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如来到傅圣泽位于耶稣会院的房间,为他传递教宗特使的口信:傅圣泽已获得正式许可,能够将他的藏书带到法国。书面同意书将后续补发。潘如在上周也才刚来过,传递教宗特使的命令,要求傅圣泽在抵达巴黎之后前往罗马。到了罗马,他必须觐见教宗,报告传教工作在中国的进展。
潘如亲自前来是一项非常贴心的举动,尤其是广州的街道在近来已变得异常危险。英国船只博尼塔号(Bonitta)的货物管理员斯卡特古德(Scattergood),有一个手下在黄浦岛杀害了一名中国人,结果引发当地居民的报仇呼声。武装的的中国部队在街道上巡逻,洋人人人自危。洋人的仓库和居所都受到监视,斯卡特古德自己也躲藏了起来,这也不能怪他。上次发生类似的事件时,一名与凶杀案完全无关的英国医生就被暴民抓了起来,痛打一顿,然后被丢在被害的中国人尸身旁等死。当地的中国驻军将领已将卡多根号(Cadogan)的五名船员关进牢里,只因他们正好行经码头附近。后来,英国商人集体扬言将彻底中止贸易活动,那五名船员才获得释放。 必须仔细留意中国官方在这些事务上的表现,而且他们采取的措施也可能非常强硬。三名属于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在1710年以模糊不清的罪名被监禁,而且关了十一年,还未放出,从头到尾完全没有提出任何正式控诉。其中一人曾是前教宗特使的传译员,另一人是医生,第三人曾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向皇帝进献酒与药品——仅仅因为这些,他们就遭到了皇帝怀疑,而只能在牢里憔悴度日。
傅圣泽不太了解当前这些骚动,因为他都待在法国耶稣会院和教堂里,借着静修为即将来临的漫长旅程预做准备。 现在,船只已经确定将在1月初离港出发。
身为耶稣会教士,傅圣泽虽然住在中国城东北部的法国耶稣会院,却深深涉入教廷传信部的活动,也与直接受命于教宗的人员密切往来。他与教宗特使嘉乐的接触,以及要求他前往罗马的命令,使他更加觉得自己和其他耶稣会士在学识方面愈来愈疏远,因为他对中国典籍里的宗教意象所抱持的观点并不受他们的认同,而且他们对中国的礼仪抱持己见,不愿相信这些礼仪具有宗教性的本质。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看法使得他们比较容易说服敬拜祖先的中国读书人皈依天主教,但他们采取这种立场其实是刻意违反了教宗的禁令。戈维里神父是广州法国传教团的庶务员,因此是傅圣泽的上司,尽管傅圣泽比他年长三岁。戈维里不时会到傅圣泽的房间与他讨论这些问题,而且他们谈话的时间总是相当长。不过,傅圣泽比较喜欢潘如,他们两人自从6月开始建立的友谊已经愈来愈深厚。 他们喜欢谈论教会里的政治运作、敌视传教活动的当地势力、教宗特使团队面临的问题,以及傅圣泽自己到欧洲之后的发展前景。
在教宗特使的许可令发布之前不久,傅圣泽写了一封冗长的信给戈维里,请求准许他把自己收藏的书本带出北京。此外,他从欧洲邮购的一些书本终于由刚刚抵达的法国船只送到了他手上,他也希望能把这些书一起带走。戈维里在所有权的问题上相当一板一眼,认为许多书籍应该属于中国耶稣会教团的财产,因为他们非常需要一座良好的研究图书馆。他也以安贫誓约告诫傅圣泽,结果傅圣泽激动地反驳道:“我要带走的这些东西是商品吗?这些书本和不符合我身份的华服、财物或奢侈品难道是相同的东西吗?”傅圣泽对于自己即将踏上的漫长旅途极为执迷,一心认为自己必须在船上研读这些书本,才不至于浪费宝贵的时间。他向戈维里表示,他甚至愿意在抵达法国之后就立刻把这些书寄回中国,或者送给法国的耶稣会机构。
戈维里并不总认为傅圣泽的论点具有说服力。他答复道,中国典籍也许可轻易找到替代品,但现在才刚送到的那些昂贵的欧洲书籍呢?薄伽丘的《异教神祇的系谱》(TheGenealogyofthePaganGods)、布拉赫(TychoBrahe)的《天文学》、米兰多拉(PicodellaMirandola)与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的著作、一本希腊字根指南,还有一套十二册的利普修斯(Lipsius)著作,售价二十八法郎,以及一套四册的祈祷书。此外,更有霍夫曼(Hoffman)一套四册的对开本辞典,售价高达惊人的一百二十二法郎。 一方面,傅圣泽希望获得耶稣会的补助;另一方面,他却又想把这些书籍带走。他很难两面的好处都兼得。戈维里的想法正好相反,不但想要傅圣泽支付买书的钱,还要他把这些书留在中国。
教宗特使跳过傅圣泽的上司而准许他带走所有的书籍——至少是已经抵达广州的书籍——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但另一项烦恼却因此而更显迫切:他该上哪儿去找他的中国助手?广州教会那两名中国读书人对于与他同行颇感兴趣,而且他相信他们也一定是理想的选择,因为他们外表优雅又干净,也拥有必要的语言能力。他们甚至能够帮他从事翻译工作,而且不需要他花太多心思督导。如果他们其中一人能在漫长的旅程上陪伴他,他即可维系自己的中文口语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唯有每天练习才能维持水准。不过,这两名中国人却突然不再有兴趣,而且没有明确的原因。傅圣泽于是愈来愈确信是因为戈维里神父从中作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