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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影响（至少是外国技术的某些成分）在清初已愈加随处可见。即使对外国风土民情既不了解亦无兴趣的人，其生活也可能会急剧转变。例如，孔尚任早在写《桃花扇》之前，视力就已开始慢慢衰退。他曾以诗来描述他如何重拾文人生活，字里行间满溢欣喜之情：
西洋白玻璃，
市自香山墺。
制镜大如钱，
秋水涵双窍。
蔽目目转明，
能察毫末妙。
暗窗细读书，
犹如在年少。 5
孔尚任重获良好视力，经澳门进口的欧洲技术功不可没，也多亏了朝廷并未下令摧毁这座葡萄牙人的基地。1660年代，作为压制台湾战略“迁海令”的一环，朝廷下旨命水师封锁澳门，所有居民悉数撤离，严禁葡萄牙船只进出，并威胁要将其建筑夷为平地。但是，鉴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地方官员并未贯彻朝廷的旨令。后来，外交使节多次觐见，加上京城耶稣会士（又重获偏爱）的支持，以及1678年呈献的一只非洲狮子—这让康熙龙颜大悦—葡萄牙人终于说服朝廷让他们继续保有澳门，作为其在东亚从事贸易活动的基地。
不过类似的宽待并没有惠及俄罗斯人。晚明官员与顺治皇帝的阁臣都注意到了俄国猎人与移民迁入东北边境地带的情况有所蔓延。一个俄国使团曾与朝廷交涉，希望允许俄国定期派遣贸易商队到中国，不过康熙虑及此举可能会让俄国影响到边境部落对朝廷的忠诚，曾一度试图将数个边境部落南移，迁离边界，建立一块无人缓冲地带以使中俄隔绝。这样的设想或许是模仿打击郑氏时所采取的迁海政策，不过终因耗费过巨且不切实际而作罢。
事实上，康熙已经筹备多年，准备对俄罗斯人在黑龙江流域的雅克萨城（Albazin）发动攻势。如前所述，台湾在1683年归降之后，部分残余的郑家军被送往北方，参与攻俄战事。郑家军的海战战术对康熙十分有价值，因为他需要利用水师巡弋北方河道。南方战事告捷后，康熙下令集中兵力攻击雅克萨城，经过一番激战，雅克萨在1685年被清军攻陷。康熙下令撤兵，放弃雅克萨城—实际上只是一个比较大点的围场—但不知何故，清军的指挥将领并未奉命焚毁俄国移民在此地种植的大批农作物。结果，在冬季来临之前，位于石勒喀河西岸的俄国第二大贸易基地尼布楚的驻军将领，派人抢收了这些农作物，重新占领了雅克萨城。
康熙闻讯大怒，遂于1686年二度下令攻击雅克萨城，但遭到俄人更加顽强的抵抗。不过，面对清军的坚决抗击，俄国的统治者担心自己没能力守住这片庞大的区域，于是决心求和。双方通过精通拉丁文与满文的耶稣会士居间翻译，于1689年在尼布楚会面，并敲定了一份协议。就其长远的效果来看，《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条约之一，该条约所划定的疆界实质上与今日无异。在最富争议的区域，两国边界定在格尔必齐河与额尔古纳河
。俄国放弃雅克萨城并将之焚毁，整个黑龙江流域地区归大清所有，两国的逃亡者被各自遣回，双方互市贸易亦被允许，但是进行贸易的商人必须持有清廷核发的有效文件。
通过武力征战，台湾被划归为清朝疆域的一部分。澳门的葡萄牙人受到宽大对待，不受条约限制，可以维持原有的半独立状态。不过就俄国的例子而言，中俄双方却以一种主权对等国家的地位签订了条约。清廷这种做法虽然背离了传统中国一贯的对外模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清朝开国以来，朝廷对待俄国的事务并不是交由职司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这类纳贡国关系的礼部负责，而是责成特别的衙署—理藩院—来处理。理藩院由皇太极所设立，本来是为了处理与蒙古人进行外交与商业往来时所滋生的问题。将涉俄事务委交理藩院，象征朝廷其实暗中承认了这是特殊个案，对于涉及远北边界的纠纷，必须以不同于对待东南沿海的方式来处理。
大清与俄国签订条约的动因，主要是考虑了西部准噶尔部落带来的威胁：清廷生怕俄国人会与这些强悍的游牧战士结盟。他们笃信西藏的达赖喇嘛（视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并形成很强的凝聚力，其领导者噶尔丹又为一代豪杰，率领准噶尔部落在今日蒙古国和青海人烟罕见的地区恣意徙牧，不受羁束。到了1670年代末，噶尔丹依次占领喀什噶尔、哈密、吐鲁番，统治了这些城市的广大回族居民，并控制了旅行商队往来中国与地中海之间的通衢。与噶尔丹交恶的当地部落被打败后纷纷东逃，逼近大清西部的甘肃省。这些兵士的大举迁徙令康熙惶惶不安，唯恐俄国与准噶尔部落结盟。
然而结盟一事并未成真，在《尼布楚条约》顺利签订之后，康熙派（他的兄弟率领）军队进攻噶尔丹。在与噶尔丹及一些其他东部的敌对部落长年征战无果之后，康熙决定御驾亲征，而他之所以敢冒这个险，可能是认为此前击败俄国归功于他亲自谋划，而非委以将领。清军粮食辎重补给得宜，约八万大军兵分三路向西挺进。康熙率领的部队横跨戈壁沙漠，将噶尔丹追逼到克鲁伦河北部，噶尔丹被围困，并在1696年的昭莫多一役中被打败。次年，在追随者纷纷弃他而去之后，噶尔丹去世。
成功平定准噶尔标志着康熙皇帝亲政以来的全盛阶段。此时已四十二岁的康熙，十分享受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兴奋与濒临危险的刺激快感。战事结束后，康熙即刻修书给北京朝中的一位宠臣（ 敬事 房总管顾问行 ），信中提及朗朗晴空、美味珍馐、瑰丽奇景，无不令康熙感到愉悦。“今噶尔丹已死，其下人等俱来归顺，”1697年春天，这位皇帝在信中写道，“朕之大事毕矣……蒙天地宗庙默佑成功，朕一生可谓乐矣，可谓致矣，可谓尽矣。朕不日到宫，另为口传，今笔墨难尽，书其大概而已。” 6
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每一次解决总是会带来新问题。该区域的权力斗争并未因噶尔丹的死而有所缓解。随着达赖喇嘛遭害、其继任人又被不当推选出，康熙发现自己牵扯进准噶尔各部大汗间的复杂斗争中。不过，这也让康熙得以以匡扶正义为名出兵西藏（犹如1644年清兵入关的借口）。他下旨兵分两路，分别取道青海湖和四川进入西藏。1720年秋天，这两支军队在西藏首府拉萨会合，忠于清廷的达赖喇嘛即位。从此以后，清朝开始对西藏政治进行军事干预。
约在同时，由于台湾岛上生活动荡，加上清廷治理无方，福建人朱一贵—他是个随官员抵达台湾的奴仆—与大约五十名歃血为盟的弟兄举旗造反。时代的动荡不安，再加上他的“朱”姓是明室国姓，朱一贵吸引了上百名追随者，并一度占领县治，在台湾自立为王。不过这个政权只维持了两个月，朱一贵最终被水师提督施琅的儿子掳获，而三十八年前率先攻占台湾的，正是施琅。
尽管清廷无法彻底解决造成地方骚乱的某些基本问题，但他们能迅速、高效地应对两次边境危机。1722年，康熙驾崩，而西藏、台湾两次战役也到达了清朝向西南和东方延展的极限。有了《尼布楚条约》的有力保障，其祖先故地满洲更为安全，此时清朝的势力之深之广，在古代中国的辉煌历史上，仅有少数统治者能与之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