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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是至少一百年前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却在今天被如此经常而广泛地讨论，就好像它是个颇为新鲜的现象。消费主义蕴含在十九世纪布尔乔亚文化中。消费不但满足经济的需要，而且也满足文化的需要。要想弄明白这个需要的本性，只消看一看最直接、最简单的消费形式——吃。
布尔乔亚如何看待他的食物？如果我们将这特定的看法孤立出来加以定义，那么即便它广泛分散，我们也能将它认出。
自然，这个问题由于国家和历史的差异而复杂化。法国的布尔乔亚对待食物的态度与英国的布尔乔亚不同。一个德国市长在他的晚餐桌前坐下的态度，与希腊的市长两样。罗马的时尚宴会与哥本哈根的也不尽相同。特罗洛普（Trollope）和巴尔扎克所描述的许多进餐习惯和态度，如今已无迹可寻。
饶是如此，倘若我们将布尔乔亚的饮食方式与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另一类人，即农民的饮食方式作比较，那么一个整体视域和轮廓就会呈现出来。工人阶级的饮食习惯不像布尔乔亚和农民这两个阶级那样有着许多传统，因为工人阶级的饮食习惯最易受经济起伏的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说，布尔乔亚和农民的差别与贫富这个残酷的对立有着密切关系。这个对立导致战争。但是，就我们目前狭浅的意图而言，差别不在于饥饿与餍饱，而在于对食物价值的两种传统观念，在于膳食的意义和进食的行为。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布尔乔亚的观念冲突。一方面，在布尔乔亚的生活里，膳食具有规律、象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认为吃这个话题是琐屑的。比如说，从根本上说，本文不可能是严肃的。它若要自命不凡，那便是轻狂。烹饪书畅销，大多报纸都有美食专栏，但是它们的内容只被作为装饰，而且受众（大多数）是女性。布尔乔亚并不将进食看作一个根本的行为。
主要的、规律的膳食，对于农民，这一餐通常在中午；对于布尔乔亚，则通常是在晚上。在这里，实用的理由一目了然，不需要多加说明。也许重要的是，农民的主餐在一天的中间，被劳动所包围。它被放置在一天的胃里。布尔乔亚的主餐在一天的工作之后，标志着白天与夜晚的转换。它接近于一天的脑袋（如果一天始于脚着地），接近于梦寐。
在农民的餐桌上，餐具、食物和进餐者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使用和操作被赋予一种价值。每个人有自己的餐刀，可能是从自己的兜里掏出来的。刀子是旧的，除了切割食物之外，还要派很多用场，通常很锋利。一餐之内，尽量只用一个盘子。取另一道菜之前，用面包将盘子沾吃干净。食物和酒放置在所有人面前，每个进餐者各取所需。比如说：他拿过面包，放在自己面前，在朝着自己的一端切下一片，将面包放回原处，待其他人取食。干酪、香肠也是如此。使用、使用者和食物的接触被当作是自然的。这里极少有分化。
在布尔乔亚的餐桌上，每样东西尽可能地不经碰触、独立摆放。每道菜有着相应的餐具和盘子。通常盘子不是进餐时吃干净——因为进餐和清洁是不同的行动。每个进餐者（或仆人）为另一个进餐者端着菜，以便于他取食。膳食是一系列分立的、未经碰触的礼物。
对于农民而言，所有食物都意味着劳动的完成。这劳动不一定是自己或自家的劳动，但是如果不是的话，这劳动仍然可以直接转换为他自己的劳动。因为食物代表体力劳动，进食者的身体已经了解将要吃进的食物（农民强烈排斥尝试任何 “外来的”食物，多半是因为外来食物在劳动过程中的起源是未知的）。他从不期望食物令他惊奇——除了有些时候，他会惊讶于食物的质量。他对食物像他对自己身体一样熟悉。食物在他体内的行为， 联续着 身体先前的行为（劳动）。他在准备、烹饪食物的同一个房间进食。
对于布尔乔亚而言，食物与他的工作或者行动不能直接转换（对于他们，自家种的蔬菜是绝少有的）。食物是他所购买的一件日常用品。食物，即使是自家的烹饪，他是用现金交易的购买。这个购买行为在专门的房间进行：家里的餐室，或者餐馆。这个房间没有其他用途。这个房间至少有两道门，或者两个入口。一道门与他的日常生活相连；他从这道门进来，被侍候着进餐。另一道门连着厨房；食物自这道门端进，垃圾自这道门撤出。因此，餐室的食物脱离其本身的生产过程，脱离他日常行动的 真实 世界。两道门后各藏着秘密：厨房门后，是菜谱的秘密；另一道门后，是不能在餐桌上讨论的职业或个人的秘密。
食者与食物被抽象、装裱、绝缘，形成一个孤立的时刻。这个时刻必须凭空创造自己的内容。内容倾向于戏剧性：装饰着银餐具、玻璃杯、餐巾、瓷器等的餐桌，灯具，相对正式的穿着，宴客时精心安排的座次，餐桌举止仪式化的礼节，侍候的程式，行为（每道菜）之间餐桌上的变化；最后，一同离开剧院转移到另一个分散、随意的环境。
对于农民，食物代表劳动的结束，随之是休息。劳动的果实不只是“果实”，还有从劳动时间中抽取的花费在吃上面的时间。除了宴席，他在餐桌上得到进食的镇静效果。满足了的胃，安静了。
对于布尔乔亚，进餐的戏剧远不是休息，而是一种兴奋剂。场景的戏剧性经常引发晚餐时的家庭剧。典型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场景不是在卧室——虽然逻辑上应当是——而是在晚餐桌前。餐室是聚会之处，在这里，布尔乔亚家庭以社交的姿态展现在家人面前；在这里，布尔乔亚家庭的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以高度形式化的方式进行。然而，理想的布尔乔亚戏剧是 款待 宾客。 用款待（entertain）一词意味着请客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款待宾客总是产生它的反面：厌倦。厌倦萦绕着绝缘的餐室。因此，有意识的重点便落在晚餐谈话、幽默和议论上。但是厌倦的幽灵也刻画了进餐的方式。
布尔乔亚暴食。尤其是肉。心身医学的解释是，也许他高度发展的竞争意识迫使他以能量—蛋白质来保护自己（正如他的孩子以甜食保护自己逃离冷漠的情感）。然而，文化上的解释有着同样重要性。如果食物是 壮观的 （spectacular），所有就餐者分享其成就，厌倦就不太可能产生。从根本上说，他们所分享的不是烹饪的成就。这是财富的成就。金钱所购买之物，合法地证明了他的无限制购买是顺理成章的。食物的品种、数量和浪费证明财富的 理所当然 （naturalness）。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早餐是鹧鸪、老羊肉和燕麦粥，晚餐是三道肉，两道鱼。数量是不变的，从自然获取的证明不断递增。如今，因为现代交通工具和冰箱，加速度的日常生活节奏，家政阶层的不同服务，壮观以另一种方式实现。各色各样的反季节珍奇食物，菜肴来自世界各地。中国烤鸭（Canard à la Chinoise）和鞑靼生牛肉（SteakTartare）、勃艮第牛肉（Boeuf Bourguignon）摆在一起。从自然获取的合法证明不再只关切数量。它也从历史获取合法的证明，以彰示财富是如何联结世界的。
通过催吐药，罗马人在追求快感时将味蕾与胃分离。布尔乔亚将进食的行为与身体分离，使得这一行为首先成为一个壮观的社会主张。吃芦笋这一行为的意义不在于：我高兴地吃着芦笋；而是：此时此地，我们 能够 吃芦笋。对每个就餐者来说，布尔乔亚的典型餐食是一系列分离的礼物。每个礼物都应当是个惊喜。但是每个礼物所包含的意义却都是相同的：愿喂养你的世界快乐。
对于农民，主要的、规律的进食与庆典或宴席之间有着明确的区别；对于布尔乔亚，这个区别经常是模糊的（这正是为什么上文关于布尔乔亚的某些描述类似于宴席）。对于农民，他的日常食物和进食方式贯穿着生活的其他方面。他的生活节奏是循环的。膳食的重复与四季的重复相似、相联。他的食物是当地的、季节性的。因而，可获得的食物、烹饪食物的方式和饮食的变化，标志着他人生的重复时刻。厌倦食物就是厌倦人生。这样的事情是有的，但是只发生在非常不幸的人身上。不论大小，宴席都是为了标志一个特殊的重复时刻，抑或一个不复再来的场景。
与农民宴席的世俗意义相比，布尔乔亚的宴席通常有着更多社会意义。它是时间里的一道刻痕，更是社交欲望的满足。
对于农民，宴席一开场便是吃与喝。这是因为这些稀罕或者独特的酒食是特地为这样的时刻留存的。任何宴席，即使是仓促的，多半也筹备了数年。宴席是消费日常生活需要之外的节省和生产。展示和消耗他们部分的剩余，宴席成为双重的庆典——治席情景的庆典，剩余本身的庆典。因此，伴随宴席的是其舒缓的节奏、慷慨和活跃的气氛。
对于布尔乔亚，宴席是一项额外开销。宴席的肴馔与日常食物之间只有费资多寡之别。真正地庆祝剩余是他所不能企及的，因为他永远不会有多余的钱。
上面这些比较不是要将农民理想化。农民的态度大多是 保守的 ——以这个词的严格意义来说。至少及至新近，农民保守的物质现实，防碍了他理解现代世界的政治现实。这些政治现实本来就是由布尔乔亚所创造的。布尔乔亚曾经——某种程度上现在仍然—统治着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
我努力通过分析比较吃的行为勾勒两种获取、拥有的模式。如果我们考察比较的每一个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出农民的进食方式以进食行为本身和食物为中心：这种方式是向心的、物质的（physical）。布尔乔亚的进食方式则以幻想、仪式和场面（spectacle）为中心：它是离心的、文化的。前者在满足中完成自身；后者永远不得完成，反而勾起一个本质上无法满足的欲望。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