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乔尔乔内（Giorgione）的《暴风雨》（ Tempest ）前陷入了沉思。我想引述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Mandelstam）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开头：“对于但丁来说，时间就是历史的内容，而这历史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共时行为被感知的。因此，反过来说，历史的目的就是把时间收集到一处，从而所有的人都在对时间的同一探求和征服中成为兄弟和伙伴。”

在我们从十九世纪继承下来的所有遗产中，关于时间，只有少数几个特定的公理大致尚未遭到质疑。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或是进化论者、物理主义者，以及大部分革命者，都赞同十九世纪关于时间是一个单线和匀速的“流”的观念——至少在历史的尺度上。

所有 事件都在这个匀速的时间中相互关联。不过，匀速时间的观念依赖于心智的综合能力。星系和尘埃本身没有什么想法。而我们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个现象学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始于一个意识经验。

可是人人皆知，尽管时钟和地球自转是规则的，我们对时间的体验却有不同的速率。人们通常把这种“印象”斥为主观的，因为，按照十九世纪的看法，时间是客观存在、无可争辩、不偏不倚的，其中立是不受限制的。

不过，也许我们不该这么快把我们的体验打发掉。即使我们认可时钟标准：时间既不减速也不加速。但是，时间仍然显得以不同的速率流逝，这是因为我们对时间流逝的体验包含两个动态的进程而不是单独一个。这是两个相反的进程：一为积聚，一为耗散。

对某个时刻的体验越深，这一体验的积聚也就越密。这就是这一时刻会逗留得更久的原因。此时，时间流（time-flow）的耗散得到了抑制。生存的durée 不是一个长度的问题，而是一个深度和密度的问题。普鲁斯特（Proust）是这一问题上的大师，他为上述真理提供了文学的形式。

然而这还不只是一个文化的真理。在大自然中亦可见到生存时间（livedtime）之密度的周期增长。在那些阴晴不定的日子，在春天或初夏，植物生长的速度几乎达到肉眼可见的程度，每天能长几毫米甚至几厘米。这些引人入胜的生长和积聚的时刻，与种子长眠地底的寒冷的冬季迥然不同。

时间的内容——时间所承载的那些东西——似乎还蕴涵着另一个维度。至于这个维度究竟应该叫做第四维、第五维，抑或只是第三维（就其与时间的关系），却无甚紧要。这取决于我们所用的时空模型。重要的是，这个维度对于规则的、匀速的时间流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也许存在一种感官，在其中，时间并不扫视一切眼前之物；断言其可以如此，乃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信条。

在更早的时期，这个难解的维度是允许存在的。所有的循环时间观（cyclicviewsoftime）都含有这一维度。按照这种观念，时间之迎来送往，皆起于其自身的滚动，犹如一只车轮。而车轮若要滚动，则必须有一个平面，像土地一样提供支撑和摩擦。唯有借着抵御这种阻抗，车轮才能前进。循环时间观基于这样一种模型，其间有两种力量在起作用：一种力量（时间）朝着某个方向运动，另一种力量则阻挡这种运动。

今天，这个难解的维度就像一个幽灵，藏身于时间的循环度量方式之中——秒、分、日、年——我们仍然用这种方式测度时间。光年这个术语就是这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的明证。为了度量天文距离，人们把光在一年中走过的距离当作一个距离单位。其相距之遥远，其 分隔 之深广，无边无际，杳乎莫测。可是，测度这无穷宇宙的概念体系，却隐含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褊狭而循环的年度单位。我们对这个单位的分辨，靠的就是它的 循环往复 。

肉身逐渐衰老。肉身时刻预备着死亡。此时，任何时间理论都无法推迟死亡的降临。我们谴责自己，而其他文化并不这么做。

对人类来说，死亡的阴影永远挥之不去。死亡和时间是永恒的联盟。时间逝去如抽丝，死亡来时如山倒。

不过，也有人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伴侣，是无（Nonbeing）中生有（Being）之先决条件：离开了这一个，另一个就不能存在。因此，死亡之资格认定，乃在其所不能摧毁者，抑或还复来者。

生命短暂，每每使人扼腕叹息。时间是死亡的代理人，自身亦是死亡的成分之一。永恒则是另一个成分，那是死亡所不能摧毁的。所有循环时间观都把这两个要素捏在一起：滚动的车轮，以及承载着滚动车轮的大地。

现代思想已从这个统一体中去除了时间，并把它转化为一个单一、全能的动力。现代思想已把死亡的不散阴魂转化为时间概念本身。时间变成了无处不在的志得意满的死亡。

死亡的形象，译为科学原理，就是熵的概念。不过，虽然人们以前常常认为死亡是生命的条件，但对于熵，人们却主张它不仅将耗尽和扑灭芸芸众生，甚至还会摧毁生命本身。按照爱丁顿（Eddington）的说法，熵是“时间之箭”。这就是现代希望断绝之后的最终定局。在这种绝望面前，任何哀怜祈求都无济于事。我们的极权主义是从我们的目的论开始的。

时间从条件到力量的现代转型始于黑格尔。但是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的力量是积极的，很少有像他这么乐观的哲学家。此后，马克思着手证明这种力量——历史的力量——是受制于人类的行动和选择的。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那些历久弥新的场景，他的辩证法的原初对立面，源于他既接受时间成为最高力量的现代转型，同时也希望把这无上的权威置于人类之手。因此，他的思想——不管从何种意义上说——是巨人的思想。人类的尺度——其潜能、其继往开来的力量——将取代永恒的存在。

今天，资本主义的文化已经放弃了自身作为一种文化的地位，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即时实践。而时间的力量却仍然保有其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人们在这力量面前就感到冷漠和毁灭的气息。地球和宇宙正在衰落。每一时间单位的流逝都带来无序的增长。我们所能想象的终极状态就是熵值的最大化，那时将根本不存在任何活动。这种状态就叫做“热死”。

对熵原理所导致的结局提出质疑，并不意味着怀疑第二热力学定律的真实性。在一个封闭系统内，热力学的其他定律可以有效应用于那些尚未于时间中展开的事物。它们是关于时间进程的定律。我们要质疑的是它们的最终命运。

熵值的渐增必定以热死告终。最初是一个全序状态（完美？），按照天体物理学的术语，就是大爆炸。这个理论要求存在一个开端和一个终结，但是不管是开端还是终结都面临着一个问题：时间之外是什么？熵理论最后把时间处理为一对括弧，至于这个括弧之前或之后是什么，它仍然什么也没说，而且已经把一切可说的都扼杀在摇篮里了。在这问题上它是完全无知的。

先前许多关于世界的宇宙论解释，就像熵理论一样，提出过理想的初始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境遇的不断恶化。黄金时代、伊甸园、诸神时代——都远离现在的悲惨世界。

视生命为堕落的过程，这是人类想象力的本能。所谓想象，就是设想一个堕落发生的起始高度。

不过，在更早的宇宙演化论中，时间却是循环式的。这意味着，“理想的”初始状态有朝一日将得以恢复或者 重现 。只是，这种希望在人的短暂一生中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你所能念想的，顶多只是偶尔的革命——只有在万事万物的生灭中，才可能见到这样的机会。与堕落的意识并存的是希望。积聚和耗散是同时增长的。按照熵理论和十九世纪的时间观，我们眼前只有耗散，只有无可挽回的时间消逝。

直面这一切，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智性的勇气。然而这也是一种压抑行为。

性爱的冲刺旨在繁衍生息和充实未来，它反抗着面向过往的时间逆流。遗传信息保证了生殖过程，它的运作是逆向于时间之耗散的。性爱动物——就像一粒谷子——是贯通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管道。世代更替，动辄跨越千年，而受孕过程则仅仅覆盖短暂的瞬间，因此，性爱抗拒着时间的无情流逝，两者相互对立。

芸芸众生，皆在这两种相反力量的遭遇中诞生和 延续 。生的本能（Eros）和死的本能是一对双生子，它们都是这一延续的表现。当我们谈论这“延续”，我们同时就是提出存在（Being）的定义。存在的状态之所以如此变幻莫测、难以理解，就是因为它同时表现了静止和运动。均衡状态之静止，乃是诞生于两种相反力量的运动。

十九世纪的压抑，并不是针对性机能的本质，而是针对性与爱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尽其所能把它们远远分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实践中——如今资本主义正在吞并整个世界——一切爱情都被挤到了纯然私密的角落；此外，还因为这一世纪的时间观没有为爱情的能量留下空间（除了在诗歌里）。最早清楚看到这一点的是布莱克（Blake）。

爱情产生于性欲。不管在人类演化的历史上，还是在当今时代，都是如此。若非性冲动产生出 穿越、接近 另一个身体的原初动力，构成爱情的自我轮回就不可能实现。爱情（不管以何种性的形式）和单纯性欲之间的区别，可以从它们与时间的不同关系中看出。

性是不断更新的源泉——物种的更新和个体本身的更新。性是永不休止，永无止境的。若有结束，那也只是为了新的开始， 就像初夜一样 。

相形之下，爱情的乌托邦完成于静止状态。理想的爱情是包容一切。所有大陆和一切时代的情诗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我理解了，”加缪写道，“他们称为荣耀的东西：不受限制地去爱的权利。”但是这种理想的行为不是消极的，因为爱情持续不断要求索回的总体性，正是时间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撕碎和隐藏的那种总体性。爱是重建——在内心中，也在理智中——是“延续”的重建，也是存在的重建，在性和时间这两个相反力量所创造的瞬时均衡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重建。

爱的升华——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文化的形式——既在历史的层面，也在个人的层面召回一种总体性。但是无论在何种形式中，过去和未来都被理解为当下。通过爱的能量，想象力捕获了瞬时的“延续”，而这瞬时的“延续”，却令时间之外的全体现实化了。

这现实化是人类经验所固有的，有时强烈，有时微弱，但从不消失。若要问爱情是否有一个客观的存在，这就等于提出了一个多少有些机械的问题，因为这种提问方式没有意识到，引起我们感觉的，也可以是从我们四周 关涉 我们的事物，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上环绕我们的事物。海德格尔暗示了这种关涉（approach）的本质：“因为情况可能是，那些作为人而突现出来的东西恰恰是从我们在这里要思的东西中得到规定的。这里要思的东西是：被在场状态关涉的人，从这种关涉自身而来以其方式向着所有在场和不在场者而在场着的人。” ^[1]

这种“关涉”向来为艺术家们所承认。在现代，我们称之为灵感。

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思考。尤其是，每一门艺术是如何找到自己特有的方式为爱之现实化的全体赋形。看起来，诗歌大概是在此意义上提供关涉的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因为它是那么频繁地述说着爱、性或其反面。然而，正是这个缘故，诗歌也许会扰乱我们的追问。

并不是说每个画家（戈雅？）都热爱他所画的东西，或者每个讲故事的人（司汤达？）都热爱他的所有角色，或者一切音乐都是抒情的。这不是问题所在。相反，这是一个观看的问题，艺术家旨在维护和完善这一观看，创造一个平衡，并坚信——为一个终极保证而“坚信”希望——这一切都源于切身的或想象的爱的体验。

这个说法似乎接近弗洛伊德的升华理论。不过，这里有一个重大区别：弗洛伊德深受十九世纪时间观的影响，不懂得怎样在时间的难解维度的意义上，区分性爱和爱情。我坚持认为，性爱是艺术的反面，但两者却同时包容于人性的同一个模式之中，那就是爱。

这是否意味着，历史的分析无关紧要？不然。一切时代的艺术都为“持有之物”赋予一定的形式，它们借以为此的方式却常常取决于历史条件。对这些决定因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生活的环境，或者为生存而挣扎的环境，而这就意味着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他们希望的形式。

那 不被历史记载 的正是对希望的渴求。而希望的行动离不开爱的力量，离不开那“持有”之物，离不开艺术那恒久不变的范例。

不管以何种方式，最终有一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艺术究竟是一种慰藉，还是一种启示？现代美学理论大多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把艺术简化为个人的和私密的；最浅薄的做法是把它简化为一个品味问题；较精致的理论，则拒绝把诗歌的言说置于科学发现 之外 ，从而将艺术经验分离出来——例如，诗歌常常明确地论及那些时间难以处理的事物。“世上最持久的东西是悲伤，”阿赫玛托娃（Akhmatova）写道，“而最长寿的则是华丽的言语。”

艺术要么是一门维持幻想的社会技艺（这个结论和大多数“阿尔杜塞派”所持的观点没有太大区别），要么是对超越其他社会实践之事物的隐约一瞥，之所以超越，是因为它不服从现代时间观的暴政。

我在本文开头引用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话。他接着写道：“但丁是反现代主义的。他的时事话题无穷无尽、数不胜数、持久不衰。”

我们不可能从现代世界及其实践上移开目光。我们也无法乘坐拉斐尔前派的航班返回到中世纪。相反，但丁自己迎面向我们走来。在现代世界的特殊炼狱里——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capitalism）打造和维持了这个世界——一切非正义都是以现代的单线时间观为基础，在这一观念下，唯一可想象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与之相反，与之相抗，“单一共时行为”（singlesynchronicact）则关于爱。

[1] 引文出自海德格尔1962年在弗莱堡的演讲《时间与存在》（ Time and Being ）。见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14。——译注 Yuc/400Bqw1OzcQslq75onZu8hezaBs8qVvmFH0XW9klGM0jEKBLw9iQ94/rbx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