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斯普鲁斯海峡

在头十天里，我坚持写日记（十天后，我们很快就成了无知的熟客），打算以后能够靠它重构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印象。

重构不像它本该有的那么简单。政治暴力，包括马拉斯（Maras）的一场大屠杀，迫使首相比伦特·埃杰维特（Bulent Ecevit）在十三个省实行军事管制。

在一个刚刚实行军事管制的城市，为什么要去描绘拉斯塔·帕夏（Rustan Pasa）清真寺的瓦？瓦片的深红和绿色，消失在一种更深的蓝中。

土耳其人称博斯普鲁斯海峡为咽喉之峡，钳制之处。它是千百年来兵家纷争之地。1947年，杜鲁门展现出对土耳其的战略兴趣，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两国在土耳其的争夺。然而，土耳其人浴血反抗英法的军队，赢得了独立战争（1918——1923年）的胜利。但是，对于杜鲁门的策略，他们束手无策。

从此，美国人便无休止地干涉土耳其的内政。没有一个土耳其人不怀疑右派颠覆活动得到CIA的支持。美国害怕两个可能性：伊朗君主（Shah）的垮台对土耳其的波及，除非安卡拉有个“强硬”的政府；埃杰维特的改革方案虽说中庸，但是与西方利益仍有出入，而且他启用了对阿塔图克（Ataturk）的独立运动所作的某些承诺。如果埃杰维特被罢黜，众多后果之一便是美国所训练的刑讯者回到监狱拷问政治犯。

渡船驶离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部分的卡笛科伊（Kadikoy），远远可以望见右边规模庞大的塞勒米亚（Selemiye）军营，四座哨塔高耸着，哨塔的每个角落布着岗哨。1971年——伊斯坦布尔实行军事管制的最后一年——很多政治犯（几乎都是左派）在这里被审讯。如果朝左边看，能望见海达尔帕夏（Haydaerpasa）火车站以及离水面不过几码的缓冲器，它们是巴格达、加尔各答、果阿延伸来的铁道线终点。在土耳其监狱关押了十三年的纳齐姆·希克梅特（Nazim Hikmet）写过许多关于这个火车站的诗行：

海洋散发着鱼腥味

每个座位爬着臭虫

春天已经来到火车站

篮子和袋子

从车站的台阶下来

从车站的台阶上去

在台阶上停下

一个警察旁边，一个男孩

——五岁，可能更小

走下台阶。

他从不曾有任何书面证明

但是他有名字，克玛尔（Kemal）。

一个袋子

一个毛毡旅行袋爬上台阶

克玛尔爬下台阶

光着脚，光着膀子

尤其伶仃

在这个美丽的世界。

除了饥饿，他没有别的记忆

还有，模糊地记得

一间黑屋子里，一个女人。

对岸，沐浴在朝暾里的清真寺像一个个熟透的香蜜瓜。蓝色清真寺（The Blue Mosque）高耸着六个尖塔。圣索菲亚（Santa Sophia）依仗着浩荡的山势，俯瞰着蓝色清真寺和它的尖塔，使得它们看上去不过是六个侍卫守护着一个乳房。那被称作新清真寺（New Mosque）的建筑于1660年竣工。阴天里，同样的这些建筑看上去阴郁黯淡，像是煮熟的鲤鱼皮。我回头去看塞勒米亚军营荒凉的哨塔。

成千上万的水母，大的像盘子，小的像蛋杯，随着水流一胀一缩。水母是乳白色半透明的。吃水母的马鲛鱼被当地的污染害光了，于是水母越发汹涌地繁殖起来。当地人称它们为水的阴道。

船上挤着数百人。大多数乘客每日往返于海峡。有几个乘客在人群里很显眼，这是因为他们的衣着和脸上惊讶的表情。他们来自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偏远地区，这是他们第一次穿越海峡去欧洲。一个三十五岁光景的女人，裹着头巾，穿着肥大的棉布裤子，坐在甲板最高处的阳光里。阳光照耀着水面，令人目眩。

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平原被群山环绕。冬天埋藏在深雪下，夏天淹没在岩石的尘土里。这里是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祥地之一。当时的母系社会民风淳朴。如今，这里为尘沙侵蚀，随时可能成为沙漠。阿迦们（agha） 统治着村庄，这些盗匪官僚同时也是土地占有者。土地改革不曾有效地实行过，1977年人均年收入是十到二十英镑。

女人下意识地抓着她男人的手。他是这个家庭的唯一。他们坐在一起，眺望着这道著名的地平线。那一端，是惊心动魄的、炽热的、童话般幸福的城市。她所抓着的手，跟许多甲板上的大腿上搁着的手一样。土耳其普通男性的双手特征：宽阔、厚实、比你想象的饱满（即便身躯是消瘦的）、长满硬茧、强壮。这样的手，看起来不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藤——比如说，西班牙老农的手——而是在大地上流浪的牧民的手。

在提及他的叙事诗时，希克梅特曾说，他想把诗作成某种做衬衫的布料，非常好的布料，一半是丝绸，一半是棉：丝绸也是平民的（democratic），因为它吸汗。

甲板底层，一个女乞丐站在酒吧门口。与男子双手的厚重相反，这个女人的双手是轻柔的。是安纳托利亚中部捏干牛粪烧火的双手，是为女儿编辫子的双手。女乞丐的肩上背着一篮子病猫：可怜——她赖以维生——的象征。进出酒吧的人大多会在她伸出的手上放一枚硬币。

有时候，第一印象攒起以往世代所残留的痕迹。牧民的手不只是形象，它还有历史。同时，刑讯者却能够在数天里摧垮人的整个神经系统。政治的棘手之处——这正是为什么政治按捺不住寻找乌托邦的冲动——是它必须跨越双重时间：漫长千年与短暂数日。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朋友的脸，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可能又被拘禁在监狱。自共和党执政以来，这是第九次军事管制镇压内部分裂。我仿佛看到他的衣服还整齐地挂在衣柜里。

渡船驶过海岬，视线之内的清真寺尖塔有十一个，苏丹王宫厨房的驼色烟囱也清晰可见。托普卡匹（Topkapi）王宫的奢靡排场是如此盛大，它渗入西方人的梦想；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在现实里，它不过是王朝妄想狂迷宫般的纪念碑。

渡船掉头逆流而行，烟筒里冒着黑色的柴油烟，淹没了托普卡匹王宫。百分之四十的伊斯坦布尔居民住在不在市中心视野之内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每一个至少有两万五千居民——肮脏、拥挤、绝望。它们也是盘剥之地，一个棚屋可能卖到五千英镑。

然而，移居到这个城市的决定却也不愚蠢。贫民窟里，四分之一的男人失业。另四分之三的人为着可能是虚幻的未来工作，但这收入在村子里仍是难以想象的。城市的平均工资是每周二十到三十英镑。

马拉斯大屠杀是CIA所支持的法西斯主义计划。然而知道这一点等于一无所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最近写道，左翼知识分子在一段漫长的时间之后，才开始指责恐怖主义。如今，土耳其的左翼恐怖主义被那些意欲重建右翼极权国家的人们所利用。为着阿迦的巨大利益，这些人想要重建1950——1960年那样的国家。 然而，不管如何指责恐怖主义，我们必须知道恐怖主义的得人心（少数派）来自这样的经验——它绝不可能被这种机巧或者道德的思考所触及。平民暴动跟劳工市场一样任意，如果不是更甚的话。无数不曾兑现的政府政策所压抑的暴力助长了激烈的暴动——不管为左翼或右翼所煽动。这些暴动是酝酿的停滞，背弃的诺言将它们保持在适当温度。五十多年来，自阿塔图克的共和制取代苏丹的统治以来，为独立而战的安纳托利亚中部农民被许以拥有土地与耕作工具的诺言。可是这样的改变给他们带来的是更多的苦难。

甲板底层的酒吧里，有个推销员买通了侍者，在酒吧里作推销。他将一个装着针的纸夹子高高举起，以便每个人都能看到。他念广告词的声音随意、轻柔。围观的几乎都是男人，坐着、站着。夹子里装着十五枚各种型号的针，印着英文字母“快乐家庭针夹”（HAPPY HOME NEEDLE BOOK），标题周围画着三个白种女人，戴着帽子，头发上别着丝带。针和夹子都是日本货。

推销员要20便士。渐渐地，一个又一个男人掏钱买了。是便宜货，既是礼物，又是法令。他们谨慎地把针夹揣在单薄外套的口袋里。晚上，他们要把这些针送给妻子，好像它们是撒播在花园里的种子。

在伊斯坦布尔，不论在贫民窟还是别处，家的内部（inter-ior）都是休息的地方，与家外的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局促、破了屋顶、被珍爱的家的内部像是祈祷的空间，因为家与世界自行其是的行径相反，因为家是伊甸园或天堂的象征。

家的内部象征性地提供与天堂里同样的东西：休憩、花朵、果实、安静、柔软的材料、甜食、清洁、温柔。家所提供的可能像苏丹后宫的寝房那般奢华（和庸俗），或者可能像小屋地板的坐垫上所铺的廉价棉布的印花图案那般含蓄。

显然，埃杰维特会努力控制阿迦们的野心，这些阿迦如今统治着各省。监禁、暗杀、死刑、军人政治的传统在土耳其仍然是强大的。西方人提及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和衰落时，会很轻巧地忽略了这一事实：正是在这个帝国的庇荫下，土耳其才免遭资本主义、西方殖民化、金钱高于其他任何形式的权力的侵蚀。在其自身，资本认定所有以往的形式都是残酷的，认定这些古老的形式是腐朽的。这种腐朽使得西方的全球伪善有了基础，其中最为新近的伪善是“人权”问题。

一个男人倚着船阑，凝视着闪烁的水、水里幽灵般的水的阴道。这渡船，十七年前由格拉斯哥（Glasgow）戈万（Govan）的费尔菲尔德（Fairfield）船舶工程公司制造。 ^[1] 五年前，他在一个离博卢（Bolu）不远的村子做鞋匠。制作一双鞋子需要两天的工夫。后来，工厂制造的鞋子来到村里，卖得比他的便宜。工厂制造的更便宜的鞋子意味着村里一些孩子再也不会光着脚板。他的鞋子卖不出去了，他去国营工厂找工作。他们让他租台冲床切皮革。

一双鞋子由二十八块皮子组成。要租机器的话，他一年得切出制作五万双鞋子的皮革。机器直接送到他的店里。每天切十二个小时，他才能完成一年的份额。每个周末，店里堆满了皮革，一片一片的，像狗的舌头。店里只剩下冲床前他所坐小凳的空间。

第二年，他们告诉他，要想留着机器，他一年得切出制作十万双鞋子的皮革。这不可能，他说。然而事实证明是可能的。他白天切十二个小时，他妹夫晚上切十二个小时。楼上的房间，那是天堂的象征，日夜不休地响着机器的声音。一年里，他和妹夫约切了三百万张皮革。

一个晚上，他砸碎了左手，机器声停了。楼上房间的地毯下一片寂静。机器给搬上卡车，运回工厂。自那以后，他来到伊斯坦布尔找工作。他讲述他的故事时，眼睛里闪着我所熟悉的神情。在伊斯坦布尔，你可以在无数男人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神情。这些男人已不再年轻，然而他们的神情却不是懈怠的，这样的神情激越得无法松懈。每个人带着会心、呵护、纵容的神情看着自己的人生，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样。冷静的伊斯兰反讽。

伊斯坦布尔的主观对立不是理性与非理性，不是道德与罪孽，不是信徒与异教徒，不是富裕与贫穷——如客观对立那般巨大。它们是，或者就我看来，干净与肮脏。

这个对立涵盖了内部/外部，但是又不囿于这个区分。比如说，这个对立区分牛奶与奶牛、香芬与浊气、愉快与疼痛，也区分地毯与大地。平民的奢侈品——蜂蜜：吃着甜蜜、看着晶亮、摸着柔和、闻着新鲜——是世界固有肮脏的补偿。许多土耳其俗语和诅咒表达这个对立。他们评价自以为是的人：“他以为他是别人屎里的香菜。”

应用到阶级区分上，这同一个干净/肮脏的对立就变得残酷。在我所见过最为阴鸷的人们当中，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中产阶级女人便是其中之一。她们的脸因为懒惰而带着病态，因为吃多了甜食而肥胖。

然而，当我的朋友们被拘在塞勒米亚军营时，他们的妻子会为他们送去玫瑰油和柠檬香精。

渡船上也载着卡车。尾板上停着一辆自科尼亚（Konya）来的卡车，车身上写着：“我的钱是靠双手挣来的，所以，愿安拉保佑我。”头发灰白的司机靠着发动机罩，从镀金口的小玻璃杯里喝茶。每一层甲板上都有茶摊子，闪亮的铜盘里摆着这样的玻璃杯和糖碟。人们喝着茶，惬意地看着博斯普鲁斯海面的水光。尽管每天要载成千上万的乘客，渡船几乎跟家的内部一样干净。没有哪条街可以跟它们的甲板相比。

这辆从科尼亚来的卡车身两侧，司机让人画了小小的风景画。都是小山围绕的湖泊。湖泊上方是长睫毛杏仁状的全能之眼，像新郎的眼睛。画面上的湖水使人联想起和平与宁静。司机一边喝着茶，一边与三个小个子、黑皮肤、眼神热切的男子说话。这热切的神情也许是个人的，但是在世界各地那些骄傲却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眼睛里，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神情。这三个男子是库尔德（Kurd）人。

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和养着鸡羊的小巷里，你都能看到搬运工们扛着成捆的纺织物、金属片、地毯、机器零件、粮食袋、家具、包装箱。大多搬运工是库尔德人，来自伊拉克、伊朗边境的安纳托利亚东部。他们将任何东西扛到卡车驶不进的地方。因为这个城市的小作坊布满工业区，散落在卡车不能驶进的小巷里。从一个作坊到另一作坊，有很多东西需要扛。

他们的背上系着一个类似马鞍的东西，货物垒在上面，绑上绳索，直压过他们的头顶。这种背负方式、货物的重量，迫使他们佝偻了背。背上重物时，他们走路的姿势像是一把半合的折刀。聆听卡车司机说话的三个男子，正坐在他们的鞍上，啜饮着茶，注视着水面，注视着通向金角湾（Golden Horn）的海道。捆绑货物的绳索躺在双腿之间的甲板上。

统共算起来，穿越海峡花了二十分钟（读完这篇文章的工夫）。栈桥旁边，手摇船在滔滔的波浪里摇晃着。有些船里生着火，火光随着水浪的拍打节奏舞动。男人们在火上煎鱼，卖给上工去的人们。

在装煎鱼的盘子（几乎跟手摇船一般大）之上，弥漫着这个城市所有的能量和麻木：作坊、市场、黑手党、永远是二十人并肩穿行其上的戛拉塔桥（Galata Bridge）（桥是飘浮的，像马的肚子一样不停地、难以察觉地晃荡）、学校、报社、贫民区、屠宰场、政治党派总部、军械工人、商人、士兵、乞丐。

这是最后的和平时刻。卡车司机发动了引擎，搬运工们抢着赶往船尾，占着位置，好在头一批登岸。茶摊贩子们在收集空杯子。好像渡海时，博斯普鲁斯海峡诱发了卡车上所画湖泊那样的情绪：好像这艘1961年在格拉斯哥建造的渡船，变成了一张巨大的地毯，悬置在闪烁水面上空的时间里，悬置在家与工作、奋斗与奋斗、大陆与大陆之间。这个悬置，在我的记忆里栩栩如生，正契合着这个国度当下的命运。

1979

[1] 自1845——1847年的饥荒后，由于农业被英国的土地政策所破坏，爱尔兰成千上万的农民涌入英国的利物浦和格拉斯哥做苦工。这是工业第一次向农民大规模地索取劳工。见John Berger and Jean Mohr, A Seventh Man , P.108,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1975。——译注 leb2m0+uU4JkeDp5VTiG400PYLvMc9oO9IJUMRaiQlb/CQhH9RHVIa4TTrk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