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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追寻现代中国》的数年里，我欠下了数不清的人情债。我最为感激的，是诺顿出版社的编辑Steven Forman，在整个学术生涯里他始终是我的好伙伴，对我好言相劝，给我忠告，为我打气，在必要时还婉言“胁迫”。他不只在每个阶段都细细阅读了我的草稿，其速度之快、阅读之彻底让人难以置信，他还在图片挑选及其文字说明、地图、授权事宜，以及版面布局和设计诸多细节活儿上花了工夫。对于每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Steven总是不忘言谢，在此我也一样，向他们一一表示感激：布置插图的Rachel Lee，认真负责艺术设计的Robberta Flechner，艰苦审稿的Carol Flechner，帮助我处理中文手稿信笺的王连武（音译），制作了漂亮简洁的地图的David Lindroth，设计感堪称完美的Antonina Krass和Hugh O'Neil，还有高效整合所有工作的Roy Tedoff。
在图像、插图方面，我得到了一些人的热情帮助，包括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Caron Smith、Maxwell Hearn、James C.Y. Watt，收藏家安思远（Robert Ellsworth），摄影师Shin Hada，杭州潘天寿博物馆的潘公凯，国际艺术协会的Charles Moyer，华美协进社的Nancy Jervis。画家梁民伟（音译）为扉页、护封和印章设计了各式各样的书法形式。记者石志民提供了自己拍摄的照片。金安平帮助我处理一些文本问题，包括儒家文献等。罗芙芸（Ruth Rogaski）为书后的术语表耗费了不少心血，郑培凯和李文玺（Michael Lestz）则提供了一些珍贵的材料（他们当时正在编写另一本配套的史料选辑）。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的Herbert Behrstock，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计划纽约代表处的Leon Segal，两位都提供了有用的材料和信息。还有四位富有耐心和身姿优雅的打字员，Karin Weng、Elna Godburn、Ethel Himberg和Florence Thomas，她们常常得对付我潦草费解的手稿，特别是Florence，在过去的日子里，对于我反复出现的个人危机，她总是引以为己事，热心帮助。
那些阅读我草稿的评审委员（outside readers）对我的帮助也弥足珍贵，没有他们的批评和建议，本书会薄弱许多。在此，我要真心谢谢柯博文（Parks Coble，内布拉斯加州大学）、邓尔麟（JerryDennerline，阿默斯特学院）、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俄勒冈州大学）、高慕柯（Michael Gasster，罗格斯大学）、盖博坚（KentGuy，华盛顿大学）、黄宗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柯伟林（WilliamKirby，华盛顿大学）、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密歇根大学）、黎安友（Andrew Nathan）、Lucia Pierce（弗利尔美术馆）、舒衡哲（Vera Schwarcz，卫斯理大学）、John Bryan Starr（耶鲁大学）、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卫思韩（John Wills，南加州大学）。还有一些精明而谨慎的评审委员，尽管他们保持匿名，我对他们也一并表示感激。不过，由于上述学者仅读了我部分草稿，而我不总是同意他们的评价（或许有时是我误读了），因此我得声明一下，我对本书的错漏负有全部责任。其他几个朋友，还有以前的学生也抽空通读了我的草稿，跟我交流了想法，他们是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及其四位学生〔郭碧兰（Victoria Caplan）、Patrick Cheng、Gabrielle Shek、Anna Wyman〕、高家龙（Sherman Cochran）、韩书瑞（Susan Naquin）、欧中坦（Jonathan Ocko）、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再说开一点，我还得感激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所有学者，他们给予我的惠泽之多，他们的工作对改变我们关于中国史的认识所起作用之大，希望书后的延伸阅读书目能显示出来。
本书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写成，一是耶鲁大学的跨校园图书馆，一是在纽黑文华尔街的那不勒斯比萨店。我要谢谢这两家出色的机构或企业，正是在这两个“互补”的世界里，我反复求索，尔后执笔书写，记录下中国过去四百年的历史。
史景迁
那不勒斯比萨店、跨校园图书馆
1989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