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晚明文化与经济生活的金玉外表之下，社会结构的衰败已经出现了危险的苗头。部分祸端起于庙堂之上。自1572年至1620年长期在位的明神宗万历皇帝，即位之初在一群贤能大臣辅佐下，是一个勤于政事的年轻统治者。但自1580年代以后，神宗开始越来越多地深居紫禁城内。神宗为了立储一事而与朝中大臣争论不休，又因朝廷过度保护，无法巡幸四方和亲校大军，深感受挫，对于老臣在庙堂之上不休的口舌之辩也渐渐不耐，于是连续多年不上朝，也不再研习儒家经史，不批奏章，甚至连朝中要员出缺也不增补。
神宗不闻朝政，结果大权旁落到本是负责监管皇宫日常事务的宦官们手中。中国内廷启用宦官的历史超过两千年，但是明代任用宦官之多，却是历朝仅见，至万历时，京城里的宦官已逾万名。因为皇帝一直躲在除了皇族和随从外无人能进出的紫禁城里，所以宦官就成为官场与皇宫内院的重要联系渠道。朝中大臣若有政事要奏，就得说服宦官代为传递讯息。宦官自然会向大臣索求回报，于是没过多久，一些权势大的宦官就成了野心勃勃的大臣百般奉承和贿赂的对象。
到了1590年代，许多宦官结为阉党，开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起主角，其权势随着神宗派遣他们分赴各省收税而渐次高涨。宦官行事专横乖张，经常恐吓勒索地方的豪门巨富，并指挥精锐厂卫贯彻其意志，搜捕刑拷或杀害政敌。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宦官魏忠贤，此人因负责照料神宗皇子之嫔妃的饮食而乘机崛起，后来到了1620年代神宗长孙即位时，魏忠贤已是独揽大权，权倾朝野。魏忠贤在权力顶峰时，还曾命人修史（ 《三朝要典》 ），诋毁政敌，还下令全国各地修建生祠为他歌功颂德。
尽管批评皇帝、针砭权臣的行为十分危险，但还是有不少忠臣硕儒对朝纲的隳堕感到忧心。学者开始从理论方面来探索朝政败坏的根由：许多学者认为，朝纲不振源自道德沦丧、教育制度的缺陷以及恣意妄为的个人主义。在许多批评者看来，明初思想家王阳明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王阳明在其学说中揭示，伦理认知的关键深植在道德本性之中，因此，通过“良知”，任何人都有能力理解存在的意义。诚如王阳明在与友人信中所言：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 4
他还说：“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王阳明也主张知行合一，但他某些较为极端的弟子在传授与践履其思想时，把他的学说发展成违逆世俗的行径，拒斥常规的教育形式，呼吁新的平等主义。
为了抗拒这股思潮，一些恪守儒家道德思想的学者在16世纪末结成党社。他们准备科举考试，听取道德讲学，随后他们的激辩不可避免地从伦理的范畴旁及政治，而这些政治讨论让他们兴起了政治改革之念。其中最著名的东林党于1604年成立，活跃于江苏无锡，到了1611年，已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东林党人动用了所有力量，除掉在京城居高位的腐败官员。1620年，神宗驾崩，东林党人地位骤升，应诏入朝，辅佐神宗的儿子和孙子。他们被委以重任，实践儒家的道德教化，巩固国家边防，整饬国内经济。不过，东林党人无休止的道德训诫，却也令新皇帝不胜其烦：一位东林党人的领袖批驳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为了报复，魏当朝命人将一名重臣杖毙，但并未遭到皇帝的斥责。
魏忠贤因皇帝默许而更加有恃无恐，于1624年至1627年间，与朝中阉党以恐怖手段剪除东林党人，许多人因此丧命或被逼自尽。魏忠贤最后虽被放逐，并于1627年自尽，但朝廷威信已被严重挫伤，埋下无法挽回的祸害。一位东林党人的领袖（ 高攀龙 ），听闻将受缇骑缉拿，自知在劫难逃，便给友人写了一封诀别信：“臣虽削籍，旧属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矣。” 5
学术与政治上的沸沸扬扬，使外交与经济的沉疴更加恶化。中国在16世纪面临数次外在威胁，尤其是蒙古游牧民族的威胁，蒙古人把马群、羊群驱赶至北京北边与西北边的草原放牧；东南沿海则有倭寇侵扰。明朝开国之初，朝廷曾以互市和外交手段成功安抚蒙古部落，现在蒙古的武力频繁侵扰边境。有一次，他们曾俘虏了一位御驾亲征的皇帝；在另一次战役中，蒙古铁骑又几乎兵临北京城下。16世纪末，朝廷勤修长城要塞，加强北境驻军的防卫力量，不过似乎唯有定期“封贡”才能节制蒙古人。东南沿海的城镇饱受倭寇骚扰，人数有时达百人之多，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的亡命之徒，甚至还夹杂一些从葡萄牙控制的澳门逃脱的黑奴。这群海寇肆意掠夺沿海，劫持百姓勒索赎金。
沿海倭寇的势力到1570年代已被遏制，但日本的军力却日益壮盛，及至1590年代，日本举兵进犯朝鲜，战况惨烈。由于明朝视朝鲜为忠诚可靠的同盟，应不计后果予以保护，于是便派兵支援焦头烂额的朝鲜。若非日本内部局势生变，复以朝鲜水师有效切断日军的供输线，逼使日本军队于1598年从朝鲜半岛退兵，三方均可能会在这场战争中付出惨痛的代价。
澳门也是中国面对的新问题。澳门位于广州西南方一个半岛的末端，1550年代在中国的默许下，被葡萄牙人占领。到了1600年代，朝廷下令严禁商人与敌对的日本进行贸易，葡萄牙乘虚而入，成为中日两国贸易的媒介。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绸，将之装船运往日本，交换日本开采的白银。白银的价值在中国要比日本高，于是葡萄牙人又将白银运回中国，再购买更多的丝绸。葡萄牙人将白银源源不断地带入中国，只是16世纪整个白银流通网络的一个部分，而这场大流通对世界各地的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
墨西哥与秘鲁银矿储量极丰，是全球白银流通网络的主要来源，而墨西哥、秘鲁的采矿权须得西班牙特许。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建立新据点之后，美洲的白银在1570年代始源源流入中国。由于迫切想在这股白银供给中获利，几千名中国商人开始聚集到马尼拉，贩卖中国的布匹、丝绸，加速白银流入中国。随着白银的流通范围扩大，商业活动也随之迅速拓展，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加入这场利润丰厚的对华贸易中，万历皇帝国库中的白银存量激增。然而，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也带来新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以及若干城市畸形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传统的经济模式。晚明曾试图稳定货币，但并不成功。
1620年，万历皇帝的统治随着他的驾崩结束了，但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荣景就已开始凋零。过去明朝昌盛的商业，曾经促成奢华商品在全国各地流通，催生了一种银行系统的雏形，它以银票汇兑为基础，颇有成效，如今由于朝廷军事挫败，这种银行系统备受牵累。朝廷以农立国，但其商业活动却从未得到有效征税，极易被各省的腐败宦官及其党羽勒索敲诈、横征暴敛。朝廷治理洪水无方，赈济灾荒无能，进一步加重了地方上的危机，反过来又使得朝廷无法征收到足够的税赋。
万历皇帝与几位后继者在位期间，农民的处境更是艰困。信奉新教的荷兰、英国劫掠者打击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贾，扩展了荷、英的贸易版图，国际贸易模式因之丕变，导致流入中国的白银大幅滑落，民间因而开始囤积白银，铜银的兑换比例陡然下降。1630年代，一千枚铜钱约可兑换一盎司白银，到1640年，一千枚铜钱仅能兑换到半盎司白银，而到了1643年，一千枚铜钱仅能换得三分之一盎司白银。这对农民是一大噩耗，因为地方交易是以铜钱计价，但却须以白银向官府缴纳税赋。 6
饥荒遂成常态，尤以华北为最，罕见的干旱与低温天气，致使农作物生长季节缩短两周（此段时间又被称为17世纪的“小冰河时期”，世界各国的农耕地带在此时都受到气候异常的影响）。天灾频繁，赋税加重，再加上兵丁征补与逃兵的恶性循环，慈善救济机制的迟滞，大型水利灌溉设施年久失修，防洪计划付之阙如，朝廷所承受的压力以及接踵而至的紧张局势可想而知。情势很快便不言自明，无论是朝廷还是京城、外省的官员，似乎既无能力，也无资源和意愿去力挽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