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勒：一个艺术家的肖像

我们距离丢勒的诞辰有五百多年（他于1471年5月21日生于纽伦堡）。因着我们不同的视界或心绪，这五百年可长可短。如果这五百年显得短暂，那么我们似乎有可能理解丢勒，并且，也可能与他进行想象的对话。如果这五百年显得漫长，那么他所生活的世界，他对那个世界的意识，是如此遥不可及，从而也没有了对话的可能。

丢勒是第一个沉湎于自己形象的画家。在他之前，从不曾有画家画过如此多的自画像。他早期作品里有一幅十三岁时的银尖笔素描。这幅素描显示他是个神童——而且他发现自己的仪表惊人、令人难忘。使得他仪表惊人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意识到自己的天才。他所有的自画像都流露着骄傲。他从自己双眼里所观察到的天才的神情，似乎是他每次所创作的杰作的众多元素之一。在这一点上，他的自画像是伦勃朗自画像的反题。

他为什么画自己？在众多动机里，其中一个与任何人请画家作肖像的动机是一样的。画肖像是制作曾经存在的证据，肖像终究有可能比本人长久。他的像（look）会留存下去，“像”（look）一词的双重含义——兼指他的外表和眼神——暗示着包含在那个想法 里的神话或谜。肖像审问站在肖像画之前的我们—那些试图想象画家人生的观者。

我回想起丢勒的两幅自画像，一幅在马德里，另一幅在慕尼黑，我意识到自己——与成千上万的观者一起——成了丢勒在485年前所预见的想象的观者。然而，我同时询问自己，我正写下的文字，究竟有几个能将它们当下的意义传达给丢勒。我们与他的脸、他的神情是如此接近，让人很难相信，他人生的大部分经验于我们是陌生的。在历史上下文中研究丢勒，与了解他本人的经验不是一回事。我想，指出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有许多沾沾自喜的假设认定丢勒与我们时代之间的连续性。他们沾沾自喜，是因为越是强调这种所谓的连续性，我们就越倾向于——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庆贺自己赏识他的天才。

两幅自画像之间隔着两年的光阴，描画的显然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心境。第二幅自画像，现在收藏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Prado Museum），画的是二十七岁时的丢勒，打扮得像威尼斯的侍臣。他看上去自信、骄傲，几乎像王孙公子。在这里，他可能特意强调他的精心装扮。比如说，戴着手套的双手。他双眼里的神情与雅致的帽子有些冲突。也许这幅自画像暗示丢勒是在装扮一个角色，暗示他渴望成为另一个人。这幅画作于丢勒第一次意大利之行的四年后。在那次旅行里，他不但结识了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熟悉了威尼斯画派；而且他第一次意识到画家是可以如此独立地思考，如此为社会所看重。他的威尼斯装束，窗外的阿尔卑斯山景，确切地显示此画是他回忆年轻时的威尼斯之旅。以拙劣到荒谬的术语诠释，这幅画好像在说：在威尼斯，我衡量出了自己的价值。在这里——德国——我期待我的价值为人所识。自威尼斯归来之后，他开始从撒克逊选帝侯腓特烈公爵（Frederick the Wise，the Elector of Saxony）那里接到重要的订单。随后，他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the Emperor Maximilian）作画。

慕尼黑的自画像作于1500年。在这幅自画像里，艺术家穿着深色外套，衬着阴暗的背景。手拢外套的姿势、发式、表情——或者确切地说，谦卑得毫无表情，暗示着（根据当时的绘画传统）这是一幅基督头像。虽然这一点无法得到证实，但是丢勒很有可能意欲这样比较，或者至少欲使这个比较在观者的脑海闪过。

丢勒的意图绝不是亵渎。他虔心于基督。虽然在某些方面，他认同文艺复兴科学和理性的态度，但是他的宗教信仰是传统的。晚年的丢勒，在道德和理智上倾心于路德，但是却下不了决心与天主教会决裂。这幅画不可能在说：我看自己就如基督。它一定是在说：通过我所知的磨难，我渴望成为基督的模仿。

但是，与另一幅肖像画一样，这幅画里也有一个戏剧性的元素。显然，在这两幅自画像里，丢勒皆不能接受这样的自我。意欲成为不同的，甚至超越自我的野心总是介入。他所能接受的唯一不变的自我记录是签名，与以往所有艺术家不同，他几乎在自己创作的所有作品上签名。当他看着镜中的自己时，他总是被所看到的不同可能的自我所迷惑。有时这幻觉是显赫的，如马德里的自画像；有时是启示的，如慕尼黑的自画像。

那么，如何解释这两幅自画像之间惊人的区别呢？1500年，在德国南部，无数人相信世界末日就要来临。那时饥荒、瘟疫、梅毒肆虐。社会动荡，不久导致了农民战争（Peasants’ War）。成群结队的劳工和农民离开家乡，四处流离，寻找食物，复仇和拯救。在拯救那一天，上帝的愤怒化为火雨掷向大地，太阳殒落，天堂像手稿一样被卷起、丢弃。

终生耽于死亡即将临近这一思想的丢勒，分担着这个普遍的恐惧。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为普罗大众创作了第一个重要的木刻作品系列。这个系列的主题是《启示录》。

姑且不提它们所传达的信息的迫切性，这些版画的风格更进一步地表明，我们现在距离丢勒是多么遥远。按照我们的范畴，它们的风格似乎是无法调和的哥特式、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的融汇。我们认为它历史性地贯通着一个世纪。然而，对于丢勒，随着历史尽头的临近，随着文艺复兴 美 （Beauty）的梦想——正如他在威尼斯的梦想——的淡却，这些木刻作品的风格必定像那个时刻一样转瞬即逝，也像他自己的声音一样自然。

然而，我怀疑是否存在任何特殊事件能够解释这两幅自画像之间的区别。它们可能画于同年同月；它们彼此互补；这两幅作品共同构成一道拱门，通向丢勒晚年的作品。它们暗示着困境及反省的领域——作为艺术家的丢勒在其中工作。

丢勒的父亲是个金匠，从匈牙利移居到纽伦堡的商业中心。因着行业的要求，他成了出色的绘图员和雕刻匠。但是他的信念和举止则表明他是一个中世纪手艺人。至于他的作品，他所能询问自己的只有“如何（How）”，此外便没有其他问题。

他的儿子在二十三岁时成了离中世纪手艺人的精神境界最遥远的欧洲画家。他相信，为了实现美，艺术家必须发现宇宙的秘密。用艺术的术语来说，也用实际旅行的术语来说（只要有机会，他随时去旅行），首要的问题是“何处（Whither）”。若不是因为意大利之行，丢勒可能永远达不到这般的特立独行和创造性。只是矛盾的是，他比意大利的任何画家更具有独立精神，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没有现代传统——在为他所改变之前，德国传统是属于过去的。他是第一个单枪匹马的先驱。

马德里的自画像所传达的正是这种独立精神。事实上，他没有彻底地接受这独立，这独立倒像是他试穿的衣裳。也许这可以用这个事实来解释：他终究是他父亲的儿子。1502年，父亲的谢世带给他极大的打击，他深爱他的父亲。他是否认为自己与父亲的不同是不可避免的、命定的，或者这是他自己也没有绝对把握的自由选择？也许在不同的时候，两者皆是。马德里的自画像包含着一丝怀疑因素。

丢勒的独立精神，结合着他的艺术方式，必定使他感觉到一种非凡的力量。他的艺术比以往任何艺术更接近再现自然。他描绘对象的技能必定是——在今天仍然是（想想那些花卉动物的水彩画）——奇迹般的。他曾提及他的肖像画是仿真（konterfei）。这个词强调 逼真地制作 的过程。

他的描绘方式，他再创造眼前或者梦中之物的方式，是否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所谓的上帝创造世界和万物的过程？也许他想到了这个问题。若是如此，那么促使他认为自己具有神性的，不是因为他具有德性，而是因为他具有创造性。然而，纵然拥有创造性，他还是注定作为人沉沦在苦难的世界，那是一个他的创造力最终也无济于事的世界。他的基督自画像是创造背后创造者的画像，一个在创造自己的过程中措手无策的创造者。

丢勒作为艺术家的独立，有时候与他那半中世纪的宗教信仰不相协调。这两幅自画像传达了这种不协调性。不过这种说法是非常抽象的。我们还没有进入丢勒的经验。他曾乘着一艘小船旅行了六天，像科学家一样查验一条鲸鱼的尸体。同时，他相信《启示录》里四骑士的故事。他认为路德是“上帝的工具” （God’s instrument）。当他注视镜中的自己时，他是如何具体地询问，又是如何真实地回答肖像向观者暗示的问题？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形式是：我是有着什么用途的工具（Of what am I the 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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