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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是最早对中国诗歌发生进行总结的学说，最先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舜典》：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尽管《尚书》一书何时编成，尚存在诸多争议，但从《周易》《左传》等文献来看，主张诗歌言志，却是周秦时期对诗歌的内在要求。在这段话中，舜命令夔来掌管音乐，用以教育弟子，其中提到，用乐教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正直而温和，宽容而庄重，性情刚正而不盛气凌人，态度平淡而不傲慢，实际体现出的是一种中和而优雅的修养。这种修养在《礼记·经解》中被概括为“广博易良”，认为这是音乐教育出来的人格修为。在这其中，诗歌作为音乐的歌辞，要表达的是人的心声。所以说，“诗言志”最为基础的含义，就是指诗歌要能说心里话。
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认为，“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是最早对诗歌进行总结的观点，又指出“志”就是“怀抱”。
闻一多也认为，“志”有“记忆、记录、怀抱”等含义。其所谓的“记忆”，指的是人物志、风俗志、县志也都带有记忆、记录的特征；其所具有的“怀抱”含义，指的则是“志向”。
《诗大序》中写道：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心里面的想法为“志”，说出来就成了诗。诗是一个人内在“心志”的语言表达，如果语言表达不能尽兴，那就采用歌唱的方式。《礼记·乐记》中明确分析了诗、歌、舞的关系：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诗、歌、舞都是内心情志的产物，诗用语言来表达，歌用吟唱来表达，舞用身体动作来表达。显然，歌、舞要比诗表达得更充分。
言志，是观察士人格局、境界最常见的做法。《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陪着孔子闲坐，孔子就问他们几个人的志向，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说自己能够出将入相，冉有说自己能做个大夫，公西华说自己能做个傧相，曾皙则说：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他说自己的理想是，在暮春时节换上春末夏初的衣服，与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一起，在沂水中沐浴，在舞雩台上讽诵，再咏着歌归来。孔子很赞赏曾皙的想法。孔门弟子解读《周易》，认为周文王作《周易》的目的，就是“通天下之志”，即致力于探求天下人的所思所想，知道民心所向，便可以引导、统领天下之事。
在这样的语境中，“诗言志”成为周秦时期对诗歌的内在要求。这里说的“诗”，既包括作诗，也包括完成的《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文子告叔向曰：“诗以言志。”《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也说：“诗言是其志也。”这些“志”，指的都是融合了每个人“心志”要求的群体志向。
虽然“志”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但并不是每个人表达出来的，都是“诗”。这是因为，“诗”还有着两个外在的要求：一是这种心志要合乎群体的要求，合乎公共价值的要求，这样的心里话才能称为“志”；二是诗歌需要用优美的语言来表达，才能为大家所传唱。有了这两重外在约束，“诗言志”的基本要义才具备。
所以说，诗所言之“志”，并非一己之心志，而是群体要求、群体愿望的集体达成，或者说是集体表述。这样一来，诗歌所写的内容，便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担负着疏导民情的现实责任。
《礼记·王制》记载了西周时的制度设计：“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这本书中有对周代礼仪制度的总结，有些内容带有展望与预设色彩，提出的“陈诗以观民风”，实际是说，要通过收集整理诗歌来观察社会风气。这当然是对诗歌政治功能的思考，其逻辑起点就在于诗是言志的，通过诗，可以看出老百姓的所思所想。
“观民风”的“观”，来自孔子对诗歌功能的总结。孔子认为，诗歌有四大作用：兴、观、群、怨。
兴，是诗歌能够感发，就像我们现在唱歌一样，一人唱，数人和，不知不觉便进入到情境之中。观，是通过诗歌观察民风、观察老百姓的志向。群，是诗歌能够担负交流的使命，周秦时期的外交官常常引诗来委婉表达志向，后世也相互唱和、赠答，表达“心志”，促进彼此的交流。怨，是诗歌的疏泄功能，指被压抑的情感，可以通过诗歌来疏导。
汉儒们也认为诗歌可以言志，朝廷中设有专门的采诗官员。《汉书·食货志》说：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老百姓冬天休耕而聚居，春天散开去劳作，这时候，朝廷就派一些小官员敲着木铎，在路上巡视，向老百姓采集民歌，然后交给乐师，再对音律进行整理，最后献给天子听。何休在《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的解注中，也有详细的描述：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采诗”具有“采风俗、观民风”的作用，因为所采的诗歌，常常经众人传唱出来的，更趋向于表现群体性的要求，这也是周秦汉时期诗歌的一大特点。《诗经》中的许多作品，更多的不是表现个人情感，而是表达集体情感，是老百姓口耳相传的传唱，就像现在的许多民谣一样，千锤百炼后，才趋于完美。《汉书·艺文志》又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据记载，西汉确实仿照周代建立过采诗制度，也曾收集整理了不少诗歌，意在使王公大臣通过欣赏诗歌，来观风俗、体察民意、看政绩得失、调整政治制度。诗歌在此确实起到了反映民意的作用。
受“诗言志”的影响，诗歌也重视寄托。如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神龟虽寿，尤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最后一句“歌以咏志”说明，在曹操的认知中，“诗言志”是诗歌的内在要求。最初的诗是诗、乐、舞一体，是以诗歌、歌唱、舞蹈相结合的方式流传下来的。汉代的诗歌，也基本以这种形态呈现，《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大多是“歌诗”。汉魏之际，由于音乐人才的匮乏，文人作诗不再追求歌唱，诗歌才从音乐中脱离了出来。因为诗歌不再采用歌唱的方式来传播，而是采用朗诵的方式来传播，从而形成了文人诗。曹操是精通音律的，他所言的“歌以咏志”，正是继承了诗以歌唱的传统认知。
从孔子的论述到曹操的诗歌认知，我们可以看出，“诗言志”主张诗歌要表达一种正面的、阳刚的，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共享的理想，这是中国诗歌形成之初的内在要求，也是对诗歌发生渊源的最古老的解释。
“诗言志”的传统，在后来的诗歌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两句话既是杜甫诗歌的情感基调，也是杜甫人格形象的写照。穷年，是整年；黎元，指的是老百姓。杜甫是说，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这种心境与其说是情感的体验，莫不如说是志向的表达。由此我们想到，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一种伟大的群体志向。杜甫在这首诗中还说：“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表明自己忠君爱国的志向，就像葵花与藿草一样整天向着太阳，本性使然，始终不变。
白居易早年充满了理想和抱负，也曾炙热地表达自己的“心志”。他在《寄唐生》中说自己作诗的目的：
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诗中表达了自己对下层百姓的忧虑，对民生疾苦的关心。诗中所言的，是自己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是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理想追求。在“诗言志”的语境中，很多诗歌都是在抒发诗人的心志。
如黄巢抒发己志的诗作《题菊花》：
飒飒西风满院栽，
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
报与桃花一处开。
在寒冷的秋风里，菊花满院开放，没有人欣赏，却独有一种香冷傲然的坚持。黄巢借菊明志：如果将来我做了青帝，就让菊花和桃花一块儿开，让被冷落、被遗忘、被抛弃者，都能够享受到春风浩荡。
宋代的诗人，不再像汉儒那样注重天人关系，也不像唐人那样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更多地体察身与心的关系。他们用诗来展示志向，用词来表达内心的感受。像欧阳修、苏轼、辛弃疾那样的大丈夫，在词中也流露了不少与歌伎之间的暗通情愫。我们理解这个时期的诗词，要把诗与词分开来看，那就是诗之言志、词之言情。
唐宋之后还有不少诗人，在诗中所言的“志”，不再是忧国忧民的担当感，而是表达自己的隐遁山林之志。这种隐遁山林，不是自甘堕落，而是坚持人格的完整，不被现实扭曲，不被尘俗污染，在这些清高、孤傲之中，隐含的是同样高洁的志向。林逋的《山园小梅》，便是这类言志之作的代表：
众芳摇落独暄妍，
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
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
不须檀板共金尊。
诗写梅花的超凡脱俗，实言个人不同流俗的情志。首联写出了梅花的孤独，尾联寄托的是安于贫贱、安于孤独的志向。这类作品中的“诗言志”，走出了群体志向的要求，是对某一类人理想操守的书写。
我们读《红楼梦》时可以看出，曹雪芹在刻画人物时，常常通过人物作诗咏物，不自觉就表露出了人物的心志。如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中，不同个性的人物，在诗中表达了不同的志向。如薛宝钗的《临江仙》：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薛宝钗给人的外部印象是温、良、恭、俭、让，但实际上，她的心中暗藏着很高的志向，她的“送我上青云”，表达的便是不甘平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主动追求。
林黛玉却用《唐多令》吟道：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毬。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拾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同样面对柳絮飘落，薛宝钗看到的，是轻风把柳絮送上了青天；而林黛玉看到的，是柳絮落到了地上无人收拾。柳絮并不是花，只能随风飘散，委身尘污，甚至连“花自飘零水自流”的美感都无法获得，春风不管它，柳絮只能兀自飘落。林黛玉的词中，暗含了身世漂泊之感、人生寥落之情，可以与她的《葬花词》对读。
在中国诗歌理论中，诗言志并不排斥诗言情，而是强调诗歌更多担负起“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内在要求，即情感或出于一己的体验，但这种体验要合乎群体价值的外部要求，能够担负起必要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任由情感泛滥。随着时间的推移，“诗言志”渐与“诗缘情”结合起来，“志”所具有的“怀抱”之义，便包括了“情”与“志”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