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公元1600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制度最发达的统一政权。其疆域之广，世界各国均难望其项背，当时俄国才开始形成统一的国家，奥斯曼帝国过度扩张于分散的疆域，印度分别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统治，墨西哥、秘鲁等古文明帝国则毁于疫疾肆虐与西班牙征服者。此时中国人口已逾一亿二千万，远超过欧洲诸国人口的总和。
从京都到布拉格，从德里到巴黎，各国都城都不乏奢华的排场和庄严的仪式，却无一拥有可与北京媲美的宫殿建筑。环以高垣厚墙的紫禁城中，金碧辉煌的琉璃屋瓦和铺着大理石的雄伟庭院，象征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鳞次栉比的宫殿和宝殿皆有雄伟的阶梯与殿门，按几何规则井然排列，与向南延伸出北京的道道拱门分毫不差地排开对齐，向所有朝拜者昭示着万物之通联都体现在了这位被中国人誉为“天子”的人身上。
欧洲各国、印度、日本、俄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此刻无不致力于建构有系统的官僚组织，以便扩张税基，有效统治领土臣民，吸纳农业和贸易资源。然而当时中国已经具备庞大的官僚体系，既受千年文化传统所浸润，也受律令所约束，至少在理论上，这套官僚架构连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问题也能处理。
一部分官僚组织位于北京城内，隶属于皇帝之下，依国家事务性质被区分为“六部”：分掌财政、人事、礼仪祭祀、刑名律法、军机要务以及公共工程。在北京城内还有一批遍览群经的博学硕儒，襄赞皇帝奉行仪典，撰写官方历史，教育皇族子嗣。在戒备森严的深宫大院里，还有为数庞大的内廷人员服侍皇帝个人的需要：宫女与太监、帝王子嗣与照顾他们的嬷嬷、禁卫军、御膳房，还有养马、扫地和挑水的宫人。
明朝将地方行政组织划分为十五个行省（即南、北直隶与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这是中国官僚机器另一个组成部分。大小官职各有所司，其最上层为“省”的三司，下设有“府”的知府及“县”的知县，并在各地设有军站、急递铺、递运所，以及定期向农民征税的粮长。在京城之中与各省，各有一批名为“监察御史”的官吏，负责督察官员的品行。
中国大部分城镇建筑不似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的欧洲以砖石所建。除了少数名刹宝塔之外，中国也没有宏伟的基督教教堂或是伊斯兰教清真寺高耸入云的尖塔。然而这种低伏的建筑形貌并不意味着财力或宗教信仰的阙如。在中国各地都有香火旺盛的佛寺与道观，体察天地生生不息之力，还有祭拜祖先的祠堂与奉拜孔子的孔庙。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是中国伦理体系的奠基者。伊斯兰教清真寺零星分布在华东地区以及西北一带，这些地方是中国回民聚落的区域。中国各地还有若干犹太教会堂，犹太人的后裔在此聚会做礼拜。由基督教衍生的“景教”（Nestorian）抵达中土已历千年，此时还有少数信徒。中国的城市建筑与宗教中心不以气象巍峨为务，并不代表中国人没有民族尊荣感或对宗教抱持冷漠态度，它反映了一个政治事实：中国中央集权的程度甚于各国，宗教也受到皇权的有效节制，朝廷无法容许国有二主，也就不可能出现自主独立的城市。
明朝自公元1368年起一统天下，于今观之，明朝的太平盛世到了17世纪初就已结束，不过1600年前后的文化生活依然斐然耀眼，举世难有其匹。假若我们胪列16世纪末欧洲的非凡之士，也可以轻易在同时期的中国找到足堪比拟的俊彦翘楚。论题材的丰富，中国没有一位作家能与莎士比亚相比，但是在1590年代，汤显祖正在写作隽永慧黠的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刻画家族亲情、社会冲突的戏曲，其内容之细腻、情节布局之复杂，足以与《仲夏夜之梦》或《罗密欧与朱丽叶》相媲美。像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已是西方文化里的经典，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不过在1590年代却出现一部以宗教探寻、神怪冒险为题材的小说《西游记》，深受中国人喜爱。孙悟空是一只通灵的泼猴，帮助唐三藏远赴天竺求取佛经，时至今日，《西游记》仍是民间文化的源泉。即使不做进一步的对比，同一时期中国的随笔作家、思想家、自然主义诗人、山水画家、宗教理论家、历史学家、医学家，也都创造了无数的传世名作，有许多至今仍被视为人类文明的瑰宝。
在这些丰盛的文化遗产之中，或许要属短篇故事作者、通俗小说家的作品最能彰显明代中国社会的活力，因为这类故事小说往往表明新的读者群在市镇地区兴起，民间的读写能力进一步提升，日常生活细节成为人们新的关注点。在一个由男性宰制的社会里，这些故事小说也说明识字的女性越来越多。中国女性读写能力不断提升的深远影响则在晚明学者的著述当中有所提及，这些学者认为教化女性能提振道德伦常，提升教子之方、持家之道，进而净化社会风气。其他学者则反驳道，女性太过独立是有害的，社会和家庭纲常伦理随时会被腐蚀。
另一部经典小说《金瓶梅》便处理了这些议题。这部小说以化名的方式于17世纪初刊刻印行。这部小说叙事细腻，性描写露骨，作者通过描绘故事主角与五房妻妾之间的互动关系，提点出主人公的性格特质（主角的财产一部分得自经商，另外则得自与官府勾结），而他这五位妻妾迥异的个性各自代表不同的人性面向。《金瓶梅》可以当成寓言体的小说来解读，也可以是警世教化，阐释人性的贪婪自私如何摧毁那些原握有幸福良机的人。《金瓶梅》也有写实的一面，勾勒出隐伏在富贵人家里的暗潮汹涌，这在其他作品中并不多见。
小说、绘画、戏剧，再加上记录宫廷生活与官僚运作的官方典籍，在在说明了晚明—对富庶人家来说—的光彩华丽。有钱人家住在热闹的商业城镇，而非乡下，豪门以父系传承为基础，形成盘根错节的氏族或血缘组织。这些血缘组织坐拥庞大土地，所积累的财富足以兴办自己的学堂，在困顿的时候赈济乡民，以及修葺家庭成员祭祖的祠堂。豪宅大院外有高墙环绕，内则陈设艺术名匠的珍奇古玩，这些艺术名匠有时受雇于国家，不过通常是群聚在由行会控制的工坊。彰显女性身姿的刺绣绸缎令富豪巨贾趋之若鹜，能给当时盛行的豪华宴席增辉添彩的幽雅青瓷和白瓷，亦甚受富人青睐。亮可鉴人的漆器、玉饰、细致的窗棂、精巧的象牙雕刻、景泰蓝以及熠熠生辉的紫檀木家具，令这些富豪巨贾的宅邸满室光华。鬼斧神工的木制或石制笔架、价格高昂的纸张、可磨出质佳色黑的墨汁的墨块和砚台，使得文人还未振笔挥毫，书桌就已被营造成了一个充满仪式感和美感的世界。在晚明时期，一个繁富的品鉴制度也环绕艺术精品而出现，富豪新贵觅求品味高尚的艺术商人为他们装点雅致的家居。毫不奇怪，这也滋生了赝品造假的地下系统，瞒骗不知情的人。
除了奢华的室内陈设之外，富贵人家的饮食也十分美味可口：虾仁豆腐、菱角脆皮鸭、蜜饯、清茶、温润的果酒、新鲜的蔬果良品。杯盘之间，谈文论艺，吟诗作对。饭饱之后，酒还未足，这时主人就会从藏品中拿出珍贵卷轴画，宾客之中的骚人墨客，在酒过三巡、酒酣耳热之际当众挥毫泼墨，试图再现古代名家的神韵。
社会与经济品第中的上层是一个饱读诗书的社会群体，在思想上靠一组典籍文字维系在一起，这些典籍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现，可远溯至公元前2世纪中国北方出现统一国家时的早期。教育对女性的裨益尚在学者间争论不休，富家子弟从小就要接受严格的教育，六岁左右就要学习诵念古文。然后他们每天会被送到私塾或在自家先生的指导下读书，背诵、解读、钻研古文，到了二三十岁或许能参加科举考试，从地方上的乡试一直到在北京举行、据称由皇帝亲自监考的殿试，这些考试难度层级递增，一旦登科及第，则可仕途通达，获取丰厚的功名利禄。女性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不过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子往往能随父母或兄长学习吟诗作乐，而青楼歌妓也大多通文墨，能解音律，对于读过书的狎客而言，这样的歌妓更具风情魅力。来自精英家庭的女性还可以挑选自己的闺塾师，和其他女性通信、赋诗、互相拜访（通常是远距离的），参加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中国在10世纪的宋代即已发展出活字印刷术，私人藏书蔚为风尚，哲学、诗歌、历史、道德训诫作品俯拾即是，不足为奇。
纵使部分卫道之士不齿，娱乐大众的通俗作品在16世纪末的中国民间依旧十分盛行，达致一种丰富精妙的文化融合。城市居民玩赏着迥异于市井喧哗的静谧自然新风光，并在诠释人世的艺术作品之中找到一种秩序感。这种怡然自得的情愫，在戏曲家汤显祖于1598年的作品《牡丹亭》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汤显祖借着剧中学者兼太守的杜宝之口说出他心中的话。杜宝因地方政务顺利推展而心喜：
山色好，
讼庭稀，
朝看飞鸟暮飞回，
印床花落帘垂地。
一旦卸下缠身的政务，忘却案牍之劳形，自然世界纯粹就只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感知对象，而这种平和有序之感反过来又激起一种呼应天地万物的美感：
红杏深花，
菖蒲浅芽，
春时渐暖年华，
竹篱茅舍酒旗儿叉，
雨过炊烟一缕斜。 1
如此良辰好景，对许多人而言，也的确是一个光辉时代。只要国家的边防平靖，只要政务能顺利推动，只要农民辛勤耕耘，百工各尽其分，明朝的太平盛世或许便可万代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