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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巩固政权之初，各经济与社会集团相互对峙的事件时有发生。前文曾概述李自成向世人宣称救民于涂炭，以及李自成与张献忠二人如何憎恨缙绅与官员而将之杀害。1644年明思宗自缢的消息传来，藏在汉人心中的深重敌意一下子演变为各种事端：农民杀害地主，劫掠或烧毁巨富之室，镇民反抗地方胥吏，或公开与乡村的农民团练作战。有些豪门巨室所雇用的契工集体暴动，杀害主人，抢夺主人的财产，鱼肉乡里。贫穷士兵也起兵叛乱。渔民则加入海寇的行列，侵扰沿海。李自成等义军将领兵败被杀之后，各处仍爆发零星的农民起义，终顺治一朝，社会的动荡与骚乱不断。其间还有女性率领士卒而名噪一时，也有下属不从上司号令，坚持采取抵抗政策，最后全镇遭劫。
然而，阶级战争的观点，预设了某一层次的经济凝聚力和个人对其社会角色的自觉意识，而这在当时的中国似乎并不存在。人们可以在某一事件中发现社会矛盾，也同样可以从中找出超出此范围之外的别的东西。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即有几名出身名门的儒生。在富有的地主与农民起义军的斗争之中，农民可能自己组成民团来保护地主。逃到山区的儒士，利用当地村民的力量来建构防卫网络，以阻挠清军的攻势。逃亡的明室诸王，受到邻近东部沿海地区崇山峻岭中贫困百姓的帮助。县民则会保护他们的县官。满人占据某些明室王孙贵胄的封地之后，会把土地授予在此耕种过的佃农，给予他们过去从来不敢奢望的经济前景。在女将这方面，情况同样复杂。有一位女将叫秦良玉，是西部的四川省某个土司的妻子，她在父亲的教导下能文能武，丈夫去世后，带领着川军一路打到北京，抗击满人，随后还与义军首领张献忠作战。她的儿媳也是一位女将，在河南血洒沙场。晚年时，秦良玉被流亡的桂王
封为“忠贞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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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所见，阶级界线在17世纪的中国是难以被明确划定的。西方人对“阶级”概念的历史意识，大都得自对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的研究，这种转变是城市资产阶级通过暴力与代议制度，逐渐从顽固的贵族手中夺取权力。但中国社会里，阶级界线却模糊难辨、纠缠不清，着实令人困惑。
在明清两代，也没有西方式的贵族。一旦王朝覆亡，即使贵为帝王子孙，尊衔与地位也不复存在。所以在明朝，皇族皆享有尊衔，在封地上过着奢华的生活，如福王与桂王，而前朝元代（1271—1368）的皇族后裔就无法与之并存。同理，在1644年之后，曾经的明朝贵族也无法保留下来。满人自有贵族世系，或是努尔哈赤的后人，或是功勋显赫的武将，或是清朝龙兴之初即归顺的汉族将领。清朝的贵族系谱有其巧妙之处，贵族分为九级，拥有爵位者一死，家族品第即下降一等：据此，第三等贵族的后代可能降为第四等，下一代又降到第五等。除非有彪炳功绩，蒙圣眷擢升，否则贵族家庭最后也会沦为寻常百姓。
虽然无法从贵族的血缘或是明确的经济地位来界定，但中国还是存在一个“上层阶级”，而满人在征服中原之初也选择保留这个既成体系。上层阶级的形成要素有四：财产、家族、教育、官僚地位。最有价值的财产仍然是耕地，不过清代的上流家庭可能还拥有大量的银锭（银锭是官定的通货）、浩繁的藏书、古董字画、玉器、瓷器、绢帛、豪宅大院、田产，或者典当、药铺等商业企业的产权。
宗族制度有时也被称为氏族或同宗群体，它将宗族势力扩展成一种互为奥援的关系网络。一定数量的财产会被集中起来经营，以家族田产的形式传给后代，由此带来的收益将用来支付祠堂或祖坟的修葺以及家族私塾先生的酬劳。权贵家族之间的通婚更是要由双方父母细致协商。从现存巨细靡遗的族谱中，便可以窥知这套制度被维系、管理得多么认真。
教育的角色在中国举足轻重，肇因权力和功名与跻身仕途紧密关联，而通向官僚体系的大门，又基本上被竞争激烈的国考完全把持着。天下太平之时，没有几个人能凭战功出将入相，靠金钱流通或是攀附王公贵胄做上大官的就更少了。清朝延续明代的科考取士，不过想要考试及第却是困难重重，因为考生必须背诵、研读指定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论述，以及被官方批准的经典注疏。这些科目都是以文言文应试，在语法和结构上都与日常用语迥异。所以如果某个家庭有财力让子弟追随科举及第的名师学习，或拥有私塾以延聘社会地位相当的私人教师，那么不言而喻，这家人的子嗣就更有机会通过考试，在官场平步青云。就算没能当上高官，科考及第也至少可以免除他们的徭役，在大堂上免受杖刑。
无论在朋党相争的朝廷，还是在饱受盗匪与兵燹威胁的农村，为官都有危险，但是，浮沉官场数年下来所获得的薪俸、津贴、特别规费，甚或不法贿赂，都抵得上进入官僚体系所花的成本，还有可观的余钱可以投资地产，教育子女。不唯如此，当这些官员致仕还乡、颐享天年时，先前的官场资历还可以让他们与遇到的地方官平起平坐，得到他们的保护。
这类上层阶级的财富大都得自土地，所以难免会与佃农发生摩擦。明朝的官员察觉到，如果地租过高，佃农就可能抗租，或是武装抗击地主。假若地主收回田地，佃农就可能沦为绿林盗匪或变成其他社会暴力团伙。不过在17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单纯的地主—佃农的阶级斗争，因为在土地上耕作的人来自各种各样的社会阶层。在1640年代，每一次的“农民”武装反抗“士绅”的动乱的原因，均须根据当地的经济活动以及人际关系细致推敲。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追根究底，是源于四处弥漫的挫折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求，而非无地者与地主之间的敌对。
然而，在这段过渡时期，社会与经济关系还是发生了一些深远的变迁。摄政大臣鳌拜或许能威吓胁迫江苏的地方士绅按时征纳赋税，但满人没能成功对汉族富室的田产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查。本来，单凭这次调查就足以让满人建立一套公平的地税制度。这项工程异常艰巨，其矛盾之处在于，它必须仰仗熟知地方情况的当地汉人去执行。地主百般推诿，抱怨费钱耗时，硬是不让丈量田产的工作进行。地税制度的改革政策无法贯彻，那些有能力于乱世蓄积土地的家族，在承平时代积累了更为庞大的田产。
某些当代中国史学家论称，基本上，满洲征服者与汉族上层阶级结盟，导致农村地区的“封建关系”持续不坠，并抑制了城市中发展起来的潜在“资本主义萌芽”。这点很难证实。虽然满人的政策确实让某些家族更富有，不过仍有许多汉人士绅在思想上延续了晚明东林党人的改革主张，抗议满人的这类政策，试图在职权所辖的地方实行公平的税赋制度，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阶级利益。这些士绅最初之所以失败，究其缘由，是因为1644年之后的北京当局已无他们的友人，这些友人许多在1645年亡故。不过到了18世纪，有些建议已实行，只是功劳并没有记在他们身上。
抗清活动主要是出自意识形态。居长江下游，富庶丰饶、士大夫云集的江苏省尤其如此，抗清运动的领导者有时动员起地方上的农民、乡民做后盾。换言之，魅力无穷的上层阶级领袖以民族大义跨越了阶级的鸿沟。在许多事件中，剃发令是江南反清的一帖催化剂，同时部分文人仍不忘前明，即使以身相殉也在所不惜：服务和报效理想朝代的精神特质已根深蒂固，使他们能无视历代在位者的积弊陋习，并将贫民和富人团结在了一起—即便这种团结一闪即逝。甚至浪漫爱情的概念都被一些文人用来隐喻他们这种献身精神：对于被推翻的明朝的爱，就如出身高贵的青年才子对梦中情人的爱一样，在某些情况下，年轻眷侣甚至将比喻变为现实，或是拿起武器加入无望的排满运动，或是自杀殉国。假使满人意欲彻底巩固政权，就必须杜绝这类思潮，然而也正因为满人在1660年代实行强硬的排汉政策，再次激发了这类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