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六岁起，我就开始担心父母的死亡。死亡之不可避免是我凭着自己发现的关于世界的最早认识之一。没有人向我说过这事，但是迹象却如此明显。

每次上床睡觉，我都担心父母中的一人或两人在夜间死去，这恐惧攫住了我，用爪子掐着我的脖子——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和成百上千万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恐惧，我以为，不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心理气氛，而是夜晚本身的缘故。可是，我总不能直截了当地说：“今晚你不会死的，对吗？”（祖母去世的时候，人们告诉我她要休息一会儿，或者——像我那直言不讳的叔叔说的——她离开我们了。）我没法说出我真正想问的问题，于是，为了消除恐惧，我发明了一个委婉的说法——就像在我之前的无数孩子一样——“明早再见！”听到这话，来到卧室为我关灯的父亲或母亲就会回答说：“明早再见，约翰。”

脚步声渐渐远去，我把脑袋埋在枕头里，一刻也不敢抬起来，只觉得唯有如此才能把父母刚刚说的那句话的余音留住，囚禁在我的枕头和我的耳朵之间，就像在退潮后的岩缝中捕获的一条鱼。这句话给了我一个隐约的保证，同时也帮助我抵御着黑暗。有了这个保证，我就（还）不是孤零零一个人。

现在，我不再那么害怕黑暗了。父亲已经去世十年。母亲也在一个月前以九十三岁的高龄离开人世。这是写作一部自传的天赐良机。我对自己一生的叙述不会再伤害到他们。这书若完成了，摆在那里，也就有点像我的父母似的。自传始于一种孤独感。它是孤苦伶仃的文学体裁。不过我却不想这么做。对于自己的过去，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时刻。那些瞬间——若是叙述得够好的话——可以融入无数其他人的生活，虽然就个人而言，我并不认识他们。

六个星期前，母亲要求我过来看看她，她说，这大概是最后一面了。几天后，在我生日的那天早晨，她觉得她就要死了。她对我哥哥说，把窗帘拉开，我想看看窗外的树林。事实上，她是在下个星期辞世的。

小时候过生日，送给我令人难忘的礼物的是父亲而不是母亲。她太节俭了。只有在饭桌上她才是慷慨的。不管什么人到访，她都要准备丰盛的食物招待他们：购买、打理、烹饪。其他时候，她可会精打细算了。而且她也从不解释。她守口如瓶，把什么事都藏在心里。不是因为她喜欢这样，而是因为她觉得这个世界是吝啬的，不会原谅随心所欲的挥霍。我必须解释一下。她并不是认为生活是吝啬的——相反它是慷慨的——但她从儿童时代起就了解生活的艰辛。她和堂吉诃德式的作风正好相反——她并非生来就是一个骑士，她的父亲也只是朗伯斯区的一个仓库工头。她噘着嘴唇，眉毛拧成一团，盘算着、思索着，下定一个无言的决心。她从不希求任何人的善心。什么也不能让她感到震惊。不管看到什么，她从中得出的结论只限于为了维持生计和不至仰人鼻息所必不可少的那些。我若是伊索，我会说，就母亲的小心谨慎和坚持不懈而言，她就像一只豚鼠（我曾经描写过伦敦动物园的一只豚鼠，但我那时还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我对这种动物深有感触）。在我成年以后，只要我们之间发生争吵，一定是因为她断定我过于空想而不切实际。

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母亲第一次告诉我，从我出生起，她就指望我成为一个作家。她年轻时，欣赏的作家有萧伯纳（BernardShaw）、詹姆斯·巴里（J.M.Barrie）、康普顿·麦肯齐（ComptonMackenzie）、沃里克·狄平（WarwickDeeping）、E.M.戴尔（E.M.Dell）。至于画家，她真正喜欢的只有一个，就是透纳——也许是她童年时代住在泰晤士河畔的缘故。

我的大部分书她都没有读过。也许是因为她对这些书的主题一无所知，要不就是因为——出于父亲呵护的影响——她觉得这些书会搅乱她的心绪。如果一件东西原封不动就能为你带来快乐，为什么要打开它，遭受那突如其来的惊吓呢？在她而言，我写的那些玩意只能证明我不够一个作家的资格。成为一个作家必须具备贯穿地平线的目光，在那里，不管怎样，没有什么是那么截然分明的，一切问题都是开放的。在她眼里，文学和作家职业基本上没有关系。文学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作家必须是一个熟悉秘密的人。也许到最后她也没读我的书，于是它们留下了更多的秘密。

她说过，打我出生起她就希望我成为一个作家。如果说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却不是因为我们家有好多藏书（其实很少），而是因为，在我年幼的时候，生活中有那么多未曾言明的东西，以至于我不得不自己去发现这些秘密：死亡、贫穷、痛苦（别人的）、性爱。

这些秘密就在那里，躲在屋子里，透出窗户外，等待着我们的发现——直到我八岁时永远离开了此地，那时我已或多或少为外面的世界作好了准备。母亲从不谈论这些事情。她并不掩饰她所知道的事实。然而对她来说，它们是包裹停当的秘密，可以共处，但却永远不可提及，或是打开。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风度问题，可是内里却是对于神秘事物的敬重和秘密效忠。我为外间世界所作的准备十分潦草，甚至一个解释也不曾有过——所有的只是一个原理：事件比自我具有更大的分量。

因此，她并没有教会我多少东西——至少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说：她，生活的教师，我，生活的学生。我模仿她的动作，学会怎样用炉子烤制肉食，怎样洗芹菜，怎样煮米饭，怎样在市场里挑选蔬菜。年轻时她是个素食主义者。后来放弃了，因为她不想影响我们这些孩子。你以前为什么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呢？有一次我问她。当时我正享受着我的星期日烤肉。刚刚开始做新闻记者，所以吃得很晚。因为我反对杀戮。她只说了这么一句。不管我有没有听懂。反正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

后来我经常参观世界上许多不同城市的屠宰场，差不多成了这个问题上的专家。直到现在，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我才理解了这是为什么。那些未曾言明的、无法面对的东西召唤着我。引领着我。把我带到屠宰场和许多其他地方。

在这些层层包裹的秘密当中，最后那个、最大那个，同时也是最个人化的那个，就是她自己的死亡。当然，并非只有我一人亲眼目睹她的死亡。在她亲近的人之中，我可能是和她最疏远、最冷淡的。但是我想，她很清楚，并坚信我会追踪这件事情。她知道，如果有人能对那些封存的秘密泰然处之，那人一定是我，因为我是她的儿子，她对我寄以厚望，期待我成为一名作家。

患病期间的临床诊治，不是我们这里要谈的话题，连她自己都毫不在意。我们只要知道，在药物的帮助下，她并不感到痛苦，此外，多亏哥哥和嫂嫂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她人为延长的最后时日里，她不必借助任何机械装置的帮助。

我的笔下有过多少——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写到我自己的母亲——死亡的故事？真的，我们作家就是死亡的秘书。

她躺在床上，脑袋前倾，支撑在枕头上，就像睡着了。

我要闭上眼睛，她说，我喜欢闭上眼睛思考。我还不想睡觉。如果我现在睡，晚上就睡不着了。

你在思考什么呢？

她的目光如同钻头一般犀利，她眯起眼睛，看着我，眨了眨眼，似乎我从来没有问过这么愚蠢的问题，甚至当我还是个幼童的时候也没问过这么愚蠢的问题。

你在努力工作吗？你在写些什么？

一个剧本，我回答道。

上次我进戏院，什么也没看懂，她说。我的耳朵可没不好使。

也许那场戏太晦涩了，我说。

她重新睁开眼睛。我的身体已经关门大吉了，她宣布说。从这里以下，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她把一只手放在脖子上。这是好事，不要弄错了，约翰，这可以让等待变得更加从容。

在她床头桌子上有一盒护手霜。我开始为她按摩左手。

你还记得有一次我给你的双手照了一张相吗？你说那是劳作的手。

不，我不记得了。

你想要更多的照片放在你的桌子上吗？她的孙女Katya问道。

她朝Katya笑了笑，摇摇头，她的声音被笑声轻微地打断了。要挑出那些照片，好难，好难啊，不是吗？

她朝我转过来。你到底在做什么？

我在按摩你的手。

那应该让我感到愉快才对。告诉你实话，亲爱的，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你坐什么飞机回去？我含糊地答应着，拿起她的另一只手。

你们都很担心，她说，尤其是不止一个人在的时候。有一天莫琳问我想要火化还是土葬。对我来说一点儿区别也没有。怎么会这样呢？她闭上眼睛思索。

这是第一次，既是在她的一生中，也是在我的一生中，她开诚布公地把层层包裹的奥秘放在我们之间。她没有留意我是否望着它，这些习惯我们已经保持了一辈子。显而易见，她明白在这一刻她对秘密的信心必定大于我对事实的信心。她的眼睛仍然闭着，她的手指划过我给她戴上的阿拉伯项链。项链上有着辟邪的符咒。这条项链是我几个小时前送给她的。也许这是我第一次为她提供了一个秘密，这会儿她的手不时地摸索着项链。

她睁开眼睛。什么时间了？

还有一刻就到四点了。

和我聊天没什么意思，你知道的。我再也没有什么想法了。我这辈子活得挺好。你为什么不去散散步？

Katya和她待在一起。

等你老了，她悄悄地对Katya说，有一件事会变得非常、非常麻烦——你会很难说服别人相信你是幸福的。

她让她的脑袋回到枕头上。当我进来时，她笑了一下。

她的右手抓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巾。她时不时地拿这张纸巾擦拭一下她的嘴角，只要她觉得稍有一点唾沫溢出。这个动作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许多年前，当她喝完格雷伯爵茶（EarlGreyTea)，或者，吃完水田芹三明治，也是这样擦嘴的。与此同时，她的左手垫在失去知觉的胸前，手指抚弄着项链。

母亲常说，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东西。真正的爱，她会补充一句，排除一切虚情假意的真正的爱。但是除了这个简单的形容词，她什么也不肯多说了。 n2Cco3NlhT4cWMt9nJCZ5xJnPPS1Omz6FFh0gzxAaIsPa9TDKBh/n2sAKZNmrOf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