太人呢，还是因为那个数学家是个法西斯主义者？在授予墨索里尼奖章时的政府干预同样明目张胆。1931年，费米提名三位著名数学家作为备选，但他们恰好都是犹太人，领袖未加考虑，全部驳回。
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墨索里尼受到希特勒影响之前，通常来讲法西斯主义下的反犹太主义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墨索里尼并不讳言自己与玛格丽塔·萨尔法季（Margherita Sarfatti）之间旷日持久的风流韵事，尽管她是犹太人，也是现代艺术的积极推动者。然而，皇家学院从来没有一个犹太院士，这确实不像是纯属巧合。
对犹太人的暗中排斥，可能有部分原因在于意大利政府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和解。二者之间的分裂要追溯到1870年意大利统一时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教皇国战败，罗马被意大利占领。教皇拒绝在外交上承认这个新生的意大利王国，反过来意大利也不承认梵蒂冈。1929年2月，所谓的“合约”也就是《拉特朗协定》解开了这个将近60年的敌对僵局。《协定》围绕这个议题进行磋商，达成了一系列妥协。梵蒂冈得到了一大笔钱，也取得了对意大利婚姻法的控制权。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政府承认天主教为官方宗教，并规定在公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天主教会由此积聚了大量好处。但是当领袖拒绝在教皇面前下跪或亲吻教皇的手，庇护十一世才开始看到伴随好处而来的巨大代价。意大利一旦正式成为天主教国家，就犹太人自身的定义来讲，他们就得边缘化了。
两年后，墨索里尼再次收紧他对意大利的控制。1931年秋天，政府宣布所有意大利的大学教授都必须签署一份忠诚誓约，表明对国王、国家以及法西斯政权的忠心和爱戴。这又一次让犹太人创痛甚深。意大利只有0.1%的人口是犹太人，但大学教授中犹太人占了大约10%。如果只考虑科学、数学和医学领域的学者，犹太教授所占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当时意大利的大学教授超过1250名，但只有十来人拒绝签署誓约，其中就有数学家维多·沃尔泰拉。有些签了字的人为自己辩解说，不签字的话他们的职位会换上法西斯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另一些人则认为，反对这个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内部攻破。也有很多人声称，誓约只是个简单的手续，并不代表什么。
费米没有被要求签署誓约，这是因为他在被提名成为皇家学院院士之后没几天，就加入了法西斯党。虽然成为院士并不要求他入党，但这也是势所必然。费米甚至挺高兴成为党员，因为政治对他来说意义不大，有意义的是物理。只要他能不受过多干扰专心做研究，别的事情他就漠不关心了——其他少年也都是这个态度。
费米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想跟法西斯政权产生冲突，他这种态度挺多人都知道。恩里科·佩尔西科就对此心知肚明。他现在是都灵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由于在传播“量子福音”方面的成功，少年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作“传教士大统领”。他在一封信里建议费米聘请吉安·卡罗·威克（Gian Carlo Wick）担任助手，这是位都灵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22岁，人很聪明。佩尔西科提醒费米注意，威克曾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费米回答说，他对政治观点并无成见，但更喜欢从未公开表达过反法西斯立场的人。
威克并不激进，愿意减少一些政治活动。在1937年当上教授时，他甚至还宣誓忠于法西斯政权。但到了1951年，加利福利亚大学校务委员要求所有教职员工表明自己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威克却拒绝宣誓，还辞去了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职位。虽然事实上，他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者。威克跟一位朋友评论道：“在意大利的时候，我有那么一次仅仅为了生存做过这样的宣誓，至今都悔不当初。”他再也不想把自己置于那样的境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