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明朝似乎正是国力鼎盛之时，其文化与艺术成就璀璨夺目，城市与商业生活繁荣富庶，中国人在印刷技艺与丝绸、瓷器的制造能力，令当时欧洲人望尘莫及。不过，即便人们习惯性地把这一时期视为“现代欧洲”崛起的年代，却不太能说现代中国也发轫于此。正当西方世界竞相纵横大海、拓展世界的知识视野之际，明朝统治者不仅严令禁止海外探险，阻绝了可能因此获得的知识，还采取一连串自毁长城的行政措施，结果不到五十年，明朝即在战火中覆亡了。

晚明国家与经济结构组织的涣散，业已开始在各个层面浮现。财政收入锐减，朝廷无法如期发出军饷；士兵的逃逸使虎视眈眈的北方部族得以乘机进犯；欧洲白银的流入对中国造成超乎预料的经济压力；官仓监管不善，天灾四起，导致农村人口普遍营养不良，疫疠丛生；叛民蜂起，聚而为寇，只为了苟活于乱世。到了1644年，所有这些不利因素纷纷汇聚成流，明思宗在四面楚歌中自缢身亡。

在动荡之中重建社会秩序者，既不是揭竿而起的农民，亦非已经对明朝离心离德的士绅官吏，而是突破北方边防，自称“满洲人”的女真部落。满人的胜利得力于其组织结构，早在伺机入主中原之前，他们就已成功地打造出一套军事与行政建制，官僚机器的核心也告形成。随着这些制度的建立，以及大批归降、被俘的明朝人权充满人的谋士、士兵、匠人及农人，满人遂于1644年乘机进犯中原。

成千上万军队的转战运动，一如满人当时所感受到的，让我们见识到中国江山的百般风貌。四处叛乱的农民，以及明朝的残余势力，各自据地以抵抗满人的扫掠。满人自北南下、由东向西的征服模式，主要是依循中国山川的地理形貌，同时将各区域的政治与经济地缘中心融入新的国家结构之中。

意欲征服像中国这般幅员广阔的国家，满人势必要把成千上万的汉人支持者纳入其官僚体系，倚赖汉族的管理人才，使其听从满人的号令来统理国家。少数明室的后裔犹作困兽顽斗之时，大部分的汉人已能够接纳新的统治者，因为满人大致承诺维护中国传统观念与社会结构。清军的入关就算掀起社会的沸腾动荡，也是为期甚短，满人所建立的清王朝屹立不摇，统治中国迄至1912年。

不仅清朝，对历代各朝或后继者而言，统一中国需要各种相应的军事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手段的配套。清朝皇图霸业奠于康熙皇帝之手。康熙一朝从1661至1722年，在位期间依次完成了中国南、东、北、西北疆域的防御工事，同时进一步强化入关前满人所施行的统治机制。康熙特别着力维护科考制度，凭仗着可靠又秘密的驿递讯息，疏通了朝廷的耳目渠道，同时又以朝廷之力，笼络那些可能心怀二志的知识分子。康熙皇帝还设法化解了潜隐在官僚体系甚至广大社会之中的满汉族群的紧张关系。不过，康熙在经济方面的建树就略显逊色。康熙一朝虽然商业兴盛、农业富饶，但未有效课税，终大清王朝，此一弊端始终相随。

康熙之子敏于修补康熙遗留的积弊，特别致力于改革税制、组织文化生活、消弭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强化中央官僚体系。然而中国总人口数在18世纪后半叶急遽膨胀，土地分配压力随之而来，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庙堂风尚开始隳坏堕落。官吏颟顸昏聩，贪污腐化成风，削弱了朝廷的反应能力，致使清廷对国内问题避之不及，遑论解决。在对外政策方面亦然，气势汹汹的西方商人远渡重洋抵达中国沿海口岸，不断挑战清廷加诸他们身上的种种束缚，清廷的涉外机构面临新挑战，清廷在这方面也是迟钝无方。在灵活适应方面的无能，为日后19世纪的一连串浩劫埋下了祸因。18世纪曾经一度迷恋中国文明的西方作家、政治哲学家，现在开始细察中国的积弱，认为中国人若无法适应世界丛林的生活，则有朝一日，中国必定覆亡。 i3rIaRWxxWs0kp+yMh06Qb4u0RJQetpW1NRoQPHosgtF6LbsAqDpBDlPpKUN1Z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