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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文化和文学巨人的周氏兄弟对日本文学的翻译究竟为当时的现代汉语注入了多少新的血液、或多大程度地促进了现代汉语脱胎换骨的进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或许跟我一样，许多的中国诗人对日本诗歌的认知仅仅是建立在周作人翻译的这本《石川啄木诗歌集》之上的。一九六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诗集可以说长时期支配着中国诗人对日本诗歌的解读、理解和判断，这一经验似乎形成了一个传统和标准，持续了很长时间。
实际上，石川啄木作为明治时期的天才级人物，他的本行主要从事短歌写作，日语中称为“歌人”，其次才是诗人和评论家。日本对三种传统定型诗的写作者的称谓至今仍泾渭分明：俳人、歌人、柳人（川柳的写作者，一般称为川柳作家）。川柳虽然在形式上跟五七五的俳句同为十七个音节，但在内容上却大相径庭，川柳不受“季语”（俳句中必不可少的能代表季节的一个词语）的限制，也无需使用“切字”（协助完成五或七个音节的十八个语气助词），内容主要以讽刺时事和调侃社会为主，通俗诙谐、散漫浅显、缺乏深度和凝练，本质是散文化的，类似于中国古诗中的打油诗。
从一八八二年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井上哲次郎合著的《新体诗抄》（主要翻译了莎士比亚、丁尼生等诗人的十四首诗，原创作品只有五首）出版以来，到一八九一年北村透谷自费出版的诗剧《蓬莱曲》，以及六年后的一八九七年日本真正的第一本个人现代诗集岛崎藤村的《若菜集》（共五十一首）的出版，尽管日本历年出版的权威性现代诗选本几乎都会象征性地选入几首石川啄木的新诗作品，但是在我看来，石川啄木的现代诗作品并没有在日本现代诗坛产生过太大影响，甚至还不如同时期同为歌人的与谢野晶子创作的一些现代诗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大。之所以说作为诗人的石川啄木次于作为歌人的他，是基于日本文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认同。
话虽如此，也无法削弱和动摇石川啄木在日本一百多年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存在。二〇〇〇年春天，我很幸运地考入京都的一所私立大学的日本文学博士班，我的导师上田博教授就是日本当代屈指可数的石川啄木研究专家。在紧张的三年时间内，虽只听过导师在课堂上讲过几次石川啄木的短歌，但还是受益颇深，让我对啄木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和提升。最难忘的是参加二〇〇一年九月底为期两天在啄木的故乡盛冈市岩手大学举办的“啄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议期间，第一次参观了啄木的故居和文学馆，也第一次听到了啄木家乡纯正的方言和不少有关他的趣闻和传说。
从啄木出生的一八八六年到他病死的一九一二年，在短短的二十六年间，不仅是日本，而且中国和世界也都是在极不安稳中渡过的。啄木出生的这一年，岩手县流行霍乱，被感染的五百多人中死去了五分之一，之后一八九四年发生的甲午战争和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单是岩手县据称就战死了两千两百多人。一八九六年六月十五日发生的明治三陆（涵盖岩手县、青森县和宫城县部分地区）地震和海啸，死者和失踪人数多达两万两千人。一九一〇年以幸德秋水为首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策划暗杀明治天皇，这就是震撼日本社会的“大逆事件”，翌年初十二人被执行了死刑。幸德秋水也是啄木的诗和短歌里的登场人物。
那么大洋彼岸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呢？首先截止到啄木去世的一九一二年，有大批精英人士留学或流亡日本。按时间顺序我大致列了一个清末民初留学或流亡日本的人物和时间表，依次为：
孙中山 一八九七至一九〇七
康有为 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
梁启超 一八九八至一九一二
王国维 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
陈独秀 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三
鲁迅 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九
陈寅恪 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
秋瑾 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六
蒋介石 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
周作人 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
成仿吾 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
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清政府与日本在山口县下关市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附属岛屿；一八九八年康有为、梁启超推行的戊戌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签订《辛丑条约》，赔偿惊人数字的银两，租界遍及全国各地；一九一一年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一九一二年，也就是在石川啄木去世的这一年，孙中山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新国家的国号采用了章炳麟建议的“中华民国”。
石川啄木在日本社会的转型期写下的这些短歌和新体诗，被同样身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周作人译介成汉语。啄木为数不多的新体诗《无结果的议论之后》是周作人最初的译作，发表在一九二〇年七月二日的《晨报》副刊版的《晨报副镌》上，这应该是首次被译介成汉语公开发表的日本新体诗。这首诗是石川啄木在大逆事件之后创作的组诗《无结果的议论之后》的其中一首，也是他在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五日一天内写的四首诗中的其中一首。
我们且读书且议论，
我们的眼睛多么明亮，
不亚于五十年前的俄国青年，
我们议论应该做什么事，
但是没有一个人握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
我们知道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也知道群众追求的是什么，
而且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事。
我们实在比五十年前的俄国青年知道得更多。
但是没有一个人握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
聚集在此地的都是青年，
经常在世上创造出新事物的青年。
我们知道老人即将死去，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看啊，我们的眼睛多么明亮，我们的议论多么激烈！
但是没有一个人握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
啊，蜡烛已经换了三遍，
饮料的杯里浮着小飞虫的死尸。
少女的热心虽然没有改变，
她的眼里显出无结果的议论之后的疲倦。
但是还没有一个人握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
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东京
周作人 译
有不少日本学者把这组诗解读为是献给幸德秋水的“镇魂歌”，事实上诗人在这组诗中更多的是表现了在悲痛中的无奈和无力感。“老人即将死去”显而易见是在暗示将十二名大逆事件者置于死地的极权主义者明治天皇或其他的权力机构。“到民间去！”源于苏俄十九世纪末的民粹主义运动口号“в народ”，直译是“到人民中间去”，英语表记一般取自俄语的音译“V NAROD NAROD”这一罗马字表记形式。这一口号在明治时期传入日本后，给日本的年轻作家和青年一代带来了不小的思想冲击。一九一八年周作人在《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一文里就已经把该词译为“到民间去”。这一口号先是被日本接纳，后又被移植到中国，在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场域和社会环境中扮演的角色和其成败，以及接受与被接受的关系是一个庞杂的话题，在此不做更多的赘述。
我没有做过详细考证，周作人很有可能是第一位翻译日本诗歌的人。《无结果的议论之后》见报后，不知是周作人意犹未尽，还是为赚取稿费养家糊口，翌年的一九二一年他又把石川啄木的五首诗收进《杂译日本诗三十篇》发表在八月号的《新青年》（九卷四号）杂志上。这一年是周作人从故乡绍兴来到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北京的第四个年头。石川啄木的这组诗最初发表在一九一一年七月号的《创作》杂志，按照周作人一九一一年九月离开日本回国的时间表来看，石川啄木创作和发表这组诗时，他们俩都正好住在同一个城市——东京。
石川啄木小周作人一岁，一八八六年二月二十日生于岩手县南部安静的日户村（后划入盛冈市管辖），父亲石川一祯是供奉释迦如来曹洞宗派的宝德寺住持，啄木是独生子，上有两位姐姐，下有一位妹妹。啄木自幼聪慧，成绩突出，毕业于当地的名校盛冈一高，这所高中走出过不少杰出人物，比如诗人、童话作家宫泽贤治（一八九六—一九三三）、语言学家金田一京助（一八八二—一九七一）、作家野村胡堂（一八八二—一九六三）等。啄木在中学时代偶然翻阅与谢野铁干主编的《明星》纯文学杂志，并很快为与谢野晶子的短歌所着迷和倾倒。在中学生啄木的鼓动下，与热爱文学的同学一起创办短歌“白羊会”。啄木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开始以笔名“翠江”在《岩手日报》发表短歌，之后造访与谢野晶子、与谢野铁干夫妇，一九〇三年在《明星》发表短歌时开始正式使用“啄木”这一笔名。与《明星》杂志的结缘，使他与北原白秋、吉井勇、木下杢太郎、山川登美子、中滨丝子等成为“明星派”的重要成员。
一九〇五年啄木自己筹款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憧憬》由小田岛书房出版，诗人、翻译家上田敏作序，与谢野铁干撰写了跋。这一年十九岁的啄木与青梅竹马的同学堀合节子结婚，同年秋天自己主编的杂志《小天地》因为缺乏资金而停刊。一九〇七年赴北海道函馆，在函馆逗留的四个多月中，二十一岁的啄木先是在函馆唯一的同人文艺杂志《红苜蓿》做编辑，并与苜蓿文学社成员歌人野口雨情成为挚友，后还做过临时小学教师和《函馆日日新闻》的记者。之后因为编辑部被一场大火烧毁，失业而单身赴札幌，又先后在《北门新闻》社做校对，在《小樽日报》《钏路新闻》（现《北海道新闻》的前身）当记者。最终，不是因为被人欺负挨揍、就是因为对上司的不满而离职。一九〇八年初在小樽市听完信奉社会主义的西川光二郎的演讲后沾染上社会主义思想，为他日后的创作带来影响，也是他从浪漫主义文学朝向无产阶级文学跨越的开始。一九〇八年春只身赴京，在同乡的帮助下几经波折终于在东京朝日新闻社谋到一份校对工作。在东京生活工作的五年间，是啄木思想转变的高峰也是他写作的高峰，短歌代表作《一握砂》《可悲的玩具》等和书中周作人翻译的十一首新体诗均写于这一时期。同样作为文化和政治中心的东京，不仅使啄木接触到了明治文学的巨擘森鸥外、夏目漱石，而且与他们建立了友谊。这一特殊的场域也使他的视野变得更为开阔，思想更为深刻。可以这么说，东京更有效地让啄木释放了自己的才华。
我们不能不思考，周作人最初翻译啄木为什么不是他的短歌而是选了占啄木创作作品比例不多的新体诗？这一动机耐人寻味。如果回顾一下译者当时身处的新旧交替的社会现实，也许就不难想象了。选译这首诗或许不是出于艺术和文学性的考量，而是出于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翻译对接受西方文化文明和促进现代汉语进化的重要性，亦或说是译者周作人个人理想主义的需要。二十世纪初叶，无产阶级文学的风起云涌，不仅影响了一大批日本作家和青年，也波及到了欧美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更是不言而喻。由于政治信仰的相同，无产阶级文学的源头——苏俄文学，其文学、思想、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对那时以及以后漫长岁月里的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绝后的。有鉴于此，周作人翻译这首《无结果的议论之后》也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与时俱进的考虑——与其每天摇旗呐喊裹足不前，不如付诸切实的行动，把外国具有先进文学思想和理念的作品翻译过来，让它们在自己的母语里发生冲撞，产生影响。在此套用瞿秋白的话，翻译“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因此，周作人在这首译诗的附言里写道：“读啄木的诗，不能不感到惭愧。借别人的皮鞭，来打自己的脊背，这是我译这一首诗的意思。”“借别人的皮鞭，来打自己的脊背”毫无疑问是作为文人的周作人所背负的使命感。
过了很多年后，周作人开始大量翻译啄木的短歌，这种选择也是出于啄木短歌在形式和内容上的革命性和创造性吧。正如他在一篇《啄木的短歌》一文里所写：“他的歌是所谓生活之歌，不但内容上注重现实生活的表现，脱去旧的束缚，便是在形式上也起了革命，运用俗语，改变行款，都是平常的新歌人所不敢做的。”
啄木的短歌很随意和口语化，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浓重的生活信息。字数上不拘泥于短歌一成不变的铁规，打破持续一千多年的五七五七七三十一个音节的束缚，形式上颠覆了短歌的形式感，把短歌用一行日语的表记形式改为三行。这一创举别说是短歌新人，即便是短歌老将也无人敢去尝试和逾越。这两点对于翻译也许谈不上致命，最要紧的是译者如何正确地解读出省略在文字之外的余韵，或者说译者如何解读出原作者的意图。这是译介短歌和俳句的关键，但周作人都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精彩！朱自清在读完周作人翻译的《一握砂》和《悲伤的玩具》后，称其是“实在的创作”。从我至今阅读到译成汉语的短歌和俳句来看（包括台湾和香港的繁体字版），无人能与周作人比肩，理由在于：一、活灵活现地译出了原作的语感和节奏；二、最接近原作的文学艺术气氛和文风，或者说“译文的风格和笔调与原文的性质基本相同”；三、不添油加醋，原汁原味地移植到汉语；四、保留原文的易读和耐读的品质以及流畅性；五、不教条不机械复制，保留一定的灵活和创造。从周作人的翻译不难看出，他受到了一些日本翻译理念中“忠实与再现”的影响，又不乏玄奘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周作人曾在谈翻译一文里说：“应该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该逐句译，宁可‘中不象中，西不象西’，不必改头换面。”他既非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也非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而是做到了“信顺的统一”，也“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鲁迅）。
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之后，日本一直在亚洲文学领域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西方很多先进的概念和主义都是率先登陆日本，在被接纳、消化、据为己用之后，再输送给东亚的其他国家。周边国家对石川啄木的翻译在时间上跟中国也比较接近。韩国对啄木的翻译和研究热情远远大于中国，至今出版的翻译版本和研究专著之多令我们望尘莫及。列表如下：
金基镇《白色手的叹息》（一九二四年八月《开辟》杂志）
金相回《无结果的议论之后》（一九三二年二月《新东亚》杂志）
金龙济《一人去、石川啄木诗歌集》（新太阳社一九六〇年）
张寿哲《道——日本代表作家百人集一》（希望出版社一九六六年）
张寿哲《一握砂——永远的世界名诗全集二》（翰林出版社一九六九年）
吴英珍《石川啄木歌集》（壮文社一九七六年）
吴英珍《现代日本名诗选》（壮文社一九八五年）
黄圣圭《石川啄木名诗鉴赏一〇〇选》（时事日本语社一九九四年）
黄圣圭《石川啄木入门》（中央大学校出版部一九九六年）
黄圣圭《可悲的玩具》（韩国文院一九九六年）
孙顺玉《石川啄木诗选》（民音社一九九八年）
尹在石《日本近代诗歌集Ⅰ 石川啄木》（HANBAT大学校出版部二〇〇〇年）
从时间上看，中韩都是在一九二〇年代初开始翻译石川啄木，但韩国的翻译和研究似乎比我们更投入和深入且全面。尽管不十分清楚韩国译介啄木的理由，但我想肯定存在有类似的需求。啄木在新体诗中对民主和自由充满向往，他的短歌群又扎根于日常的现实生活，以淡淡的口吻揭示着活着的孤独、贫穷的困惑和生命的本质。啄木被视为天才的同时，他的另一面却是生活的无能者和失败者，一直为生活所困，到处向朋友借钱，被称为“负债魔”。据相关研究统计，啄木生前欠下的债合计折合现在的日元大约有一千四百多万，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九七〇年，时隔近七十年，在筑摩书房出版社增订出版石川啄木全集时，发现他遗留下的、在东京用罗马字写的日记里有很多赤裸裸在浅草嫖妓的记录。啄木生前的同乡挚友语言学家金田一京助的儿子金田一春彦教授推测：“借钱嫖妓可能是导致啄木贫困的原因”之一。
一九一二年四月三日上午九点半，在东京都文京区久坚町的家里，石川啄木在父亲、妻子和短歌友人若山牧水的看护下，在稿纸上留下一句未完成的短歌后死去。十多天后，夏目漱石出席了在浅草等光寺为啄木举行的葬礼。啄木死后的两个月，他的遗腹子取名房江的女儿出生。一年后，他的妻子节子被传染上肺结核死去。一九三〇年，石川啄木这个世上唯一的骨肉——女儿房江也罹患肺结核死去，年仅十九岁。
田原
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