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

他已经下到山谷。在这寂静里，我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从山谷这头传到那头。他轻松地发出这种吆喝，吆喝声像岳得尔（yodel） ，套索般抛出。这吆喝声到达听者之后又重新抛向吆喝者。它将吆喝者放置在中心。他的狗和牛群应和着。一天傍晚，我们把奶牛拴在厩里，发现有两头走失了。他出去吆喝。喊第二声的时候，两头奶牛的回应声从深林里传来，几分钟后，正当夜幕四合之际，她们回到厩门边。

前天他下山谷去，下午二时光景，他将牛群从山谷带回来——吆喝奶牛，吆喝我开厩门。牡瑰（Muguet）要下犊了——两条前腿都出来了。要想把她带回厩，就得把整群牛都带回来。他颤抖着双手将绳子系在那两条前腿上。拽了两分钟，小牛出来了。他让牡瑰舔犊子。她哞哞地叫着，发出奶牛永远不会在任何别的场合发出的叫声——即便是疼痛的时候。叫声高亢、彻骨、激越，比怨愤更为强烈，比问候更为迫切。颇似大象的呼号。他抱来麦秆给牛犊铺上。对他来说，这是凯旋的时刻，真正收获的时刻：这些时刻将这个狡黠、野心勃勃、坚定、不知疲倦的七十岁养牛老汉融入他身外的宇宙。

忙完每天早晨的劳动，我们通常一起喝咖啡，他会讲起村里的故事。他记得每个灾难发生在几号星期几。他记得每个婚礼在哪年哪月举行，每个婚礼他都有个故事可讲。他能把主角的家庭关系追溯到堂表侄甥的配偶。我时不时在他眼里捕捉到一抹神情，一种同谋的眼神。关于什么？关于我们在显而易见的差异之下所共享的某些东西。某些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却从来不曾直接点明的东西。自然不是我为他所做的那些琐碎事体。我为此困惑了很长一段时间。猛然间，我领悟到那是什么。那是他对于我们俩智识相当的认可。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史家。我们都观看事件如何契合。

在那个认可里——对我们而言——有骄傲和忧伤。这解释了为何我在他的眼里所捕捉到的神情既是欢快的，又是慰藉的。这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看另一个讲故事的人的眼神。我正在纸上所写下的这些他不会读到。他坐到厨房的角落里，喂饱了他的狗，有时候聊会天就去睡觉。他睡得很早，喝完一天里最后一杯咖啡就上床去了。我不大待在厨房，况且，因为他说的是山区法语（Patois） ，他的故事若不是专给我讲，我是听不懂的。然而，那同谋的眼神总也抹不去。

我从不曾想把写作当成一种职业。这是一个孤栖独立的行动，练习永远无法积蓄资历。幸运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开始这一行动。无论政治的抑或是个人的动机促使我写点什么，一旦笔尖触及纸面，写作便成了赋予经验以意义的奋斗。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领地，同时也有其权能的极限。而在我看来，写作，却没有自己的领地。写作不过是去接近所写经验的行为，正如（但愿）阅读是去接近所写文本的行为一样。

然而，接近经验与接近房子不同。经验是不可分的，它至少在一个甚至可能数个人生里延续。我从未有过我的经验完全属于自己的印象，反倒经常觉着经验先我而行。总之，经验层层叠加，通过希望和恐惧的指涉，反复重新定义自身；此外，通过最古老的语言——隐喻，它不断地在似与不似、小与大、近与远之间比较。于是，接近一个特定经验时刻的行为同时包括探究（近者）和连接（远者）的能力。写作的动作如同打羽毛球的动作：不断地接近、拉远、后退、趋前。然而，与打羽毛球不同的是，写作不拘泥于固定的框架。随着写作动作的重复，它与经验之间的距离缩短，关系更加亲密。最后，若是幸运的话，亲密就会结出意义这个果实。

对于这老汉而言，他所讲述的故事的意义更加确定，但故事却不因此而缺乏神秘感。实际上，这神秘感广为人知。我会努力解释我的意思。

所有村子都讲故事。过去，甚至很久以前的故事。有一次，我和另一个七十岁的朋友在山里的峭崖下走着，他跟我讲起，一个年轻女孩在山上的夏天牧场割晒牧草时，如何从峭崖上跌落摔死。是战前么？我问道。大约是在1800年（不是误写），他说道。他又讲了些那天里发生的其他故事。一天结束前，这一天里所发生的大多数事情会被人讲述。故事是纪实的，或目睹，或耳闻。每天发生的事件和遭遇被纳入人们的日常叙事，这些尖刻的评判和彼此间终生的熟稔构成了所谓农村的闲话（gossip）。有时候故事暗含着道德判断，不过这个判断——公正抑或偏颇——都只是一个细节： 作为 一个整体，故事的讲述带着某种宽容，因为说者和听者仍然得与故事的主角在一个村子生活。

鲜有故事是为了理想化或者非难而讲述；相反，故事证明了可能性那总令人略吃一惊的广度。虽然都是些日常事件，但它们也是神秘的故事。一丝不苟的C怎会推翻了自己的干草车？L怎么将她的相好J骗个精光，J这个铁公鸡，又怎会让自己上人当？

故事邀请评论。实际上，它创造评论，因为即便是默不作声也被当作某种评论。评论也许是恶意的，或者是偏执的，但是，若是如此，评论本身也会变成一个故事，因而反过来成为评论的对象。为什么F从不放过机会诅咒她兄弟？更多的时候，附加于故事的评论是作为，也被理解为评论者个人——根据故事——对于生存之谜的回答。每个故事允许每个人定义自己如此。

这些故事实际上是亲近的、口头的、日常的历史，它们的功能是使得整个村子定义自身。跟村子的自然和地理属性不同，村子的生活是存在于其中的所有集体和个人的人情关系的总和，它们结合社会和经济关系—通常是沉重的—将村子和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但是，我们也可以这般形容一些镇子的生活，甚至一些城市的生活。农村生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也是 一幅活动的自画像 （aliving portrait of itself）：一幅群像，在这幅肖像里，人人都被描摹，人人都在描摹；这只有在人人彼此熟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正如罗马式教堂柱头的雕刻，在所显现的与如何显现之间有种精神的一致—仿佛所雕刻的便是那雕刻者。村子的自画像不是由石头造就，而是由述说、流传的词语造就；由舆论、故事、目击者的陈述、传说、评论和道听途说造就。这是一个绵延的肖像，它生生不息。

及至新近，村子和村民可用来定义他们自身的唯一材料仍是自己的口头语言。村子的自画像——除却他们劳动的物质成就——是他们生存意义的唯一反映。这个意义只被他们自己认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自画像—“闲话”是其素材—村子会被迫怀疑自身的存在。每个故事，以及对于每个故事的评论—它是故事 被目击 的证明—成就了这自画像，证实了村子的存在。

与大多数自画像不同，这个绵延的自画像是极为写实的、随性的、不矫揉造作的。由于生活的不安全，农民与其他人一样，或可能比他们更强烈地需要形式，一种通过典礼和仪式表达的形式。但是作为他们自己群像的制作者，农民又是随性的，因为随性更符合真理：典礼和仪式只能支配部分真理。所有婚礼都是相似的，而每个婚姻是不同的。死亡走向每个人，而亡灵只能独悼。这就是真理。

在村子里，一个人为人所知的一面与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之间的差异甚小。村子里可能有一些瞒得结实的秘密，但是，一般来说，欺罔是罕见的，因为这不可能发生。因而，也少有好管闲事（inquisitiveness）—在窥探意义上的，因为这没有太大的必要。好管闲事是城市 看门人 （concierge）的特征。通过向X道说其不熟悉的Y，看门人可以得到丁点权力或认可。在村子里，X对Y了如指掌。于是，这里也少有表演：农民不像城里人那样扮演角色。

这不是因为他们“简单”，或者更诚实，或者从不耍诡计；这只是因为一个人的为人所知与不为人所知之间的空间——这是给予所有表演的空间——过于狭小。当农民表演时，他们表演的是实际的玩笑。比如说，某个星期天上午，村里人都在教堂里做弥撒，四个男人推来村里所有运堆肥的独轮车，在教堂门廊外一字排开。每个走出教堂的男人，只得寻着自家的独轮车，推回家去。穿着最好的星期天礼服，在村子大街上推堆肥车！正因为如此，村子绵延的自画像是尖锐的、直率的，偶尔有些夸张，但绝少有理想化或矫饰。这其中的意味是矫饰和理想化关闭问题，而现实主义则开放问题。

现实主义有两种形式，专业的（professional）和传统的（traditional）。作为一种被艺术家或作家（像我本人）所选中的方法，专业的现实主义总是有意识地带有政治性；它旨在瓦解统治意识形态的晦涩之处，因此，通常现实的某些方面一直被扭曲或摈弃。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就其起源而言更为大众化，在某种意义上，更具科学性而非政治化。假定一组实证知识和经验提出未知的谜题，该当如何？与科学不同，传统的现实主义可以无需回答而继续存在。可是它的经验过于庞大，以至于它无法忽视问题。

与常言相反的是，农民对村子之外的世界很好奇。然而四处走动却仍做个农民的几率终归不大。农民没有选择地点的权利，他的位置在受孕瞬间就被指定。因此，如果他把村子看作世界的中心，与其说这是乡土观念的问题，倒不如说这是现象学的真理。他的世界有个中心（我的没有）。他相信村里所发生的事件是人类经验的典型。如果用技术性的或组织学的术语来解释，这个信念无非是天真的。他将 人 作为“类”来诠释。让他着迷的是各色人等的类型学，以及无人逃脱的生与死的共同命运。因此，村子的活动自画像的前景极为具体；而其背景则是由最开放、最普遍、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解答的问题构成。在那里，便是公认的神秘。

这老汉知道，我与他一样，深刻地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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