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纽约这座城市在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什么。至少，我们都知道其中的一些事实：两架飞机撞上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大厦，大厦随即起火并开始坍塌，2 763人在这起事故中丧生。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一系列事实的因果关系就是这般。有些人认为“9·11”事件的真相并非如此，他们认为两架飞机的冲击力不足以引发双子塔的坍塌，并坚信整个事件其实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实施的一项战略：双子塔被预先放置的爆破炸弹摧毁，而美国可以借此名正言顺地对中东地区实施打击行动。

“真知”这个概念往往被人们用作贬义，事实上，他们的确总是会被绝大多数人和各个领域的专家识破。但这些真知常常会与其他各种疯狂的阴谋论者结合起来，制造各种“真相”。他们认为，人类从来没有登上过月球，各种登月的影像都是电影公司虚构出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屠杀；世界正被一个叫“光明派”的神秘组织控制着，而这个神秘组织的成员或许是一群长得像蜥蜴的外星人，当然，它们可以变幻出人形。

毫无疑问，这些“真知”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嘲笑、拒斥他们也是不对的。 阴谋论者之所以会一再出现，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是疯子，而是因为有些真相通常是隐蔽的。 有时候，要在对同一事件的两种描述之间做出选择，就如同驾船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 之间航行一样，需要仔细考量。

认为真相是隐蔽的或者“秘传的”，这一观点伴随着人类的整个文明进程。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普遍认为，除了公开的普及性教义，哲学家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秘传的布道，而且只在他们的圈子内部流转。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有秘传的教义，这一点确凿无疑。事实上，直到近代，学者们才倾向于认为柏拉图的教义没有秘传的和普及性的之分。

秘传的事物不仅是隐蔽的，甚至有时被故意伪装起来欺骗大众。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就建议杜撰一个虚构的故事，告诉大众他们为何属于社会的某一阶层，以及他们为什么有义务捍卫自己的国家。苏格拉底声称，如果人们相信了这个故事，那“就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因为这会使人们更愿意珍惜自己现有的状态”。

《理想国》里的这个故事一再被后世的人们引用，也被认为是“高贵的谎言”的开端，即为了更高的目标而说谎。但很多时候，人们说“高贵的谎言”只是为了追逐私欲，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就被公认为这方面的代表。他曾说：“有时我们需要用语言来掩盖事实，而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不为人知。一旦被人察觉，那就要想好一套说辞，随时准备传播出去，为自己辩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句话虽然的确是“高贵的谎言”的典型例子，但却并非出自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之所以杜撰出这样的话，或许是为了论证“高贵的谎言”的合理性，又或许是为了人为地拔高或突显马基雅维利非道德论者的身份。

阴谋论者由此得出了两个预设： 首先，重要的真相总是隐蔽的，它们经常被人为的谎言遮蔽；其次，人们之所以掩盖真相，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 我们甚至不需要太愤世嫉俗就可以推知，如果一个人有兴趣遮蔽一些秘传的真理，那么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这么做。

这其实也是柏拉图在“盖吉士的戒指”（Ring of Gyges）这个比喻中所讨论的道德问题。这枚戒指可以让佩戴它的人隐形，而苏格拉底的对话者格劳孔（Glaucon）认为，一旦拥有了这枚戒指，“没有人的本性是正义的，没有人会继续坚持正义”，他们会窃取各种自己想要的东西，会“随意地与人通奸”，无所畏惧。而谎言就像“盖吉士的戒指”一样，目的是掩盖罪恶，使自己的行为不被人觉察。当然，你也不必认为所有人都会利用这样的隐形法宝来为自己开脱。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阴谋论会成为事实。最著名的阴谋论之一或许是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着美国的媒体。而实际上，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确发起过“知更鸟行动”，监听华盛顿记者团的成员，并收买记者进行相关的政治宣传，但它从来没能控制美国的整个传媒行业。

有时候，阴谋论可能真的包含一些真相。虽然这样的例子十分罕见，但它们至少表明了，对阴谋论置之不理是远远不够的。对那些关心真相的人而言，我们需要做的是提供一种方法，使他们能够区分阴谋论中合理的部分和不合理的部分。

然而问题是，大多数人既没有时间也不具备知识去区分良莠。 还是拿“9·11”事件为例，很多人从常识出发得出结论：飞机撞击双子塔的顶部并不会导致这两座摩天大厦瞬间坍塌。如果要指出这一结论的错误之处，那你要么需要自身具备动力驱动方面的专业知识，要么需要信赖他人的专业素养。而对大多数人来说，除了信任别人的专业素养，他们别无选择。

然而，诉诸权威向来不是最好的选择。就像意大利成功转型为政治家的喜剧明星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所说的那样：“业余选手正在征服这个世界，对此，我倍感欢欣鼓舞，因为正是专业人士把世界压缩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贝佩·格里洛这番有关专家的消极言论并非完全不理智的。专家的确在很多著名的事件中犯过错误。例如，关于脂肪和糖分的相对不健康性，“千禧虫”电脑病毒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威胁，出现在伊拉克的武器对民众造成的大规模伤害，预言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健性，在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政策的各种优点，等等。事实已经证明，专家并不总是正确的。

因此，到了21世纪，人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一方面，人们知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有些真相会被一些强有力的组织掩盖；另一方面，人们无法分辨出哪些秘传的真相才是真的，同时又不信任专 家，也不肯放手让他们替自己做出选择。

尽管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有时甚至是毫无证据，但仍有越来越多的人坚信有很多重要的事实被掩盖了——这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毕竟，关于缺乏证据这一点，人们也能自圆其说：如果真相都被成功地掩盖了，那相关的证据肯定也被成功地藏匿了。

尽管如此，但如果退一步来想，很明显是我们矫枉过正了。当一个总统候选人能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对选举舞弊和电话窃听事件发表声明，而毫不顾忌或害怕可能导致的后果，可见我们对秘传真相的信任真的是太过泛滥了。 偏执的妄想和合理的怀疑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就盲目相信有很多真相被掩盖了，他们才会进而相信那些所谓的被解密的真相。所有事实被反转的事件的存在，都是因为有人有意想欺骗我们。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某些事实被掩盖了，就想当然地认为如此，这实在是一种鲁莽的行为。即便是要寻找被埋葬的珍宝，我们也不会随意地在某个地方任意挖掘，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在谎言、第六感和未证实的断言之中寻找所谓的被掩盖的真相。

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在谎言、第六感和未证实的断言中寻找所谓的被掩盖的真相。

要想减轻怀疑论的倾向，最好的典范就是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做的，把严格的怀疑论和对谬论的觉察力结合起来。休谟提出过一句简单的格言：“聪明人会把自己的信念诉诸证据。”对于那些声称是秘传的真相的事情，我们必须严阵以待，寻找能证明其真实性的充分的理由和证据，而不能仅仅因为怀疑有人掩盖真相就妄加相信。相反，如果寻找到了证据，即使它的证明力比较弱，我们也应该因此认为自己的信念是合理的并加以接受，当然，同时也要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

有时候，搁置事件不进行判断所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例如，哲学家杰伊·肯尼迪（Jay Kennedy）声称，他发现了打开《柏拉图对话录》（ Great Dialogues of Plato ）中秘密教义的钥匙。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劝服同事们接受这一观点。当然，我们也不需要深究这件事。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说还没有发现支持证据的话和说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为假的话是有重要区别的。虽然不知道如何鉴别证据的真伪，但我们可以搁置这个问题，等待历史做出判断。肯尼迪教授和“9·11”事件的那些所谓的真知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提出这个观点并不是为了欺骗大众，也不是为了愚弄同行。

对批判性的思考者而言，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要适度地怀疑，但不要成为彻头彻尾的愤世嫉俗者。 无论是完全不怀疑还是彻底地愤世嫉俗，实际上都是轻信的行为，只不过是不同形式的轻信：前者是轻信官方的立场，后者则是轻信他人的风言风语。想要防止阴谋论占据当今文化的中心位置，使其回归文化的边缘位置，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再次发挥自己的质疑能力。我们需要质疑和怀疑，但绝不需要升格为愤世嫉俗。 qFrtAviZ67ORduvgLGV4Lqv2UFge6cTo/+5MQw/AxC/s1L0SQ2jSRV0y+8yUIJq1